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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单干多年后重走合作化:一位老农技师与土地的故事

作者:人民食物主权微信  更新时间:2016-08-14 10:51:13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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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是人民食物主权“2016·农村新发现”暑期调研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今天,很多人习惯地认为,读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逃离农业。本文的主人公老宋是当年农村的佼佼者,被选拔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然而,他却数次放弃了留在城市获得更好职业的机会,一辈子扎根在农村。是什么促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老宋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与土地、与农业的不解之缘。他为我们再现了集体时期农家子弟对农村的深厚情感,回忆了工农兵学员如何被选拔、如何做到学习与劳动并重。他重温了集体时代黄土高原小江南轰轰烈烈的水稻种植,也反思了分田到户之后水稻的没落;痛定思痛之后,他又带领着村民重走合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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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关心集体,弃医学农

  我是1943年生人,今年74岁。我这一生一直没有离开土地,没上小学就到地里干活了。我的父亲是贫农,解放前没有土地。土改后才分了12亩地和3间房。我家里有4口人,我们兄弟2个,哥哥是父亲前任妻子生的。1949年父亲再婚娶了我妈,生我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

上学的时候家里穷,我就在哥哥家生活。那时隔壁有一个大夫,他的儿子小,我有时间就到他那里去,常和他在一起,还给他担水、喂猪。他很喜欢我,给我买学习用的东西,还和我说,上完中学后就来和他学医。我初中没有读完,父亲身体就不好了。后来我去了内蒙古H镇的煤矿学校。那时学校还在建设中,学生还要搬砖,睡觉睡在稻草上。到了冬天我有些感冒,咳嗽严重,父母亲干脆就让我回家了。回来之后,我就在村子里参加劳动。还和隔壁的大夫学过抓药、打针,想着将来自己做医生。

我爱读报纸,就订了《山西青年报》。认真学习之后,我的思想有了转变,认识到做人不能只想着自己,还要想着集体。1964年国家提倡搞科学试验,派下乡工作组和技术员到农村。下乡的工作组跟现在干部下乡不一样,他们作风好,与村民同吃同住。我关心集体发展,经常向技术员学习,常常会发表一些关于农业的意见。1965年市玉米所培养粮杂技术人才,向我们县要5个人,我们村有一个指标。当时的大队长和书记看到我对农业感兴趣,就选了我去。所以说如果不是因此转而学了农学,后来我可能就成了赤脚医生。

学成返乡,坚决向集体汇报学习成果

  1965年3月份我去了市玉米所,一直到收获季节结束才回来,前后共6个月。玉米所里有10-20亩的试验田,里面种了玉米、谷子、水稻。当时我工作细致,也很在行,农活做得比其他同学好,老师就让我来管理试验田和学生。毕业的时候地区专员来给我们讲话,鼓励我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要啥可以拿啥。我们县的5个人都拿了一些种子,我拿得最多。

回到村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提倡农村青年又红又专,提倡群众性的科学试验。当时派我去学习的书记被斗了下去。老书记干工作很硬,是一就是一,说到就要做到,很有威信。替代老书记的代理书记是从农场来的,一直在搞育种方面的试验与示范。我原来认为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于是一回来就向他汇报。可是他并不热心,还说,学了就行了,在村里就好好劳动,我在农村多少年了,在村里搞是不行的。

代理书记支持不支持是一回事,但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全体村民汇报,因为我在培训当技术员的时候,村里每天都给我计工分,我有义务向大家汇报学习的成果。代理书记让我等通知,可等了半个多月,还没有通知。想到地区专员的嘱托,玉米所领导、老师的热切期盼,我有点按捺不住。

机会终于来了!20多天之后,公社的工作队来了两个人,给大小队的会计和保管员开会。那时候开会很频繁,两三天就开一次会,抗旱、追肥、病虫害防治都开会,开会才好统一工作。人家没有通知我开会,我就主动要求上去汇报。汇报结束后,反响很好,工作队觉得我的汇报很好,当时的村民和副村长也支持我。

顶住压力,开创大队试验田

  1966年大队给我划了12亩地做试验田,其中一块地有七八亩,其余的地块很分散,有些小块地藏在院子里头,但这样正好符合了育种的隔离要求。试验田里种了高粱、玉米、黍子、谷子、小麦等。12亩试验田我一人照顾不过来,需要人协助。村里人不愿意协助我,因为他们担心付出了劳动,却兑不了现(把土地放荒了,交不出粮食),年底拿不到工分。还好,家里的父母支持我,父亲帮着除草,母亲间苗。有时候看在个人关系上,也有别的人帮忙。我起早摸黑,根本不考虑自己,搭了个棚子,就在地里住。

这件事引起了县里的重视,技术推广站推荐给了农委,县里的领导也来看,试验田的工作就开始好搞了。苗长大以后,山西农大、中国农科院和南开大学也过来看。第一次种的试验田成功,队里专门准备了3间房开现场会,玉米还没有收割就连根拔起用来展示。试验田的成果还拿到本地的小学展示给大家看。收割之后,又拿到县文化馆展示了半个月,给全县看,我还当了解说员。当年,我的试验田各种作物平均增产10%-30%。杂交玉米产量翻番,高粱增产最为明显。当时一般高粱品种亩产700、800斤,我试验田里亩产1500斤,有的地块甚至达到1700、1800斤。村里人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认为要相信科学。以前不太支持的代理书记也说事在人为,非常认可试验成果。我的育种试验为全县第2年推广杂交育种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北种南育,细心发现不育系

  海南的气候温暖,一年可以种2次或者3次,加快种苗繁殖速度。那时各省市都去海南岛育种,称作“北种南育”。1966年冬天,省种子公司组织了20多人的育种队,到海南岛搞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育种试验,我是其中的一员。

在海南育种期间,我总在地里。一天,我在埃及205的品种中发现没有花粉的雄蕊,后来又发现了10、20株表现不育性的玉米株。我知道各种作物里都有不育系,就用其他植株的花粉和我找到的10-20株授粉,保持这种性状。第二年我把这些拿回了县里。我发现不育系的事情引起上面重视,弄了三年保持了作物的性状。

从海南回来后,大队的试验田扩张到150亩(大队一共是3000来亩土地),都用来育种。试验田的育种成果先满足本大队的需要,也给公社的其他大队,有时也给县里,甚至外省也有来的。1968年,试验田的成果开了现场会,山西日报、电台的都来了。会上我发言,讲了不育系的育种过程,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试验田的成果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1966年-1972年我到公社兼技术员,当时是半脱产状态,就是在大队拿工分(每天10分),公社提供一个月15元(当时全职的每个月30-40元)的补助。那时大一点的公社都要自己搞育种。我们公社已经有了两个骨干,我安排工作后,他们就能干了,所以我还有时间到其他公社看看。

当了工农兵,还要回乡干革命

  1972年大队来了3个人,专门让我去山西农大,作首批工农兵学员。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不想再出去,大队答应帮忙照顾我妻子,我才离开公社,到了山西农大。1972年山西农大还是工宣队驻学校,我在那里待了小3年,学农学专业。学校对工农兵学员很重视,让工农兵学员也参与学校管理。我还兼做老师,其他学生是8个人1间房,我是1个人1间房。当时学校很重视科学实验,特别是我们班的50个人,我们利用楼与楼之间的空地搞实验。  中央对工农兵学员有个政策,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已经表态要回去。当时教玉米的王老师邀请我去大寨农学院,我拒绝了。学校也要留我,但我肯定还是要回去,说到就要做到。

1974年我从山西农大回来,地区专员到第一招待所来找我,问我想去农业局还是研究所,我说哪儿也不去,我已经表态了,还是回我们村。到地区接我的人一见面就骂“你这个人了,表态是表态了,但在农大不是干革命,地区不是干革命,只有回村里才是干革命?你非咬着要回来,你这个打香灰(当地俚语,是敲打香炉时香灰扑面,寓意自毁前程)!”回来后,乡里的书记还是用同样的话问我,在乡里工作是不是也是干革命。我说不过,只好留在乡里良种场搞育种了。

水稻种植,集体时代最香甜的回忆

  1974年冬季,全县准备大搞水稻种植,目标是5万亩。根据当时统计,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超过4万亩。当地的大米质量又好又有名,我们县的盐碱地也适宜种植水稻,收成不错,人们也喜欢吃大米。那时候,火车道的两旁都是水稻田,尤其是火车道南边的土地,靠近河流,绿油油的稻田把那片地区变成了一个小江南。

为了把水稻种好,当时花了不少心思。首先就是改善播种方式。以前水稻种植都是采用直播(手撒秧苗)的方式,直播不仅费水,还不能保证禾苗密度适中,因此直播稻秧很难达到高产。后来部队来此驻扎带来了插秧技术。原来采用直播方式的时候,水稻亩产600-800斤;而通过育秧和插秧技术的推广,水稻亩产达到1000斤,最高可达1400~1500斤。当时我们的公社就种了4000多亩水稻。其次,就是改良土壤。稻秧喜欢酸性土,为了调和土壤酸性,我们专门去市里的糠醛[1]厂,把他们的渣料拉回来,施到土壤中调酸。经过调酸后的土壤非常有利于育秧。在此之前,糠醛厂的渣料都是直接倒在河里,现在把它们用来对土壤进行调酸,达到了变废为宝的效果。经过种植技术的改善和土壤的改良后,我们又引进良种——东北的杂交稻。此外,在肥料方面,当时水稻种植以农家肥为主,主要是鸡粪和马粪,那时候大家对农家肥很重视。当时虽然就已经出现了除草剂,但仅仅是小规模范围使用,尚在试验之中,因为除草剂用少了不起作用,用多了又会把稻苗烧死。水稻种植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水,需要防治的病虫害是稻瘟和稻蝗。

 经过大家不断的摸索,水稻种植在我们县开展的红红火火。

  [1]糠醛渣是生物质类物质如玉米芯、玉米秆、稻壳、棉籽壳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下脚料中的聚戊糖成分水解生产糠醛( 呋喃甲醛)产生的生物质类废弃物。

为何分田到户后,水稻却没办法再种植了?

  分田到户之后,原来集体时代轰轰烈烈的水稻种植渐渐变得萧条。我觉得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一、 销售价格和种植成本的增速并不同步。改革开放后粮食价格增长缓慢,而种植水稻的农资投入却在急剧上涨。  二、 水稻种植十分费工,现在农村的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失,村里大都是老年人,依靠这群老人实在难以维持水稻种植。在我们这个地方,1个劳力能种10亩玉米,但同样的劳力种植水稻的话,却只能经营3亩。

  三、 一家一户的水稻种植不适应机械化的时代发展要求。现在种地都要求用工少一些、效益高一些,可是现在人均土地只有1、2亩,多的也不过3、4亩,土地的分散使得机械化难以推广。以喷洒农药为例,分田到户后每家每户都拿得着喷雾剂到稻田打药,既不利于省工,又浪费药剂,同时还浪费了不少时间,这就造成了种植成本的加大。灌溉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派出一个人去看水,这也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因为灌溉的时候只需要保证水能够一直流入田中就好,如果是集体经济时期,100亩地浇水只需要1个劳动力就够了。所以说,现在一家一户很不适应现代化,新技术再怎么宣传也是难以推广。此外,一家一户单干也对土壤的肥力造成了严重影响。分田后农家肥的使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公社时期所有秸秆全部还田,那时候队里安排了15个人,白天黑夜地铡秸秆,机器不停运作,人员轮班替换。当时骡子房多,农家肥也多。沤肥3天之后就能有气体冒出,10天左右就可以沤制好,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再把这些肥撒到农田里去。那时正在提倡大寨的海绵田,大家执行力也强,大队一开会就推广下去了,但是要搁现在,根本没办法推广,再怎么呼吁也没人听。由于对农家肥的忽视,全县土壤的有机质下降到了只有1%。

  四、 水源问题。地下水水位下降,水源严重不足。现在打井取水,越是干旱的地方、干旱的年份抽水越多,抽水越多水没得越快。现在降水量比过去少,原来打井只需要打到地下20、30米,现在却需要100米。我小的时候还能在河内耍水游泳,现在河床都干了。

分田到户之后出现的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县水稻销声匿迹。

新时代的反思:重新合作,水稻种植再度兴旺

  2008年,我们村里的20户建立起一个水稻种植合作社。合作社里耕种着来自80多户的800多亩土地。合作社种植的水稻产量可达1300斤/亩,每亩地能打900斤大米,而每亩稻田的投入则在500、600元左右,纯收入差不多是1300元左右。

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统一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推广新技术等服务。现在,我们合作社90%的土地都采用效率较高的抛秧技术。一个人一天可以抛7-10亩的秧,但如果是人工插秧,一人一天只能插一亩多的秧。除草这块,合作社主要是用除草剂,而没有人工除草。只有除草剂除不掉的大草,人们才会人工去锄。稻子采用机械收割,用的都是个人的收割机,合作社里共有5部。

我目前在合作社给他们做技术顾问。以前社员们让我做法人代表,我拒绝了。但是,因为我是农业技术专家,合作社的事务都是我在跑,比如替大家统一购买种子、除草剂等。我买的东西质量好,不会上当受骗。而且我的人品大家也信得过,大家知道我并不收费也不贪污。我现在靠自己的退休金过活,帮大家搞合作社只是想给村里人服务。

在销售方面,合作社的水稻市场一般是面向本地。偶尔也会有大城市的收购商来收购,因为我们种出来的大米质量不比东北的差,本地销售的大米价格可以达到2.5元/斤。

种水稻的水源现在主要是靠水井。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用河水灌溉,现在河水水位下降,而且水质也已经受到了污染,所以不能再灌溉稻田。现在能够给合作社稻田提供灌溉的水井共有10口,主要都是国家出钱给打的,配套设施上国家给补一小部分,其余都是村里人自己配套的。合作社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维护和管理这些水井,不过工作量很小,只是记录一些农户用水量的情况,所以并不领取工资。大家浇水的费用是按照自己入社的亩数分摊。
注:本文主人公老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