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和次年1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先后率团访苏，与斯大林商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双方经济合作问题。因双方的经济合作涉及新疆有关项目，需要新疆派人去莫斯科参与贸易谈判。于是，1950年1月9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谈道：“新疆贸易谈判代表包尔汉主席因本月中旬需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开会，故改为邓力群带三人并约同在新疆的苏联商务代表同去……他们在新疆等候，20号后由新疆乘飞机到阿拉木图，经苏联同意后赴莫斯科。”1950年2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新疆分局，由赛福鼎和邓力群一起去莫斯科，参加中苏贸易谈判。这是继1949年6月之后，邓力群再次访问苏联。同行的有马寒冰、陈锡华，还有一个曾负责新疆三区财经工作，当时任省财经委员会计划室主任的乌孜别克族同志，名叫波拉提•阿力米。分局让邓力群一行带上拟请苏联设计的建设项目的意见，以及从苏联进口一些棉织品、日用品的订货单。

　　抵达莫斯科后，邓力群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斯大林。那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答谢宴会，招待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领导人。斯大林应邀前来赴宴。据朋友们讲，这是斯大林战后第一次离开克里姆林宫，到外面参加宴会。邓力群一行听说后，都等着看他。他来到宴会厅后，在主宾席上和毛主席、周总理互相祝酒。斯大林的个子不高，红光满面。邓力群不懂俄文，听不懂他讲的话。陈锡华给邓力群翻译成汉语时，由于人很多，声音嘈杂，也听不太清楚。但不管怎样，总算亲眼见到了斯大林，并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感到高兴。

　　在毛主席与斯大林的首次会谈中，毛主席就提出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为了做好贸易谈判的准备，邓力群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向他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财政金融情况的报告。在报告的最后，邓力群提出：“总结以上一切情况，目前新疆财政金融问题的解决，起决定作用的为：(1)中央的补助;(2)对苏贸易;(3)全疆财政的统一;(4)税收的整理。这种主要依靠中央的补助解决财政的办法，在目前是迫不得已的，将来是亟须改变的，应当改变的，而且也是可能改变的。这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发动和组织20万军队进行生产，使20万大军成为生产的劳动大军。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同志的计划，今年部分自给，明年即可全部自给，到那时就可不要中央那样大力来补助了，新疆的财政面貌也必将为之改观了。”这份报告使周总理对新疆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邓力群一行来莫斯科前，已商定了拟请苏方帮助的项目，准备在谈判时提出来。周总理要邓力群率新疆贸易代表团参加这些项目的谈判，并把苏方起草的协议(中文译本)交给新疆贸易代表团，让邓力群他们提意见。邓力群当时觉得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是老大哥嘛，因此也就没提什么意见。赛福鼎也没有提。过了几天，周总理把邓力群和赛福鼎找去，语重心长地对他俩讲，作为中共党员，你们不仅要考虑苏联怎么办，还要考虑我们怎么办，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既要相互尊重，也要相互平等，不能不动脑筋。周总理的这一番话，对邓力群触动很大。

　　后来，经过反复谈判，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三个与新疆有关的协议，即《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协定签署后，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和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虽分别直属政务院燃料部和重工业部，但其工业产品主要供应新疆，有力地支援了新疆的经济建设，为发展新疆石油工业和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打下了基础。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成立后，开辟了由苏联阿拉木图经中国伊宁、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到北京的航线，极大地方便了交通落后的新疆同内地和国外的往来。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断多年的对苏贸易得以恢复，重新开放了霍尔果斯、吐尔嗄特、巴克图和吉木乃等边境口岸，为新疆对苏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邓力群率新疆贸易代表团再访苏联，取得重大经济合作成果。为新疆发展奠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