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全国各路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落入了最低谷。如何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入高潮是所有共产党人时刻关注的问题。还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变举起了“北上抗日”这一最能代表全国人民心声的旗帜。

　　长征一到陕北，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会议正确分析了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在12月27日召开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他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①毛泽东的报告，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的重点，首先是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

　　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实力派。在蒋介石命令下，他们都参加了“剿共”战争。但是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们都有抗日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分析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情况，决心把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为建立抗日发展统一战线的重大步骤。

　　1935年9月，张学良指挥“西北剿总”十万之众，向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陕甘仅有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人数只七八千人。然而首战劳山，东北军一一○师大部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再战榆林桥，东北军一○七师又遭沉重打击，六一九团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张学良认识到，红军是有战斗力的。10月未到12月中旬，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行前，他嘱咐部下将领与红军作战要小心谨慎，严令在他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然而在他开会期间，直罗镇一战，东北军一○九师和一○六师两个团被歼师长牛元峰又阵亡。在发动“围剿”的三个月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在东北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给了张学良及其所部官兵的极大震动，使张学良认识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剿共”，不是出路。他开始另找出路。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做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是促使张学良从“剿共”转向联共抗日的关键因素。在陕甘三战三捷中，红军俘的东北军官兵有数千人，其中军官有600人，红军对他们生活上给以优待，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红军把全体东北军被俘军官集中起来，开了一个热烈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并作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形势，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这使他们深受教育，非常感动，他们被释放回东北军后，积极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使东北军内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版第141页。

　　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与张学良关系亲密，抗日要求相当强烈。被俘以后，他断定必死无疑，更不信会释放他，但是红军不仅没有杀他，而且对他待之如宾，让他参观红军的营地和生活，红军领导人彭德怀等亲自找他谈话，使他深受教育。他主动找彭德怀说，张学良、王以哲等都有抗日的要求，东北军将士更是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与红军合作的。彭德怀果断他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种工作。”随即派骑兵护送高福源到王以哲部防地。

　　高福源到达洛川，见到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详细汇报了在红军中的经历和见闻，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王以哲立即密电张学良：“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张学良接电后，第二天就亲自驾驶其座机飞到洛川。

　　张学良正在积极寻找与红军的联系渠道，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非常高兴，要高休息一二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式商谈一下。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进入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了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高福源，表扬他的行动。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去与张学良谈判。

　　为进一步争取东北军，1936年春节前夕，毛泽东指示围困甘泉的红军：主动停止攻击，让开大路，纵敌南归。当时被围困在甘泉的东北军约一个团的兵力，己被围三四个月，缺乏粮食，马匹已杀尽吃光，缺少柴禾，桌椅板凳门窗均已烧光。依靠空运接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以外无援兵，红军即使不进攻，这部分东北军也已无法继续维持。红军让路给他们南撤时，在路旁列队唱歌，送饭送水，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东北军官兵被红军的行动所感动，热泪盈眶他说：再也不来攻打红军了！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回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抗日反蒋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东北军的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规定：“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还与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写信，指出：“先生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蔽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记图之。”①毛泽东还单独给东北军军长于学忠、王以哲等写信，晓以民族大久，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东北军下层官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6年二三月间，红军代表李克农到洛川会见王以哲，达成了红军与六十六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通商和交通三个口头协定。随后又与张学良会谈，商定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会谈后，李克农于3月7日离开洛川，前往晋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会谈情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页。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的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是有诚意的，即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李克农一道去延安会晤张学良。4月9日，在延安天主教堂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会谈，红军方面还有李克农和刘鼎，东北军方面还有王以哲参加会谈。会谈气氛热情坦率，开诚布公，就许多政治和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谈中，张学良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扭转蒋介石的错误政策，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就，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这是个重要方针政策问题，愿把这个意见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决定。张学良非常高兴他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拉，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会谈最后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谈判的成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一步。

　　毛泽东对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工作也给予很大关注。杨虎城当时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是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将领，主张抵抗日寇入侵。他与共产党人早有交往，大革命失败后，他保护过共产党人。他与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也不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毛泽东对杨虎城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决定利用蒋、杨矛盾，争取杨虎城联共抗日。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联络局负责人南汉震（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他曾任陕西省府秘书长，与杨虎城有深厚友谊），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到南京去找杨虎城，向他传达中共《八一宣言》精神，建议他与陕北红军沟通关系，订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杨虎城对宣言内容表示同意，要南汉宸提出实行合作的具体办法。南汉宸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供杨虎城考虑。

　　同月，毛泽东派在陕西省委军委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工作的汪锋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行前，毛泽东与汪锋进行了多次谈话，询问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情况，汪锋作了详细回答。然后，毛泽东精辟分析了全国政治形势，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交代谈判的具体任务。他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毛泽东又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①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嘱咐，使汪锋对完成谈判任务充满信心。

　　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写了一封给杨虎城的信，交给汪锋带去转交。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②

　　汪锋到西安后，三次会见杨虎城，转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信，双方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12月下旬，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工世英到达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双方进行抗日教育、抗日准备等协议。

　　1936年春，王炳南从德国回国，党中央派他去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信心。后来，杨虎城思想有过动摇，毛泽东又亲自写信做工作。8月13日，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赞场他“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也批评了他：“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①同时，毛泽东给爱国进步人士、杨虎城的总参议社斌丞写信，请他给杨虎城做工作，以坚定杨联共抗日的态度，9月，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张文彬即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这样，红军与十七路军统一战线关系正式形成。

　　对山西军阀阎锡山，毛泽东亦积极进行争取工作。红军东征的胜利，使阎锡山尝到了厉害。红军回师后，毛泽东于1936年5月25日致函阎锡山，揭露蒋介石强制、监视晋军****的险恶用心，表示红军愿与晋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的真诚意愿。阎锡山因恐遭蒋们石排斥、控制，又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人民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为了保持对山西的统治，被迫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中共派正式代表谈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派遣彭雪枫、南汉袁为代表，携带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阎表示愿意联共抗日。彭雪枫即以中共联络代表名义在太原住了下来。1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阎锡山，表场阎在西安事变中反对内战、“共维大局”等主张，提出了建立电台联络、徒步通信站、晋陕经济通商等建议。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各项要求均得到了落实。

　　薄一波出狱后，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他向阎锡山提出了三条：第一、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都做，不利的事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对我们用的人，应保障安全。阎锡山表示同意。这样，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山西也获得了重要进展。

　　①《西安事变新历记》第105—106页。

　　②《西安事变简史》第20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页。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爱国义举，毅然扣留了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2月12日晨5时前，张学良致电毛泽东、电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旧怨，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道，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准备全国抗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继续以主要精力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他根据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适时地向全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其中，特别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任务的中心环节，看不清其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此，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希望蒋介石能够履行他在西安允诺的条件，即改组国民党政府、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保证人民权利、联合红军抗日等，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翌年2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现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此后，国共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两党重新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谈判。

　　毛泽东除在原则上和具体步骤上对谈判工作进行指导外，还从多方面着手，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多次致信致电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力陈抗日救国大义；1937年5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负和平使命赴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口号；继1936年夏秋间同斯诺的谈话之后，他又先后接见吏沫特菜、海伦·斯诺、范长江、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中外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既告诫全党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又及时提醒党员干部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和联合，注意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他亲自起草祭黄帝陵，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祭扫黄帝陵，表达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仰和团结全民族共赴国难，光大古邦的决心。

　　经过毛泽东和全党上下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迅速从逆境中走出，成为抗日救亡的旗帜、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毛泽东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立即投入民族抗战的神圣事业。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坚定无畏的丰碑。在这座雄伟的丰碑上镌刻着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光彩夺目的名字，而最不寻常的名字是毛泽东。长征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对长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的名字将与长征这座丰碑一道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人们将一代又一代地从毛泽东的身上吸取勇气、智慧、献身精神和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