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生态危机、环境破坏”并非只是一个纯粹科学技术层面或者生产力层面的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关乎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特质、人与人劳动关系层面的问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今天的生态问题时，需要时刻将问题纳入同资本主义联系的框架中予以考察。那么就很容易得出结论：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必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便是造就生态破坏的一大罪魁祸首。

        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指出：

　　“当一个别的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 他首先只能注意到最近的、 最直接的结果。 个别的工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制造的商品或买进商品时， 只要获得了普通的利润， 他就满意了， 不再去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是怎么样。 这些行为的自然方面的影响也同样如此。 西班牙的种植厂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 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时的肥料， 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植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 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
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 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直接的结果， 然后人们却感到惊讶： 为达到上述结果而从事的行为的比较远的后果， 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大多数情形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在以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本能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对环境影响的考察必定是短视的。扩大的再生产必然要求对自然资料（这是生产劳动过程必要要素）的不断占有和掠夺，也正是这种本能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 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藐视和实际的贬低。 在犹太人的宗教中， 自然界虽然存在， 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马克思：《 论犹太人的问题》 ）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土地肥力的自然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 这样一来， 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这样， 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 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 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 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一个国家， 例如北美合众国， 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 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 因此，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 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这种人与自然看似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其实也是一个是时代劳动属性——资本主义条件自我矛盾的体现。人与自然极端对抗的背后乃一定历史的生产方式内部对抗的表征。一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体现着一个时代生产内部人与人的关系。

　　马克思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所写的下面这段话放到今天来也依然是对当下现实鞭辟入里的分析：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事实上，人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积极互动、不断交互作用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由此带来的危机实际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现象，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要求对自然的无限制摄取和占有，资本逐利的逻辑将这种摄取纳入自己运行的轨道而造成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践踏，所以有了生态危机。

　　现在也有一批人借什么“资源有限”“生态承受”为由论证共产主义不可实现，实属荒谬。共产主义非但不是上述出现问题的缘由，而恰恰是解决上面两个问题的必由之路。它消灭了以少数人的利润为导向而不顾环境和后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以人与自然协调的有计划的、社会化的生产，才有可能做到对自然的尊重。实现“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恩格斯《反杜林论》）。那时，“需要和享乐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