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三论国家公祭日：必须总结南京沦陷的教训

　　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国家公祭日的活动，也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年。到了今天，这些纪念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控诉日寇，展示悲情，祈愿和平！

　　这当然是可以的，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总结南京沦陷的教训。要知道，南京大屠杀正是南京沦陷的后果。如果国军能成功的保卫南京，那当然不会有大屠杀；如果国军守不住南京，但能够迟滞日寇，同时有序疏散市民，也能够避免大屠杀，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屠杀的规模。

　　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真实出现的是最糟糕的情况：既没有守住南京，也没有疏散市民。攻占南京的日寇兽性大发，南京遭遇了真正的浩劫。

　　从军事专业的眼光看，1937年底的南京保卫战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耻辱——15万国军不能抵挡5万日军的进攻，声称要与南京共存亡的卫戍司令官唐生智率先逃走。国民党军事当局战前不作周密部署，撤退时又不能冷静指挥，谋定后动，而是一哄而散，土崩瓦解，争相夺路逃命，自相践踏造成的伤亡甚至超过了作战，同时把南京的市民、难民、伤兵、溃兵统统丢给日寇，使他们成为日寇屠刀下的无助羔羊。

　　奇怪的是，国民党军事当局的腐败无能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揭露与谴责，国军反而在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中被英雄化了，同时也在《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之类的电影中被英雄化了。这让今天的观众充满了好奇心：为什么这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军铁血勇士、以一当十的孤胆英雄却守不住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亡灵因此受到了无情的嘲弄——他们在电影里得到了在现实中从没有得到过的国军保护。

　　国民党和国军不能冒充英雄，更不能冒充受害者。他们对南京的沦陷、南京市民遭遇的惨祸负有重大责任。

　　国家公祭日，纪念南京大屠杀，不总结南京沦陷的教训，就不是真正面对历史，就等于拒绝接受历史教训，就隐含了重蹈历史覆辙的可能性！

　　南京沦陷的教训，军事失利只是表象，政治的腐败落后才是本质。耻辱的南京保卫战，只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失败的一个缩影。国民党在南京保卫战中犯下的所有错误，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没有得到任何改正，在抗战结束前的豫湘桂战役中，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为什么说国民党的政治是腐败落后的政治？这是因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国民党，已经蜕变成一个封建性、买办性的政治军事集团，政治基础极其薄弱。国民党当局由于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支持来进行抗战，所以便迷信唯武器论；同时寄主要希望于国际调停，即英美的干预；更因为这两点是完全靠不住的，所以国民党的军政高层，也都陷入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而不能自拔。

　　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将领却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即便是在1937年宣布抗战开始的“庐山谈话”中，蒋的言论也透着浓浓的绝望：“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论调就更过分了，他在所谓《最后关头》的讲话中说：“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慷慨悲壮，但实际上却是在暗示：抵抗绝无取胜的可能，结局只有毁灭之一途。

　　国民党的军政高层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又如何能够领导国军打胜仗？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只有依附性，没有主体性的蒋介石又决计搭美国的便车，积蓄力量准备反共，所以迟迟不肯对日寇发起反攻。这又导致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交换苏联出兵远东而出卖中国利益，一个今天也不能改变的地缘政治后果就是外蒙古的独立。

　　不能说蒋介石在主观上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代表了买办集团的利益，他推行的一切内外政策，都是以不损害乃至要增进买办集团利益为前提的，这就使他不能不反对买办之外的中国几乎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他的这一立场，使他根本无法凝聚全民族的力量驱逐帝国主义（既包括日本帝国主义，也包括英美帝国主义）。蒋介石既不能有效抵御日寇的入侵于前，又和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全面出卖中国领土、领水、领空于后，无法挽回的走上了卖国的道路。

　　简言之，南京沦陷以及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失败的教训是：凡是不能实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数人的制度，推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数人政策的政治集团，无论其怎样空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最后却一定会走向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卖国主义！

　　相反，由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经济平等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策诉求，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抗战时期的“二五减租”；又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使得毛主席和共产党能够成功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不仅领导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还领导中华民族用“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境遇来说，民族主义的理想、诉求，只有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以及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才可能是刚健有力的，强大的、成功的民族主义。离开社会主义空谈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欺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主席言简意赅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华民族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而存在，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否则就永远不能走出南京保卫战失败和南京大屠杀浓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