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中国，顶层管理者，依然秉承传统士大夫们的三大迷信，即所谓“强权、祖宗和教条”，而由于大多数高层的西化，则又把这个顺序调整为“强权、教条和祖宗”。

　　唯其迷信强权，所以日本侵华之意向昭然若揭，连日本人都有些不好意思撒谎了，而国民政府的精英们先是寄希望于“国联”，后则寄希望于列强援助，产业布局无力调整，经济金融也被日本越牵越深，直至抗战无可再躲时，东南沿海经济命脉快速沦陷，整个民国政府退居西南，而赖以生存者，竟然以明末之田土资料，行农业社会之税收手段！迷信强权，使国家丧失了认识世界的能力。看今日台湾岛上之民进党、国民党，以及我大陆上狼奔豕突之诸位公知，何尝不是依然如此？

　　唯其迷信教条，又迷信强权，所以终国民政府之世，它们总是照搬“列强之经验”，在学英国、学美国、学德国、学日本之间漂浮摇摆，“实业强国”、“军事强国”、“教育强国”、“无政府主义”、“乡村建设”……花样有多少，笑话就有多少。唯因迷信的是洋教条，所以便是自己团结起来捞好处、搞垄断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搞建设，那指导原则，却也是“尽量利用外资、尽量利用外国技术”！于是老毛子走了德国人拖，小鬼子建设日本兵用！而民国直落个“成效甚微”的结局！

　　既然是教条，自然就是生吞活剥西方列强的表面现象，不知其根本，也不知其原因。看见西方二战后鼓噪“自由”，便要立宪法“县以下自治”，却不知自宋明清以降，中国农民与国家之关系，就只有税赋与刑讼的两点！自宋明清以降，中国之基层，就已经是被“食利包租阶层”（也就是所谓乡贤）垄断、架空国家的一盘散沙的状态！

　　即便是抗战期间，只能以“抓壮丁”这种原始而野蛮的方式解决兵源，也未能让国府高层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真相。唯其迷信洋教条，所以国府直到转进台湾，也依然没明白欧洲社会发展之“古代共同体—农业共同体—市民社会”过程，尤其是农业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变，乃是基于战争和殖民的暴力转变，是百年战争彻底摧毁欧洲农业后，欧洲的资本势力以非洲奴隶贸易、美洲奴隶种植园为代价，以强迫农民进城务工、当兵，为代价，为海外殖民、掠夺提供人力、物力为模式的。

　　中华民国不处于那个历史机遇，反而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受害者！此时照抄列强之“成功”教条，不过是晚期癌症患者，拿着健美教练成功学册子，安慰自己罢了！哪怕十分真诚，也不过是个笑话！

　　唯其迷信祖宗，所以依旧害怕基层的组织化！它们维持保甲连坐，其实不过是为了保持基层民众的一盘散沙状态。常凯申先生让戴季陶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其基层治理的核心，便是“四维八德”，却闭眼不肯看到，早在雍正皇帝时代，就已经认识到所谓“四维八德”之承载者“乡绅”，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社会保护力量，早已堕落为“劣绅”阶层！

　　而自西方资本入侵以来，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侵蚀下，以包税人面目出现的劣绅阶层，即美国人杜赞奇所谓“营利型经纪人”，更已经不可逆地完成了基层社会的“黑社会化管理”。有宋以降，推行的乡绅化治理，本意就是防止基层组织起来“造反”，在农业社会尚可理解，而进入现代社会时期的民国，依然照搬祖宗成法，却不去想想，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落后的农业大国，如果不把基层组织起来，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庞大的政府力量、经济力量，去实现对四亿多农民的训练、扶持？又怎样提高中国农业的水平？怎样改变中国农民人口的素质呢？

　　根据民国期间出版的《中国救灾史》所论，中国农民之生产能力，一千余年未再发生提高；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数百年未有本质改善；农业人口素质、生存方式，百余年未有变化！即如当年欧美资本进入中国乡村，被现在的小老清新们啧啧赞叹的“对中国农民的帮助”，也不过是烟草资本破坏中国粮食生产、乡绅转变为欧美资本对农民放贷者的历史而已！

　　三大迷信，固然是民国文人，精神上被列强吓断脊梁的结果，又何尝不是中国儒家传统几千年没有形成民族国家意识的结果？连意识都欠奉，那么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能力，又从何谈起呢？

　　而一个缺乏民族国家意识的国家，无论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标榜你的政治体制，也不过注定是列强在经济、商业、工业诸方面的附庸而已！或许作为一个小国，尚可以凭着“第三产业”、“金融中转”，混个表面繁荣，可作为人口、土地、资源大国（在掠夺者眼里，没人看你“人均”！），一切依附之思想，都是亡国的种子！

　　看看西方列强诸国建国之路，无一不是其本国资产阶级积极参与，投入资本，铁血战争（对内打翻封建贵族、对外血腥抢劫）之路；即便日本，先是靠着给欧美当狗，干翻国内封建领主，然后打劫中国！而国民政府之建立，却是官僚资本与西方资本，与本国封建军阀势力妥协勾结的结果！换句话说，民国的建立，不是本国资本投资，而是一群人的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