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有一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朋友，他就是被周恩来誉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郭春涛先生。他一生致力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背叛孙中山的蒋介石开展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出生入死，战斗在我党的隐蔽战线上，并以高超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为协助中国共产党获取情报，营救革命同志，策反瓦解敌军谱写了一篇篇惊险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从而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国民党高层

　　郭春涛，1898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炎陵县(原酃县)水口镇水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他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同学。1919年春，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中，他被捕入狱，出于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郭春涛随后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9月，他与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等远渡西欧，赴法勤工俭学，从此与周恩来成为莫逆之交。

　　1920年8月，他和蔡和森联名撰写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文，主张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文章在国内新民学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后，在学生中产生强烈反响。10月13日，郭春涛、蔡和森等参加学生运动被法国政府加上“扰乱治安”“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驱逐出境，遣送回国。在广州，郭春涛、蔡和森、李立三等20多名学生受到孙中山接见。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国民党必须改组、欢迎国共合作，吸收更多青年革命者参加的一番讲话，对郭春涛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立志跟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1923年6月，国共实现合作，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郭春涛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郭春涛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后协同李大钊创建了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5年春，郭春涛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进入国民党高级阶层。由于他渊博的学识、非凡的工作能力和对孙中山的忠实信仰，因而随后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第四届中央委员。

　　1937年冬，日军威逼南京，蒋介石下令放弃南京，将十七军撤至武汉。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和部队撤退时，时任七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的郭春涛来到长江码头视察，只见国民党政府在用大批船舰抢运小轿车，数以万计的难民只能站在岸边翘首观望。郭春涛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停止装运小车，让难民上船。海军舰长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进行要挟，郭春涛嗤之以鼻，将“命令”撕得粉碎，并义正词严地对舰长说：“人命关天的大事，所有船舰必须首先抢运难民!”并下令随自己来的所属部队缴了海军护船队的枪支，把已装上舰上的小车全部推入江中，组织难民上船，从而使两万多群众得以安全转移。海军舰长苦苦哀求：“我们怎样向上司交代!”郭春涛厉声回答：“你回去告诉蒋介石，是我郭春涛的命令!”蒋介石听完海军舰长报告，气得暴跳如雷。

　　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此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驻重庆代表团团长，郭春涛与周恩来重新取得了联系。从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春涛协助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还都南京，郭春涛经南京到达上海，根据周恩来指示开始了长达3年的隐蔽战线斗争。

　　架设永不消失的电台

　　1946年，内战爆发后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惨遭屠杀，中共和“民盟”被迫转入地下，“民联”中央主席指定郭春涛为“民联”中央与中共的联系人，周恩来也指派新华日报总编吴克坚与郭春涛建立固定联系，并指示由郭春涛、吴克坚、徐士可等人组成一个秘密情报系统，通过吴克坚负责的电台，沟通郭春涛与周恩来的秘密联系。但电台设在什么地方最为安全，是一项至关重要、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经过周密考虑，郭春涛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想到了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杨虎。郭春涛为什么会想到杨虎，这里面还有一段微妙的经历。

　　杨虎，人称“杨家猛虎”，安徽宁国人氏，身材魁梧，腰圆膀粗，又会拳脚功夫，早年就是孙中山的贴身马弁，后被晋升为国民党第一艘军舰“肇和号”舰长。后来在东征陈炯明中立有战功，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事编制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抗日战争开始不久，郭春涛就注意到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

　　1939年，国民党迁都重庆，为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郭春涛按照周恩来指示，在共产党员王炳南的配合下，组织成立了“东方文化协会”，邀请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和司法院副院长覃振担任正副会长，郭春涛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该协会的宗旨就是把国内外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文化协会一周要开一次例会,为了不引起当局的注意，周恩来指示要经常变换会址。就在变换会址过程中，郭春涛发现住在重庆国府路范庄的杨虎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是一位可以争取的统战对象。经周恩来同意，郭春涛渐渐接近杨虎。杨虎虽然读书不多，但很喜欢郭春涛这位学识渊博、风流倜傥的湖南才子，也很敬佩这位连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三届、四届中央委员的元老。几经交往，俩人便混得很熟。后报经周恩来批准，郭春涛与杨虎换了名帖，结拜为兄弟，杨虎年龄稍长，自然成了郭春涛的大哥。1943年郭春涛与秦德君女士结婚，杨虎亲自出面，在杨府摆设婚宴。

　　郭春涛把利用杨虎的关系安置电台的决定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同意。事后，郭春涛找到杨虎，要求将其“亲戚”吴克坚安排到他司令部干点杂役，杨虎欣然答应。就这样，吴克坚负责的电台顺利设进了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在当时血雨腥风的上海，很多共产党的情报系统被敌发现，情报人员被杀害，可吴克坚负责的电台却安然无恙，从1946年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通过这条红色电波，一大批国民党的重要情报传给了周恩来。吴克坚曾回忆说：“郭春涛水平高，政治敏锐，工作主动，胆大心细，善做情报工作，起到了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作用。”

　　收集敌人内部情报，更是一项十分艰险的工作。郭春涛化名胡君健，通过秦德君二哥的好友，认识了《新蜀报》总经理王伯与，通过他又结交了原国民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晏道刚是因反蒋而丢掉官职的。经过郭春涛与他的几次交谈，他表示愿意协助郭春涛工作，并向郭春涛介绍了他的得意门生、侍从室机要处长江浩东。江浩东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因写过一篇影射宋美龄的花边桃色新闻而被监禁8个月，后经审查，此文并无政治目的，才予以释放留用。他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极为不满，郭春涛与他促膝谈心，解除了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之感，使江浩东下定决心与郭春涛共同战斗。此后，江浩东通过秦德君的好友陈贤慧母女两人不断向郭春涛提供重要情报，其中有国民党保密局在全国各地的重要负责人员组织名册和活动情况、蒋介石在长江流域的特务组织分布情况、国民党特务准备搜捕交通大学地下党及爱国师生的黑名单、国民党实施暗杀宋庆龄的命令等。

　　策反江阴炮台

　　江阴炮台地势险要，是我军解放上海的一大阻碍，做好江阴炮台的策反工作一直是我秘密党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郭春涛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他通过朱蕴山的干女儿徐又擎结识了江阴炮台司令陶洪钊。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郭春涛觉得陶洪钊对蒋介石已完全丧失信心，便鼓励他弃暗投明。但陶洪钊对共产党不了解，不相信，顾虑重重，提出不向解放军开炮可以，叛蒋也可以，但要以20根金条为条件，以便今后远走国外，了却终生，并请郭春涛转告共产党。郭春涛立即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吴克坚，吴克坚通过电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批示由上海秘密党组织出面表态，只要陶洪钊在解放军进攻上海时不向解放军开炮，可以用重金交换，并保证他今后的安全或帮助他出走国外。陶洪钊听完此言，深受感动，毅然决定起义，投向共产党。

　　继江阴炮台策反成功之后，郭春涛又相继策动了国民党“重庆号”军舰起义、驻上海虹桥机场机械师起义、吴淞要塞司令杨沦治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9艘、艇16艘易帜，为我军胜利解放上海创造了条件。

　　郭春涛在上海频频的策反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高度关注，一度把不是中共党员的郭春涛误认为是“中共上海地下市长”，两次以20根金条、20万美金悬赏捉拿他，并密令特工人员，一旦抓到，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顷刻间，通缉令遍及上海街头。上海秘密党组织认为郭春涛处境十分危险，建议中央将郭春涛迅速转移至解放区。郭春涛置生死于度外，他对吴克坚说：“目前策反工作正进入成熟阶段，此时我一旦离开，则将断线，给策反工作带来巨大损失，因此请党组织将我继续留在上海，如果可能，可将我参加地下工作的儿子送往解放区。”吴克坚当即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恩来复电说，中央同意郭春涛本人的意见，要求上海秘密党组织切实做好对郭春涛的保护工作。此时，上海秘密党组织派刘绍周去中央汇报工作，当即决定郭春涛的儿子郭晓平(又名郭志坚)随同启程，后经天津安全抵达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驻地，参加工作。

　　策划秘密营救张澜、罗隆基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前夕的上海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奉蒋介石命令，妄图死守上海，与解放军决一雌雄。毛人凤率一大批特务也窜入上海，市内街头巷尾，到处是军犬猎狗的狂叫声，摩托、警车的轰鸣声，国民党反动当局一边忙着抢运黄金白银，一边大肆搜捕中共秘密党员和爱国人士。此时，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因病正住在虹桥疗养院。蒋介石密令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严密监视张、罗活动，必要时加以处决。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由周恩来电示上海党组织，指示他们将这一任务交给郭春涛，通过他与杨虎的特殊关系组织营救。郭春涛接受任务后，火速找到杨虎进行策划，决定动用警力，采取提押“人犯”的办法进行秘密营救。杨虎把这一任务交给最为相信的老部下、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执行。阎锦文驱车前往虹桥疗养院，向张、罗说明真情，希望他们配合行动。张澜、罗隆基怕入圈套，未能答应。

　　5月14日，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来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大队，命令阎锦文以转移为名，把张、罗处决，然后绑石沉江。杨虎接到阎锦文的报告后，觉得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决断。阎锦文再次前往疗养院，说明情况紧急和郭春涛、杨虎之意，并拨通了杨虎家的电话让张、罗通话询问，张、罗这才深信不疑。

　　5月24日，王新衡命令阎锦文当晚10时执行处决张、罗计划。杨虎决定将计就计，晚上9时刚过，让阎锦文率庄儒伶、潘云龙两名队员，全副武装，驾驶警车直奔虹桥疗养院，在病房前戛然刹住，然后跑步上楼，冲进206病房，拔出手枪，厉声喝道：“张澜、罗隆基快起来，跟我走!”随后，庄儒伶、潘云龙一人押着一个走出了病房，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张、罗塞进警车，风驰般奔去。阎锦文手持特别通行证，熟记当晚口令，躲过了途中岗哨和巡逻队一次又一次的盘查，把张澜、罗隆基送到了预定的安全地点，蒋介石闻此消息，气得暴跳如雷，指着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的毛森大骂：“尽是一堆饭桶!”

　　住宅被敌包围

　　1949年5月14日，在建国西路365弄息村郭春涛的住宅里，郭春涛、吴克坚等人正在开会，研究策反和保护爱国人士等问题。会议进行中，要求秦德君在15分钟内取回一份重要情报。秦德君当即化装成一名贵妇人，身穿旗袍丝袜，手提一只小皮包走出大门。她刚步入弄堂口，就见一帮警察冲出堵住了路口，秦德君立即意识到息村已被特务包围，返回住宅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她急中生智，与盘查的警察大声争执，以引起正在开会的同志注意。郭春涛听到弄口秦德君的争吵声，迅速站到窗口一看，只见弄堂口满是特务，知道处境十分危险，当即组织与会人员从暗道进行撤离。等到特务冲进住宅时，已是人去楼空。敌人无奈，只得将秦德君押上汽车而去。在狱中，秦德君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强不屈，未招一字一言。警察当局恼羞成怒，判处秦德君死刑，然而就在执行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了上海，迅速从狱中救出了秦德君。

　　郭春涛从暗道撤离出来，直奔好友覃振官邸，覃振遗孀梅鹤修女士深明大义，动员其侄儿覃志新利用军车将郭春涛送出虎口。覃志新是国民党某部团长，此前经郭春涛说服，同意听候起义。

　　在秦德君被捕的严峻情况下，郭春涛没有被敌人的凶残气焰吓倒，他勇敢、沉着，化装成国民党的将领，乘坐覃志新亲自驾驶的持有国民党通行证的司令部专车，出入国民党军事重地，会见被策反的起义将领，开展保护爱国人士的工作，完成没有完成的任务。5月24日晚，他见到被解救出来的张澜、罗隆基时，第一句话就是：“两位受惊了!”张澜、罗隆基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激动地对郭春涛说：“这次能逃离虎口，没被蒋介石杀害，是多亏你和杨虎、阎锦文的拼命相救，我俩将会铭记终身。”

　　5月27日，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6月，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郭春涛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议。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郭春涛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政协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郭春涛相继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

　　1950年6月30日，郭春涛与世长辞，享年52岁。7月9日，政务院在京举行“郭春涛同志追悼大会”，周恩来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郭春涛同志的一生，称赞他在“上海解放前，对于地下策反工作，贡献颇大”，并挥笔题写了“郭春涛先生之墓”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