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我国应采取什么外交策略呢?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
毛泽东主席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主席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个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于10日在大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说明我国对外政策,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
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明:苏、美两霸是第一世界,它们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已经由当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坚持反帝反霸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为第三世界中不可动摇的力量。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它们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逻辑体系
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对民族独立的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捍卫、国家安全的护持,始终保持格外的敏感和关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构成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逻辑体系。
(一)逻辑原点: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
就理论而言,划分“三个世界”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主观映像,而是基于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客观反映,具有强大的历史逻辑力支撑。 中国近代社会耻辱和悲惨的命运,为毛泽东国际观中的“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思想设定了历史前提;世界战争再次验证了国际政治中的丛林法则,促使毛泽东更加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尊严的意志;中国与苏联的特殊历史经历,让毛泽东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拥有更深的理解和护持。在涉及国家、政党、民族利益问题上,毛泽东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戒备清醒地认识和处理中苏关系。应当说,这是导致毛泽东决心捍卫国际尊严与独立,并将苏联认定为第一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情结。
(二)哲学基石:矛盾对立统一论
毛泽东对世界和社会的解构方程蕴含着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这就是: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同时,矛盾系统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形态。毛泽东认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可以说,上述哲学观构成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哲学依据,也构成了其国际关系政治博弈理论的依据。
(三)国际战略:反对霸权主义理论与策略
通观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就是在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格局转化的历史背景下,以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为新的话语特征,确立了分析国际关系的总体框架,为实施“远交近攻”的中国式外交谋略奠基。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逝世后,国际形势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在新的国际坐标系中,面临新的定位和新的考验。用怎样的理论范式和价值观论证和回答一系列新的国际难题,成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新使命。回眸和总结战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当今国际社会的时代特质,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资源,特别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其战略,对于理解当今国际社会的本质,构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求实创新的战略典范,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和建立提供了新的价值观照和路径选择,为中国外交方略建构了务实而有益的博弈方程式。作为一种国际政治哲学,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体现出的认知范式和逻辑演绎,缔造并主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外交战略的光荣传统。它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影响不只是在具体策略和技术上,而将在思想原则和价值观领域不断地凸显出来。作为一项宝贵政治思想资源,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崭新的东方制造,为构筑冷战背景下中国安全方略奠定外交基石,更在于以强大的历史逻辑力为支撑,以高远的国际视野,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发展定律,以伟人的气质和信念,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巨大的信心支持,这将超越时空限定,始终是新世纪中国走向大国外交,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宝库和外交指南!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作者:姜安,原标题: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