权力催生资本、权力引导资本，这是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的起步。没有这样一个“扶上马、送一程”的阶段，中国羸弱的资本主义难以起步。而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双向渗透。

大清权力与资本系列之

　　清末铁路建设中的“租股”制度是资本权力化的2.0版本。图为李鸿章出席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的开业。

官督商办：权力资本化

　　晚清时期，“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有两个不同时期的版本。其1.0版本，就是“官督商办”。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企业虽然是自我管理的独立法人，但政府还是派人进来进行监督和指导，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董事长的角色。前面提过，“官督”的初始动力，其实是为企业提供信用平台和监督机制，甚至启动资金。当然，“官督商办”造成很多问题，官、商之间冲突不断，后世很多人都将此简单地归咎为权力对资本的侵蚀，其实，仔细看看每个个案，都会发现，这其中的利益纠葛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官、商划线，在这种机制下，其实很难分清究竟何人是官、何人是商。总体来说，官督商办在当时的确是市场发展的需要。

　　到了第二轮改革开放时，政府开始更为自觉地退居二线，“官督”二字基本消失了，成了纯粹的商办，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的退出，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了。而且，“官督”的缺位，并不必然导致“商办”能力和效率的提升。中国“资本”的无能和疲软依然存在，既缺资本，也缺管理，还同样缺乏信用。如今，又缺乏了来自官方的监督，这造成这些企业的高管们既不受官方的监督，也不受股东的监督。当时的财政部（户部）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说这些“企业家”们“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这个阶层，就是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绑架了整个改革，导致民众与政权的双向隔阂，并最终引爆辛亥革命。

租股：资本权力化

　　“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2.0版本，就是所谓的“租股”。

　　在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新政”中，随着“官督”逐渐退出，“商办”依然需要公权力的保驾护航，包括最为基本的筹集建设资金。政府就给了一批所谓的民营企业一些特殊政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征收“租股”的权利。

　　“租股”就是以租为股，将建设资金按照田租的比例，强行摊派。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民众“被股东”，强行纳入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租股”做得最大的，就是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在各县都设立了“租股局”，抗交者是要被暴力强制执行的，租股局的权力比税务局还大。在那样的制度设计之下，其实是用公权力、甚至是国家机器的暴力，为所谓的“民营企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保驾护航。这种“民营”企业已经变质，至少绝不是纯粹的民营企业了。

　　现在一些学院派的人，不深入史料，用二元论简单划线，将晚清的铁路国有政策说成是“国进民退”。只要认真考诸当时的史料，哪有“国”和“民”的区别嘛。所谓的民营企业，也是手握权力的“二政府”、二大爷，依靠权力在支撑着民营企业的运行。无权无势的真正民营企业，根本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在史册上留下痕迹了。

　　川汉铁路公司，靠租股集资了上千万银两，都是从农民的嘴巴里一口口抠出来的。在公司的制度设计上，高管们给自己设立了很多可以上下其手进行“运作”的空间，只有股本金达到50两以上的，才给股权证，但是一般老百姓家，一年的集资也交不齐1两，一辈子也无法得到代表股东权利的权证。在他们看起来，这哪里是什么股本金，而是彻头彻尾的苛捐杂税而已，至于什么股东的权利，更是遥不可及。

　　用这样的方式，为所谓的民营企业集资，收上来的本应是资本金，却大量用于这套征收体系低效运转的维持费用，在过程中就被大量消耗，这又增加了集资的时间成本，总是难以达到预算的集资额度。这对于高管们来说，并非坏事，集资计划没有完成，这帮人就可以永远享受这个高薪的职位。

　　“租股”是造成宣统年间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这四个铁路建设的重点省份，租股成为加剧农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问题。当一个国家的基本建设，要靠授予民营企业特殊权力来推进，政府完全可以自己推，效率还更高些，何必要多一个中间环节呢？而且，将权力这种核心“要素”轻易授受，导致了进一步的失控，这叫“自寻死路”。“保路运动”的引爆点，就是这种“租股”生态下造成的企业腐败，导致企业既得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最后点燃了辛亥革命。从这个角度看，清政权将“公器”轻易授人之举，不仅是经济上的败笔，更是政治上的幼稚（参阅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

权力资本主义

　　这种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究竟该叫什么资本主义？

　　它的核心就是权力与关系。关系Guanxi这个词，如今在英文里面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不必用其他词汇来解释。在清代的海外报纸上，我也看到这个词的出现，当然拼法不同。全世界人民从那时都知道中国人讲究这个东西。

　　有人说，这种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不准确，应该是“权力资本主义”。这不是文字游戏，“权力”和“权贵”一字之差，却有根本的区别。在“权贵资本主义”下，利益结构更为固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十分困难，而在“权力资本主义”下，虽然全民追逐权力，但是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还在，平民子弟、甚至草根阶级，依然能够通过对权力的追求与把握，而跻身上等阶层。只要你胆子够大，步子够快，你可以实现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胡雪岩就是很好的典型。

　　权力资本主义下，对权力这个第一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追逐，是全民性的。权力本身作为生产要素的强势投入，的确造成了很多经济问题，也造成很多政治问题。现在有很多学者及民营企业家，总是将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打扮成为受害者，似乎很无辜，这基本是胡扯。

　　在中国特色的资本-权力孽缘中，资本绝不是“被强暴”的受害者，它是积极主动的，资本与权力其实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合奸”关系，如同鸡和蛋一样，难以弄清究竟是谁先投怀送抱。资本对权力的追逐，以及权力对资本的青睐，都是基于逐利的天性，也基于中国特色的权力“生产要素化”的现实。将权力当做“生产要素”，是渗透在我们的文化血液之中的，不能单纯地指责一方，尤其不能单纯地指责政府，政府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这片土壤中长出来的树苗，有什么样的民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府。如果要改变，就必须从改变土质开始，至少，那种将政府的树苗拔去重栽的做法，毫无意义。当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川汉铁路股票——腐败不分所有制

　　学者郑观应曾经谈过在中国办企业的两难处境：“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继，两弊俱去。”

　　面对这种局面，他提出来的什么“上下相继，两弊俱去”，还是无法操作的废话。而在这“两弊”的背后，正是困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致命问题：腐败现象，贯穿在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不仅国有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内部，都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这正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给明治天皇的报告中分析的，中国不仅是官场腐败，更是全民腐败，“上下交征利”。

        不择手段，胜者为王，人人在害别人，人人在抱怨被别人害。这就是大清特色的权力资本主义下的丛林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