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日至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社会各界47人列席会议。全会原定议程5天，主要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审议并批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决定(停止彭罗陆杨职务)。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措词十分激烈的讲话，尖锐批评了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全会即转入揭发批判刘少奇。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的批评，引发了刘少奇主席的强硬反击。刘少奇当众声称：“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而且决心顽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刘少奇的强硬态度，显然激怒了毛泽东。第二天(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针对刘少奇，并且明确提出在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起，中央全会转向全面揭发批判刘少奇的罪行。全会通过党内民主投票，刘少奇的党内地位迅速由第二名降到第八名。林彪由第六名上升至第二名。

       从1966年8月至10月，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了，但仍然持强硬反抗态度。当时很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要拿掉刘少奇，换上林彪。这些高官想：现在刘少奇拿掉了，林彪上来了，毛泽东应该心满意足了，文革也就应该结束了。周恩来当初也是这么想，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这场运动就算是结束了。可是事情与众高官的想法相反，刘少奇拿下来之后，毛泽东仍没有结束文革的意思。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当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目的，可能是想搞一次思想教育性质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以为文革的重点是“思想教育”，完全没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夺权”——让老百姓当家做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民主。而夺权，必然会侵犯到官僚阶层及社会精英群体的既得利益。他们又岂会“理解”文革。

1966年8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钱嗣杰拍摄。毛泽东通过中央全会民主投票，将刘少奇拉下马。然后希望林彪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是林彪借口身体原因，退缩了下去。这样中央日常工作就落到了周恩来身上。此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召集“中央碰头会”，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6年8月初，四川省自贡市手工业办事处主任叶玉章，遭到职工贴大字报，检举批判其官僚主义行为。该组大字报有10张，在此展示其中两幅。其中女职工周碧清的大字报题为《不关心工人疾苦，官僚主义的叶玉章》。内容为：叶玉章任棉织厂的白巾车间主任时，我家庭遭受了突然的大变化。因为我的小孩子俩个受了食物重毒，当时抢救了一个回来，当时死了一个。一时没钱买匣子(骨灰盒)。反应他借钱，借不到，我才反应居委会主任，做好事，指定我到加工厂(公房)去拿一张门板来做。叶玉章又把我当着，不许可拿，当时我只有痛哭，只得回家将我的衣柜损坏来做匣子才解决了死人困难。从这个事实证明他是关心我们工人的疾苦吗。不但不解决问题，还加以为难，真是痛心。附注：叶玉章，我提了你的意见，不怕你在压我的生产。(66.8.3)。
第二张大字报写道：叶玉章主任，你好多次都在开会中说：“看起来干部要参加劳动”，你是挂羊头卖狗肉，每天东跑西跑，不然就在办公室坐起，你是什主任，你是啥子干部，你参加了好多劳动，你只晓得对别人就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就是自由主义。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究竟是怎样学的，很好检查下。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由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张贴在中南海大灶食堂外。红纸黑墨的大字报，吸引了许多中南海工作人员围观。当大家看到毛泽东的署名时都吃了一惊。毛泽东在大字报里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不点名的批评刘少奇、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行为;并且明确提出在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　

　
     1966月8月5日晚，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50岁)，被该校学生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干部。照片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拍摄，墙上贴满了辱骂大字报。如：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扰不了你!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

      卞仲耘的死亡时间非常耐人寻味。北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重点抓的文革典型学校。从6月4日起由共青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与高干子弟(官二代)接管控制学校。高干子弟包括宋彬彬(宋任穷上将之女)、邓榕(邓小平女儿)、刘亭亭(刘少奇女儿)、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等人。在工作组唆使下，卞仲耘等校领导从6月21日起，长期遭到干部子弟的毒打辱骂。卞仲耘甚至为此给邓小平写求救信。而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同样被干部子弟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进行批斗。直至7月28日，北京新市委在毛主席压力下，被迫撤销工作组，对于校领导和反工作组学生的迫害行为，才告一段落。

       然而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校领导未恢复职权，高干子弟(官二代)依然掌握着学校控制权，并于7月31日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当时能够参加红卫兵的主要是干部子弟，负责人有宋彬彬、邓榕、刘进等人。8月4日下午，卞仲耘、胡志涛等校领导，在集中学习的时候，被突然闯入的学生毒打。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女)去北京新市委上访，要求保证人身安全。8月5日下午2点起，高一3班干部子女发起游斗校领导，继续对卞仲耘等五名校领导进行毒打辱骂，下手特别狠。下午5时许，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松文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经抢救无效，卞仲耘于当晚9点死亡。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在北京饭店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8月8日，北师大女附中成立了文革筹委会，刘进任主任，宋彬彬等人任副主任。高干子弟(官二代)仍然掌握着学校大权。

       卞仲耘死后，丈夫王晶垚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王晶垚找到女附中负责人，要求他们写下名字。签名的7人中有宋彬彬、刘进等人。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垚第二天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遗体照片。为处置卞仲耘的遗体。王晶垚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小平女儿)。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遭到王晶垚反对。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学校革委会依照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把卞仲耘的惨死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

    　1979年4月，王晶垚向北京市司法机关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处理杀人凶手。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 2014年1月12日，当年参与此事件的宋彬彬、刘进，对文革受害者发表《道歉信》，并为自己的罪行开脱。1月27日，93岁高龄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卞仲耘案只是1966年8月至9月，北京市被迫害致死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个起点。从目前资料来看，行凶者以干部子弟组成的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为主。显而易见，这种大规模杀戮迫害带有政治目的：第一，通过杀人来证明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你看工作组一撤，学生就开始杀人了。第二，通过杀人证明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正确的。第三，通过杀人证明毛泽东支持学生运动打倒官僚集团的决定是错误的。第四，通过杀人转移社会矛盾焦点，使得被害者家属及普通群众厌恶文革，转移文革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主要目标。你毛泽东不是要支持学生闹革命么，我就煽动干部子弟(官二代)带领学生去打人、杀人、抄家，否定文革的正义性。　

      1966年8月6日，北京西城区，天桥剧场，受谭力夫“血统论”对联的影响，西城区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官二代)红卫兵在此聚会，围绕“血统论对联”展开大辩论。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部到会。江青在会上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并说：“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回忆。当天辩论大会结束后，江青把他和彭小蒙(北大附中)、刘平平(北师大一附中，刘少奇女儿)叫到后台演员化妆室。江青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被说哭了。然后江青对着卜大华、彭小蒙等人，劝他们不要再宣传血统论对联。暗示有人在利用血统论来反击毛泽东发起的文革路线。

     当第二天，江青的讲话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到北京各学校时，一些反对者撕掉了江青讲话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论的温和批评，根本无力扭转干部子弟(官二代)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冲动。8月12日，谭力夫又写了一篇著名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从学校进一步推广到社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辩论。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全校大会上发言，公然煽动血统论。谭力夫讲话一出笼，迅速通过长途电话、航空信件传到了全国。大批地方政府官员为谭力夫的“血统论”叫好。如福建省，在福建省委指使下，全省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要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8月20日的谭力夫讲话中，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众多官员为刘少奇被拉下马而忿忿不平。因为刘少奇历来维护的是官僚集团利益。1967年1月，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造反派打倒。】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1966年8月10日，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上街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白延生摄。《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搞清楚，这个当权派到底是哪些人。游行队伍里依然举着刘少奇、邓小平的画像。

     1966年6月2日，西安交大在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下，学生开始贴大字报，矛头指向西安交大校长彭康。6月3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工作组到校，但很快引起学生不满。6月6日，西安交大学生要赶走工作组，还提出陕西省委有黑帮。学生的革命行动迅速遭到陕西省委镇压。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李世英，被工作组戴上高帽子“游校”，6月9日李世英自杀未遂。学生王永婷被逼跳楼身亡。全校1000多人被批斗，44名处级干部有29人被定性“黑帮”，63 人靠边站，912名学生干部中有680人被定性“反革命”，这在全国高校也是罕见的。

      工作组的迫害行动持续长达40余天。直至7月份，毛泽东要求撤销工作组。学生们对工作组的痛恨可想而知。1966年8月，李世英成为西安地区大中专院校造反总指挥，11月成立了交大红卫兵总部，出现了成百个战斗队、兵团、调查组、通讯社等组织。1967年成立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进一步组织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刘澜涛、霍士廉以及批判彭康等人。1967年1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被造反派打倒。保皇派红卫兵秘密将霍士廉护送到北京，被周恩来保护起来。1967年10月下旬各班级开始复课。1968年3月28日，彭康在游街批斗时猝死，时年67岁。1973年，霍士廉再次出任陕西省委书记，死于1996年。　

1966年8月，陕西省，西安市话剧院宣传队，在西安街头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王凌摄。

1966年8月12日，湖南省长沙市，群众大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13日，北京市，革命群众打着横幅，抬着毛主席像，呼喊着口号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开展文革的《十六条》。《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1966年8月13日，北京，革命群众打着横幅，抬着毛主席像，呼喊着口号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在游行队伍中，还有许多举着彩旗喊口号的小学生。《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苏制卓尔基135相机。

　1966年8月，辽宁省，沈阳火车站前纪念碑，一个小姑娘在向周围群众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核心内容是：“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然而这些专业政治术语，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似乎过于深奥了。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向前来上访的群众挥手致意，并讲话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那个文盲率还比较高的年代，又有几个老百姓关心政治呢。——不关心政治权利，老百姓哪能保证自己的经济权利?　

1966年8月前后，某地的大字报墙，标题有，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撤销大中院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英明决定。向革命师生学习。

　1966年8月14日，云南省，《云南日报》出号外，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14日，辽宁省，《辽宁日报》，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1966年8月14日，黑龙江省，北大荒七星农场良种站，哈尔滨女知青合影。前排左起，栾国华、张莲芳、王玉芹、×××、李延荣、滕玉芝;后排左起，张志霞、刘庆芳、×××、×××、鹿桂珍。张志霞提供照片。七星农场建于1954年，位于佳木斯市富锦县，靠近中苏边境。七星农场的知青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很多人扎根农场，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

1966年8月，香港，第101期《银河画报》，刊登女影星陈曼玲搔首弄姿的明星照。1960年代香港黑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影视圈与黑社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各黑帮靠着垄断卖淫、色情电影、贩毒、走私、诈骗、赌博、收保护费等门路敛财。女明星要想红，必须得敢“脱”，有人捧。众多香港女星靠着色相一脱成名。　　

1966年8月，香港，第101期《银河画报》，女演员文兰。文兰原名梁葆英，是粤剧丑角名家梁醒波之女，凭借父亲的关系进入影视圈，但表演水平一般，总是红不起来。梁醒波的三个女儿都是女艺人。

1966年前后，香港九龙总华探长吕乐，通过建立警匪勾结的贪污体系，聚敛了亿万身家，人称“五亿探长”。当年吕乐、颜雄、韩森和蓝刚四人被称为香港“四大华探长”。吕乐为四人之首。吕乐祖籍广东海丰，吕乐的姑丈是向华炎，向华炎是向华胜、向华强的大哥，香港黑社会组织新义安的首脑。1940年吕乐加入警队后，从着装警员做起，通过警匪勾结、贿赂上司同僚，一路做到只手遮天的总华探长。1959-1968年，吕家在全港购入大量房产，甚至整幢大厦。筲箕湾道299号便是其一，倘若未被拍卖持有至今，市值约值1.2亿元。1968年，当时48岁的吕乐急流勇退，靠着名下不动产收房租，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吕乐成为头号查缉目标，当时吕乐便带着八名子女及妻子蔡珍一家人，急忙移居加拿大定居，1979年买下台北市东区敦化南路公寓豪宅，自此定居台湾。香港廉政公署对此无可奈何。　

　

1966年前后，香港的四大总华探长。当时香港整个警察系统，就是最大的一个黑社会组织。吕乐、颜雄、韩森、蓝刚等警察首脑，与香港四大黑帮(新义安、潮州帮、14K、和胜和)有着密切关联。即使警察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四大黑帮也会送案件给他们上去交差。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总警司葛柏，携带巨款成功潜逃回英国，引发全港愤怒。新上任的港督麦里浩，被迫宣布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廉政公署成立仅仅两年，就在香港警队内部，挖出了近二十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级的高级警察被捕，数百名警察遭到通缉。其中最大的一桩团伙贪污案涉及18名警务人员。1977年10月28日，2000多名香港警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廉政公署权力过大。　　

    1966年，香港，香港仔的住宅区。香港仔位于南区。南区从香港开埠起就是工业区，筑有船坞，聚集了大量船民。1950年代起，香港的出口加工业开始起步，香港仔东部的黄竹坑，成为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加工区。靠着卖塑料花，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李嘉诚，趁着香港因劳工暴动楼市狂泻的机会，开始在观塘、柴湾、黄竹坑买地建工厦(工业用途大厦)，取名“长德”、“长华”、“长汇”等，全部作收租用途。到1970年，长江实业光是每年租金收入便有400万，奠定了李嘉诚向房地产进军之路。1990年代之后，随着香港将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至广东珠三角，黄竹坑随之没落。香港商人在广东招募廉价劳动力，建起了大批“血汗工厂”，广东当地政府与港商官商勾结，长期非法侵害中国劳工利益。

1966年，香港，香港仔的船民和住宅区。
 

1966年前后，香港的贫民窟。美国LIFE杂志照片。　

1966年，香港，从太平山顶俯瞰中环建筑群和对岸的九龙半岛，维多利亚湾里停着航空母舰。半个世纪以来，香港是资本主义丛林社会的典型案例。整个社会以私人财富划分等级。上等人买豪宅住太平山别墅，中等人贷款买大厦鸽子笼，下等人挤在九龙城寨等棚户区度日。这里对于富人(资产阶级)是天堂，对于穷人(无产阶级)是地狱。到2011年，香港以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等为首的40个财阀家族，占据了香港财富的69%，资产总量超过1600亿美元。香港极度的贫富分化，引发了全港社会的严重冲突。

　
1966年，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书店橱窗里，展示的毛主席肖像和语录。尽管国务院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指示不在香港发动文革，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然对香港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橱窗左侧的毛主席语录写着：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1966年8月16日，河南省洛阳市，东方红拖拉机制造厂，引进法国贝利埃GBC型越野车底盘，和捷克太脱拉风冷发动机技术，试制的东方红DFH665型5吨重型军用越野车。该车于1967年月10月投产，1970年正式批量生产，并实现了出口。东方红DFH665型越野车，不仅是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汽车，还是第一辆装备国产风冷柴油发动机的军用车辆。该车主要装备陆军炮兵部队，用于牵引130毫米加农炮、152毫米加榴炮等师属火炮。

　1966年，北京摩托车制造厂(建于1958年)生产的长城BM020型货运正三轮摩托车，更名为东风BM021型。该车研制于1961年11月，由北京理工大学设计，采用仿捷克佳娃250摩托车发动机，卧式单缸风冷二冲程，22马力，后桥双轮驱动，额定载重350公斤。客运型号为BM021J，可载四人。这种轻型运输车辆在中国各地畅销不衰，服务了超过40年。1987年，北京摩托车制造厂与北京汽车制造厂合并，现为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66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一种颇受群众欢迎的新式食品机械——大炮手摇苞米花机。这种机器最早于19世纪后期出现在英国，也称为英式爆米花机。只不过20世纪电气化时代后在西方绝迹了，反倒在中国大行其道。1958年大跃进后，随着全国各地大炼钢铁，出现了大批县乡级的小钢铁厂、小铸造厂、小机械厂。这些小型集体企业为了生存，便将产品转向了民用领域。爆米花机能在中国大行其道，正是中国工业化的结果。那个时代，孩子们过年最重要的节目之一，便是从家里拿着粮食、玉米，去看炸爆米花。在嘭的一声巨响中，收获着生活的喜悦。　

    1966年8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书记雅克·格里巴(左二)。格里巴说：“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不仅对中国是有效的，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和作用。这些经验再次证明，一旦群众掌握了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就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格里巴指出，腐朽的资本主义旧世界，看到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篡夺政权，幻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同样的现象。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决定性地打破了剥削者和压迫者，对于修正主义寄予的希望。”。

1966年，美国费城，霍姆斯堡监狱(Holmesburg)，监狱里的医生所罗门·麦克布莱德(Solomon McBride，右二)，正在对犯人进行人体医学实验，囚犯背后布满伤痕。美联社照片，坦普尔大学档案馆藏。冷战时期，美国军方科研机构，通过欺骗、付费等手段，对囚犯、黑人、妇女、儿童进行了大量人体实验，以测试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对人体的影响。研究手段有向人体注射微量钚、铀物质、注射二恶英(橙剂)，注射吗啡、注射癌细胞、切除睾丸、散布肝炎病毒、蚊虫叮咬实验等。其罪恶罄竹难书。霍姆斯堡监狱建于1896年，1995年关闭。

1966年8月3日至10月27日，美军在越南发动“草原行动”(Operation Prairie)，1329名美国士兵在这场行动中丧生。战地摄影师拉里·巴罗斯(Larry Burrows)，拍摄了一系列战场照片。最著名的是这幅《伸手》，头部负伤的海军陆战队枪炮军士柏迪(Jeremiah Purdie)，情不自禁地向奄奄一息的战友伸出双手。
 

1966年8月3日至10月27日，美军在越南发动“草原行动”(Operation Prairie)，1329名美国士兵在这场行动中丧生。战地摄影师拉里·巴罗斯(Larry Burrows)，拍摄了一系列战场照片。海军陆战队士兵哈蒙德战死，战友们找回他的尸体。跟在旁边的是著名女性战地摄影师凯瑟琳·勒罗伊。　

　
1966年，越南，韩国猛虎师团在越南战争期间，坚持执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如在越南kuinyon村，屠杀了12岁以下的儿童22名、女性22名、孕妇3名、70岁老人6名，以及剩余其他村民。该部队将一名两岁幼儿扭断脖子杀死，将其挂在树上，将火点燃，焚烧尸体。该照片由荷兰战地记者科·伦特迈斯特(Co Rentmeester)拍摄。韩国军队在越南屠杀平民事件，被日本记者报道后，在当时的日本造成很大反响。
 

  1966年，越南，韩国猛虎师团在越南战争期间，坚持执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荷兰战地记者科·伦特迈斯特(Co Rentmeester)拍摄。1990年代，在越南胡志明大学留学的韩国女大学生郑久秀，用三年时间走访了越南南方19个省，访问百余名大屠杀幸存者，搜集到韩军在越南先后屠杀8000名越南平民的史实。1999年秋天，郑久秀回到韩国，在杂志上披露韩国军队在越南的暴行，并引起舆论关注。韩国民众由此才知道这一段不光彩的罪恶历史。而韩国参战老兵对此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英雄，不应翻历史旧帐。

1966年，韩国釜山造船厂扩建，朴正熙总统亲自出席动工仪式。1962年，朴正熙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工业立国”、“出口第一”的经济政策。但韩国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1964年韩国粗钢产量仅有20万吨，而朝鲜是200万吨，中国是964万吨。建设工业需要庞大的启动资金。朴正熙通过将银行收归国有，推动日韩邦交正常化，从日本获得了每年1亿美元的战争赔款。1966年起，韩国通过出兵越南，从美国获得了巨额经济回报。当年韩国参战军人，以及赴越南为美军服务的韩国劳工报酬合计起来，韩国累计获得10多亿美元(相当于千吨黄金)的外汇收入。　

1966年，韩国农村的茅草屋与瓦舍，可能拍摄于汉城郊区。韩国是个典型的封建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官僚士绅阶层在韩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1960年代初，韩国社会的腐败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地步，治安、司法、银行、税收、海关等各级政府部门中，腐败现象弥漫。连驻韩美军军官都指出：“如果不通过贿赂和收买，根本无法获取当地的物资和服务。”。朴正熙上台执政后，将“反腐败”作为重点，开始整顿官员队伍，开除1.7万余名腐化公务员、2000余名腐败军官，同时借机强行解雇了3.5万名旧行政人员。军政府所打击的官场“腐败”范围很广，不仅有官商勾结、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任人唯亲等，甚至喝咖啡、听日本音乐、打高尔夫球也被视作腐败予以打击。但是这一系列重拳，并未能根治韩国的贪腐问题。1976年韩国开始“庶政刷新运动”，对320万名公务人员进行“精神教育”，从中选拔了32434名“先进标兵”。为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朴正熙推行了“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运动纲领”，誓言要惩戒懒惰、无条理、颓废、浪费、赌博、放荡行为等恶习。1977年，韩国政府中遭到惩处的行政人员多达51468人。朴正熙通过军政府的暴力手段肃清政治，虽然起到了效果，但是也将自己陷入危局。1979年朴正熙被自己的亲信刺杀而死。

1966年，韩国首都汉城俯瞰。

1966年，福建省发行的地方粮票，面额有半市斤、一市斤、三市斤、五市斤、十市斤。粮票上的图案有鹰厦铁路、福建三明钢铁厂等工业建设项目。1966年，福建汽车厂造出了福建省第一辆汽车(仿制北京212吉普)，该厂现为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的基础工业在60年代开始起步，覆盖纺织、船舶、汽车、钢铁、电子、石化、造纸等门类。但是由于长期受台海战备的影响，福建在全国并不属于重点工业投资地区，其工业资本积累，主要靠省内，即靠老百姓省吃俭用来兴办厂矿企业，因此工业基础较为薄弱。1978年改革开放后，福建省的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家庭作坊式的私营工厂，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为业。如福建莆田，被称为“世界假鞋之都”　

1966年，福建省闽候地区的侨汇肉票，面额为三市两，有效期至1967年6月止，剪角作废。从186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大量福建人移民海外，总量达数百万人。外侨需要将钱款邮汇给国内亲属，福建省因此存在着大笔外侨汇款。1957年中国的侨汇总额为1.38亿美元，其中仅福建省就占到近3000万美元。1958年后随着全国公社化，动员侨户缴售家中的黄金、美钞，提倡全民办厂，挫伤了外侨汇款的积极性，导致全国侨汇总额急剧下降。到1962年全国侨汇仅有5090万美元。为了鼓励侨汇，国家调整了侨汇政策，对侨汇实施物资奖励措施。如1966年，广东省规定，每10元侨汇证，可领取粮食7市斤、肉类3市两、豆面1市斤、食油4市两、棉布1.9市尺、侨汇购物券2张。文革时期，中国的侨汇收入迅速增长，到1976年，全国侨汇总额达到4.23亿美元，是当时中国获得外汇收入的一个次要来源。

1966年7月29日，陕西省汉中市南海公社信用合作社，开立的活期储蓄存折，户主为板X沟大队代销店，开户时存入10元。存折显示，在7月29日至8月7日，共存入6次，支取2次，帐户最高余额为48元。存折封底写着：合理安排生活、发扬节约美德、踊跃参加储蓄、支援祖国建设。　

　
1966年8月16日，北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接到通知，要他们准备参加8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集会。8月17日，学生们制作袖章，从毛主席题词中摘取“红卫兵”三字，刻成了木制模板。再用墨汁印刷在红布条上，制成红卫兵袖章。盖章后发给各班。当时买棉布需要布票，红布不容易找到，便用礼堂表演用的红色横幅布料裁减。制作匆忙，没有缝边。由于买人造棉不需要布票，后来制作的红卫兵袖章，多是人造棉材质。照片里的红底黑字袖标，是高干子弟(官二代)保皇派红卫兵的专用袖标，存世量极少。到1967年老干部权贵集团被打倒后，高干子弟成了黑帮分子。这种代表反动势力的黑字袖标便销声匿迹。此后红卫兵袖标以造反派使用的红底黄字为主。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城楼正厅合影。左起陈云、邓子恢、朱德、毛泽东、林彪、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这是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穿军装，也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合影照片。
据毛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回忆：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毛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毛泽东一试，正合适。关于毛泽东为什么非要穿军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表示他要拿出井冈山时代的勇气，重新投入一场新的革命。革命对象正是他的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革命战友们。
这天毛泽东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准备出发，5点钟，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本来预定上午7点30分召开大会，按照官场惯例，毛泽东的地位最高，应该最后出场的，可是毛泽东却打破了这个显示官场地位和身份的惯例，大大早于其他领导人，第一个来到现场接见红卫兵，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而且这天，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而不是象征性地向大家招招手就走了。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群众队伍中，不断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毛泽东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毛泽东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回忆中说：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个小时，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机会，我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呀。”。我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特地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百万人参加游行。这次大会被称为“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据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张辉灿回忆：当天，天安门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愁容。这天情绪最郁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人。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刘少奇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少奇从毛主席的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打招呼，未点头示意。不少人感到意外，刘少奇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的对象吗?他怎么也跟毛主席一起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呢?其实刘少奇上天安门，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周恩来安排的。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是总指挥。毛泽东要利用接见红卫兵来给文革运动加温，而周恩来却要给毛泽东点的这把火上泼冷水。周恩来的泼冷水方式之一，就是让刘少奇——这个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向红卫兵显示刘少奇仍是党的领导人，以增加打倒刘少奇的难度。毛泽东亲自向周恩来明明白白地交过底，要拿掉刘少奇，可是周恩来装糊涂，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安排刘少奇出席所有公开的重大活动。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周恩来每次都安排刘少奇出席接见，报纸上也刊登刘少奇参加接见的照片。当刘少奇一个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下面的红卫兵不明真相，曾经高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接见全国百万红卫兵时，宋彬彬等高干子弟(官二代)红卫兵，趁机跑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女儿)借此机会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
如前所述，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制作的是红底黑字袖标，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的也应该是红底黑字袖标。然而在现存图片中，竟然有两种版本。上面两幅照片，均有毛泽东佩戴红底黑字和红底黄字袖标，两种版本。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暗示。宣传者希望以此表现毛泽东到底是支持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还是支持造反派(平民子弟)红卫兵。
1966年8月初，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支持全国学生发起红卫兵运动，指责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但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已经占据了主导权。毛泽东准备通过文革打倒的党内走资派集团，正是这些保皇派(官二代)的爹妈。他们会打倒自己爹妈吗?走资派权贵集团正是钻了这个空子，煽动干部子弟(官二代)宣传血统论，来对抗毛泽东。如果毛泽东武力镇压干部子弟，这样就犯了跟刘少奇一样的错误，等于是自打嘴巴。可是不镇压这些保皇派红卫兵，任凭他们把血统论宣扬下去，那么毛泽东发起的文革就流产了。
毛泽东指望平民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只有依靠这些青年人才能打倒老干部权贵们。可是一般的平民学生，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整怕了，他们不敢轻易起来造反，还在观望。因此毛泽东把红卫兵运动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借助保皇派红卫兵带头起来“造反”，把声势做大，带动鼓励平民子弟红卫兵也起来造反。一旦平民子弟红卫兵起来造反了，他们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完全能压倒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那时，毛泽东就能进入第二步，利用平民子弟红卫兵，来打倒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进而打倒党内的走资派权贵集团。然而那些权贵们又岂会坐以待毙。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宋任穷之女)向毛主席献红卫兵袖章。当天下午回到学校，反工作组的梁二同，就找刘进和宋彬彬谈话，质问说：你们保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边说一边哭起来。刘进说要不然把你们的袖章给我，去换一下。后来刘进把她们的袖章送到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那儿，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8月19日，刘进写了大字报，列举了自己的错误，宣布退出"文革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字退出。高级干部子弟在不声不响之间，用红卫兵袖章，玩了一场政治斗争。斗的对象，正是毛泽东。　　

　　1966年8月19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八中革委会主任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主持批斗会，凌虐毒打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八中校长温寒江。照片中间低着头的两名女性，应是北京八中教导处主任李阿玲(左)、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右)。她们脸上被涂上了黑墨汁，批斗会后被学生押着进行劳动改造。8月22日，华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杀。八中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8月25日，陈小鲁发起组织了臭名昭著的“西城纠察队”。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抓捕陈小鲁，但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将陈小鲁安排到了辽宁盘锦的39军。文革结束后，陈小鲁、孔丹、宋彬彬、刘进等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头目，在中共高层领导庇护下，均逃脱了法律审判。

1966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套红头版，毛主席和百万群众共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19日起，北京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并迅速传遍全国。照片为北京二十八中(时改为东方红中学)红卫兵，在前门街头宣读文革传单，宣传“造反有理”。《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破四旧、抄家，原本并不是文革项目。文革初期只有“破三旧”，即打破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旧文化部。最早提出破四旧的是周恩来等领导人。他们认为毛泽东搞文革，是要搞一场思想教育运动，破旧立新，也就提出了要“打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四旧破完，文革也就结束了。可是四旧是精神领域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于是，深刻领会高层旨意的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们，通过抄家、打砸抢烧古董文物等方式，来让人们“看见”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8月18日，林彪在红卫兵大会上提出要破四旧后，保皇派红卫兵开始活动了。能够看得见的“四旧”，第一就是街道商店的名字，这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于是王府井改成“东风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瑞福祥绸布庄改为“立新绸布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等等。甚至连生活用品也改名，洋火改为火柴，洋白菜改为圆白菜，西红柿改为鲜红柿，黄瓜改为青瓜(黄有黄色下流的嫌疑)。
第二种看得见的“四旧”，是人们穿的服装，发型等。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统统被认为是“旧风俗”，烫发，大背头也是“旧风俗”，于是红卫兵拿剪子上大街，看到细腿裤就剪开裤口，尖皮鞋剁掉尖头，烫发的当街改发型。还有口红、香水等，也都是资产阶级的四旧，不许卖了。大街上的“四旧”都破完了，于是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想到抄家，掏“四旧”老窝。红卫兵一抄家，还真的抄出来很多“四旧”。有些“四旧”，甚至可以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比如抄出来的旧房契、旧地契，不就是当时宣传中的“变天账”吗?抄出来的国民党发的委任状、国民党时代的钞票，不就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吗?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看来，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阶级敌人”。一时间全国抄家成风。
文革初期的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抄、烧、抓、甚至杀人，实际上是干部子弟(官二代)红卫兵主导的。那个时期公检法机关正常运行，普通人都知道杀人要偿命，偷窃要判刑坐牢，平民子弟谁敢做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只有背后靠着权贵爹妈撑腰的高干子弟(官二代)，才敢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情。抄家活动激化了社会矛盾，被抄家的户主，拿着菜刀砍杀红卫兵，或者被红卫兵打伤打死的事情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保皇派红卫兵大规模的抄家活动，将文革矛头引向社会底层，扰乱了文革要斗倒党内走资派权贵集团的主要目标，实际上保护了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的爹妈们。　

1966年8月，北京，保皇派红卫兵们发起了“改名运动”，北京许多商店、街道，都被改了名。北京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被改名为“北京理发馆”，门前贴着“剪刀不留情专截牛仔裤，推子要革命去你阿飞头”的对联，横批是“兴无灭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1966年8月，北京外交使馆区“东交民巷”被改名为“反帝路、反帝巷”。群众在东交民巷观看“中国人民银行革命造反者”，张贴的《“反帝路”命名宣言》大字报。《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1966年8月19日，南越，Long Tan战役后，袭击澳大利亚军队的越共游击队被击退，美军士兵用装甲车拖行一名死亡的越共游击队员尸体。这幅照片揭示了长久待在战区后，人们对暴行的冷漠。日本记者沢田教一拍摄。该照片获得普利策摄影奖。　

1966年，越南，美军飞机投下凝固汽油弹，落在一队美军旁边。美联社照片。

1966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哈林区东部(东100街)的贫民区，光着身子的孩子们，隔着纱窗探头向外张望，屋外是遍地的垃圾。玛格南图片社纪实摄影师Bruce Davidson拍摄。哈林区曾是纽约犯罪、毒品和贫困的中心，以黑人和中南美裔移民为主。他们多数居住在老旧残败的破楼房里，习惯了日常生活中的吸毒、抢劫、强奸、杀人、帮派斗殴。　

　
1966年前后，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喝下午茶，四人是Marlene Krauss、Mary Falvey、Annon C. Adams、Vicki Keller。哈佛商学院创立于1908年，是常青藤联盟中的名校。这些私立精英大学是美国精英阶层，为了确保自身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通过花费巨资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积累人脉资源，毕业后接管经营家族产业。哈佛大学正是靠校友捐赠，积累了几百亿美元的基金，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大学。教育上的阶级分层，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的阶级固化无法改变，资产阶级必然占据统治地位。穷苦家庭出身的小孩，从出生起就面临着完全不平等的生存竞争。　

　
1966年8月23日，美国纽约谢伊体育场，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二次举办演唱会，吸引来大批疯狂的粉丝。三名男警察控制住企图翻越护栏的女粉丝。　　

1966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哈林区东部(东100街)，一名黑人女孩和一名白人妇女坐在一起就餐。白人妇女露出一脸的不乐意。玛格南图片社纪实摄影师Bruce Davidson拍摄。

1966年，英国坎布里亚郡沃金顿，霍尔登煤矿的矿工，换班后在更衣室洗澡，洗去身上的煤灰粉尘。英国摄影师Patrick Ward拍摄。该煤矿开采于1900年，1987年2月关闭，是一座年产百万吨级的中型煤矿，有数千工人。

英国坎布里亚郡沃金顿，霍尔登煤矿(Horden Colliery)的工人社区，生活条件并不好。这些矿工家庭的孩子，多数也是继续着祖辈、父辈的矿工职业。直至1980年代，英国煤铁工业完全衰败破产，数百万工人失业。

1966年，英国坎布里亚郡沃金顿，霍尔登煤矿(Horden Colliery)的矿工，打开头灯，进入电梯轿厢，准备下井采煤。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重复着。英国摄影师Patrick Ward拍摄。

1966年8月，北京市东城区三轮车夫，集结到北京市委大楼前集体请愿，要求转业，不再为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服务了。《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六十年代中国老百姓生活非常节俭，出门靠步行或乘坐公交车，条件好的骑自行车。当时电车、公交车票价只有3-5分钱。而人力三轮车的起步价为1元至1.5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绝非普通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有财力乘坐人力三轮车的人，多数是建国前的企业主、官僚、知识分子等有钱人。建国后，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资产，城市通过公私合营，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经营性资产。但是即使如此，富人阶层依然掌握着大量私产，因此依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的生活。有些老派资产阶级（上海俗称老克勒），出门是绝不肯挤公交车的，请客吃饭要到指定的老牌饭店酒楼订酒席。国产最新型的手表、照相机、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售价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而对有财力购买房产的资产阶级来说，不过是些小钱。资产阶级的奢靡生活，对于节衣缩食建设国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形同犯罪。这批资产阶级的数量约在800-1000万人左右，包括旧社会的特权阶层，和建国后领取高薪的共产党干部人员，以及演员、作家、画家、医生、厂长、经理等高收入知识分子精英阶层。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1弄11号花园别墅，建于1948年，是南京中国水泥厂经理徐美峰家的产业。四层别墅一楼有荷花池、酒吧，二楼玻璃花房，四楼有百余平米的健身房，浴室采用进口大理石浴缸。家里有佣人、奶妈、司机、厨师。据徐美峰的女儿徐令娴回忆，1949年上海解放后，共产党来了，资本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徐令娴在上海市民庆祝队伍中扛起了五星红旗。他们家在高安路的洋房私产仍归自己所有。还经常有外国人来他们家参观，看看共产党统治下，资本家家庭的生活状态。当时的一些海外报刊，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时报》等，在相关的报道中，差不多一致提到：外国记者对上海资本家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大感意外。
还有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女作家程乃珊。她的家庭并不是巨富之家。但她的祖父程慕灏是南京西路花园公寓的股东。1956年公私合营后，她家每年从政府手里领取的定息(年终分红)是三万两千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工人月薪为40元左右，这笔金额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00万元人民币)。程乃珊的丈夫更是出身豪门，其外祖父吴同文是哈同路(今铜仁路)上那座有名的绿房子主人。因他喜好跳舞，家中客厅配有弹簧地板，招摇的家庭舞会在1949年后也未停止，一直进行到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子女，以戴雷朋太阳眼镜(Ray-Ban)、骑英国的蓝翎自行车(Raleigh)，和拥有德国的罗莱佛来反光照相机(Rolleiflex禄莱)为荣，因为这三样东西的首字母都是“R”，所以“3R先生”(Mr. 3R)就成为了上海时髦青年人的代名词。
1966年5月，美联社记者Barry Richman到上海时，他以前结识的一位资本家朋友，开了一辆捷豹牌跑车到虹桥国际机场来接他，并带他参观自己的工厂。Richman后来写道，他所见那位朋友的生活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没有什么差别。
在1966年8、9月抄家最密集的时期，全上海抄出的纯金条是三万两千五百公斤，金银首饰九十万件，珠宝玉器三十万件，美钞三百三十四万，其他外币三百三十万，银元两百四十万枚，人民币现款、公债等三亿七千万元。“文革”中上海被抄家的资本家家庭是四万八千家，抄家物资中贵金属与现款的总价值约为四亿八千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当时上海每户资本家家庭的不动资产，相当于一般工人二十年的收入，可见当时社会虽然经过解放后的种种运动，旨在消灭资产阶级，但实际上的财富差距仍然非常之大。1976年文革结束后，大量抄家私产归还给了资产阶级。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99号，法式花园洋房，建成于1936年，是沪上著名会计师徐永祚的产业。庭院里有假山、竹亭，一楼中厅是中式客厅，东厅摆着4米长的柚木大餐桌，西厅铺着柚木地板。1959年，徐永祚去世，别墅主人变成了他的夫人。1966年文革爆发后，上海光学仪器修配厂拿着相关批文征用该别墅。徐家被赶出别墅，住到副楼，有的子女去了国外。1990年前后别墅还给了徐家七名子女后人。2008年该别墅被徐家以6000万元出售。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78弄1-3号，建安公寓，建于1932年，当时是法租界核心区的西式高档公寓，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为车库。1968年11月22日凌晨，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建安公寓北楼641号29室，从四楼窗口跳楼自杀，时年48岁。上官云珠原名韦均荦，江苏江阴人，1920年生于一个小镇教师家庭。1936年嫁给当地富家二少爷张大炎为妻。1937年全家为避战乱而到上海。1940年考入新华影业演员训练班，改用艺名上官云珠，并与姚克公开同居，后与张大炎离婚。在姚克举荐下，上官云珠在上海电影界打开局面，成为著名影星。上官云珠表演的角色，主要是富家阔太太、汉奸夫人、教授夫人、放荡风骚的交际花等形象。

     1950年，上官云珠与剧院经理程述尧结婚，并育有一子。他们住在洋房里，开着私家轿车，直至1952年，程述尧在三反运动中被人举报贪污，接受调查。程述尧为了早点脱身，居然用钱贿赂查办人员，因此获罪。名利场上滚过来的上官云珠，断然与程述尧离婚。

　　1954年上官云珠与副导演贺路结婚，搬到了建国西路641号集雅公寓。1956年文艺界评级定工资时，上官云珠被评为文艺四级(四级演员)，月工资220元。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收入，相当于县级干部月薪的两倍，普通工人月薪的七倍。而上官云珠的月薪，在演艺界中并不算高。1966年上官云珠被确诊为乳腺癌，后来发展成脑血瘤，进行了手术治疗。此时恰好文革爆发，上官云珠受到红卫兵批斗。她与姚克生下的女儿姚姚，竟然公开了她以往靡烂的生活方式，和混乱不堪的感情生活。并声称“因为有这样的母亲而耻辱”!上官云珠因此跳楼自杀。姚姚于1975年因车祸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