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沈阳旧照

        原本写过《宋元明清·儒3》，就想直接从新中国开始写起。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现，要想说明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则作为中国走入现代的混沌阶段的“清末—民国”这一阶段，实在无法一笔带过，否则就难以搞清，为什么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的建设时期，会有许多当代研究者、当代“吃瓜群众”感到难以理解之处；也难以说清楚，为什么当代公知的基本思维和基本逻辑，是可笑而可悲的；同样也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习总会指出“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把民国和清末看做一个阶段，即1900到1949，则是从当时中国的“上层结构”和“底层民众”的角度来看的，即，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主流社会生存方式”，在整个民国阶段和清末，没有本质性的不同，所谓旧壶刷漆装旧酒，老汤兑凉水接着熬旧药渣。

　　如果说宋元明清，中国的政治是表面上的“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质上的“官-学-商架空皇权、垄断天下利益”，那么终清末-民国时代，则是表面上的“政治精英-资本管制天下”、实质上的“政治精英-买办资本-西方资本碾压中国”，当年共产党总结的“旧中国三座大山”，其实丝毫不差。而这种三角结构的结果，则与古代中国的“官学商”铁三角的作用几乎是一致的：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社会组织一盘散沙，国家随时面临分崩离析——作为二战战胜国、新生的联合国的五常之一，竟然如一战结束时代一样，那时代战败国把在华利益转让给日法美英，这时代美英苏《雅尔塔协议》决定中国领土、香港拱手“交还”英国、琉球竟然依旧送给战败国日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把西方各国“在华殖民利益”打包送给美国垄断······[二哈]

　　而这一切，则源于进入现代的中国，其上层领导者和当时中国的主流知识阶层，依然停留在王朝国家时代的思维水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学”方面，则一面偷偷把士大夫、官学商换成买办资本、军阀、政客，一面继续紧闭双眼，只想着四边安定、四角保全，依旧“县以下民众自治”（《中华民国宪法》）；对外则既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以来，西方世界对外侵略的实质，与传统封建社会之形式和目的的不同，也不知道现代化国家，尤其是土地与人口大国，工业基础、工业体系的重要性。虽然大批留学西方的所谓“知识精英”在国民党政府高层执政，却依旧是“儒”家思维中农业社会那套“安邦定国”的老套路。可谓既不知己，亦不知外，这样的政权，被中共所推翻、取代，实在是中国之幸。

　　清末以来，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导致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由此，则要求中国的经济、军事部局也必须随之变化，所谓边疆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既是现实挑战，也是历史课题。清末的“旧儒”李鸿章、张之洞们对此懵然无知，而堂堂民国政府的“新式精英”们却也对此毫无知觉，魏源呕心沥血写就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对此阐述透彻，却被国人漠视，反而成了日本侵华的战略参考！经历了14年日本侵略的民国政府，在1945年也依然记吃不记打，依旧混沌颟顸！

　　19世纪以来，随着英国殖民印度，提出“欧亚帝国”构想，沙俄南下东进，越乌拉尔山而至大海，日本北上寻求“生存空间”，中国的东三省、蒙古高原、西北（黄土高原大部及新疆）、西藏就构成了“内陆欧亚”心脏——即所谓亚细亚的心脏。直到二战以来法国德国跨越多瑙河东进、美国的“中亚战略”，世界列强依然在以经济、政治、军事的方式，持续争夺“内陆欧亚”的“陆权”。

　　而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以来，对外侵略和掠夺的方式与目标，相对传统封建社会的深刻变化，则在于此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不再是以目标国的人口、土地为目标，而是以目标国的财富和资本流动为目标，前者控制资本流动只是手段，后者则控制土地、人口只是手段（阿瑞基、布罗代尔、麦克尼尔）。换而言之，新兴的扩张，即资本主义式的扩张，对被侵略国，更具有毁灭性——他们需要时可以杀光殖民地人口，让本国人移入，以“拓展生存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非洲殖民地的黑人被当做18、19世纪的“硬通货”在整个西方世界贩卖，白人几乎杀光印第安人霸占美洲大陆，几乎杀光大洋洲土著而建立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新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会继续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无一不是经济衰败、政治混乱。

　　中原文明最典型弱点的“迷信教条、华而不实、倚强凌弱、好说不做”，在民国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迷信教条，却不知道欧美兴盛的本质，于是生搬硬套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后生搬硬套美国人灌输的自由贸易；看见沿海加工业好像可以制造“繁荣”，就抛弃两北，埋头东南沿海轻工业；以为傍上英美就人见人怕，于是亲日派亲欧美派唇枪舌剑，却挡不住日本三八大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