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看法

　　1973年，他写的《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The Daily Life in the People's China)出版，成为美国的当时畅销书之一。1975年3月被《参考消息》摘登。

　　正文：

　　【本刊讯】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两次访问 中国，回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本刊选其中六 篇，摘要刊载如下：

　　在河内机场，伊桑·赛纳和我是仅有的旅行者，我们的飞机是唯一的飞机; 没有出租汽车，没有行李或搬运夫，没有声音，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混乱。气 氛是严肃的，完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很少旅游活动的样子。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准备访问中国——一个二十二年来很少美国人并且没有美国科学家到过的国家，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很担心。

　　从河内到中国南部的南宁的飞行用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八时左右到达，中国政府官方代表站在舷梯下面仰首向我们微笑。有两位地方官员，另外还有两位我们的向导，后者是那天早上特地从北京赶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中国的整个逗留期间，他们一直陪伴着。介绍之后，我们知道一位是翻译，叫刘子翰，另一位潘纯，是北京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主任。

　　看来，在继续上路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决定，就是从南宁直飞北京，还是先飞广州。那时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在那儿举行。我们告诉东道主宁愿先到北京，他们表现出有点惊奇的样子，但没说什么，仅仅又给我们倒了一杯茶，继续谈话。但是不知不觉地我们感到如果先到广州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终于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中国人以非凡的温和方式说服人的一个例子，我记不得我曾被说服或甚至被要求去改变我的主意，然而出现了一种使我们事实上改变了主意的气氛，并且后来我们很满意于这种改变。

　　这件事决定后，我们离开餐厅，径直走向飞机跑道，那儿有一架银白色飞机正等着我们。起先我们以为是一架为我们乘坐的专机，但等我们和潘、刘一起坐下后，其他乘客也都鱼贯而入。我们的主人以适当的礼遇接待了我们达数小时之久，他们一直在等着。突然我发现他们显然没有充分的休息和象我们那样地饱餐一顿，我们为如此特殊的待遇而感到不安。我们在中国的旅行中多次经受到这种 体验，这是中国人讲究礼貌的本性。

　　在广州，我们又受到群众代表和市革委会代表组成的接待委员会的正式欢 迎。

　　广州是中国的第七大城市。我们预期的是访问一个工业城市中心，没想到我们从飞机场开车到东风宾馆时沿途看到的是热带棕榈树以及整洁而清静的街道。在这种气氛下又看到一座设计优美的现代化建筑，真是令人神往，尽管门口两旁贴着措词强烈的标语：“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英勇斗争”。但是当我们各被领进备有起坐间、卧室和盥洗间的房间时，我们感到主人的好客而忘却了进门时的心情。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整天，是以早晨七时半在餐厅吃美国式早餐开始。这家旅馆和所有兴旺的国际旅馆一样，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除美国和俄国以外——的商人。没有中国客人。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占据了整个一座楼。这些客人来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希望促进中国和他们本国的贸易。

　　广交会（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每年举行两次，每次一个月）和其他中国展览会一样，是为了令人感动，也是为了使人受教育。

　　我们选择去农业馆、轻工业馆、服装和纺织馆以及鱼类馆。这是从展览会中选择的一小部分。要看全部展览得花很多天。在农业馆，有毛主席在麦地里和农民谈笑风生的巨幅彩色照片。展出的有荞麦、大豆、其他豆类、燕麦、蓖麻子、玉米、小麦和大米等等样品。有一句毛主席的口号：“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另外还有一句：“农业学大寨”。大寨的人们以特殊英勇的努力，部分成功地完成了在岩石山中开辟梯田的工作。显然，在农村，主要在公社居住的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在他们的勤奋劳动中首先强调的是谷物生产：南方生产大米，北方生产小麦。主要的农业出口是大米和肉类。

　　在农业馆的柜台里，还陈列着植林、垦荒(特别在戈壁沙漠)、治理洪水规划中有贡献的先锋队的照片和文字介绍。这一切都指明了自力更生是基础，英勇的忘我劳动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美国早期的情况。

　　轻工业馆也传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这里的口号是“学大庆”。大庆是工业榜样，相当于农业中的大寨。在一切工业中强调尽可能利用副产品。例如，一个化工厂的展览品表明了甘蔗不仅能生产糖，还能生产酒精、纸浆以及纸。此外，以前当作废物的纸浆渣，现已被利用来作耕畜饲料的酵母，而经过化学分解以后喷在谷物上可以增加产量。

　　我们开始学习中国货币制度。最基本单位是元，即一百分。二元三角七分等于一美元（指美元贬值前——本刊注〕，但如按照购买力来说，没法相比：十八分(美元七分半)买一磅米，五分(美元二分)乘一次公共汽车，一百五十元(美元六十)买一辆自行车;房租每月三到五元(美元一元二角到一元六角)，包括水电费。在观察中国的消费时，显然不仅要注意货币兑换率，也要注意不同的价 格结构。

　　如果广交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工业生产，那么必须指出：虽然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算不上工业化，但肯定也不是非工业化的，而更应当算作工业欠发达的。因为中国人显然具有发展工业的技术和能力，当他们决定去发展工业时，这些技术和能力将给他们带来很大好处。他们在生产石油和其他动力来源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学会了生产巨型发电机、压钻机、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各种交通用具、精密仪器、医药器械、电子装备、化学品以及半导体等。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传统工艺，如牙雕、玉雕、绘画、刺绣、漆器、木雕和景泰蓝。这些艺术品在展览会上都有展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个展览会中更令人感动的：没有一张广告，没有一点竞争的示意，没有商业气息;它提供的只是一个重要教训，即中国是稳定的，并能动员它的资源和人口去生产各种各样现代世界所有的商品。它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一个大的生产者以及一个和平交易的机会。没有一个外国旅行者不领会到这个信息。至于对我们为时一天的访问者来说，展览会和我们想象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则更为令人吃惊。

　　当我们离开展览会厅时，一群人嚷嚷着冲下楼梯，这阵突然的喧闹声在这个近乎寂静的正式的交易会上压倒了一切。当我们向我们的向导表示惊讶时，他们笑着说，世界乒乓球劲旅们正在参观这个交易会，激动的乒乓球迷们追逐着他们，要这些英雄在自己的球拍上签字。至少，英雄崇拜在世界各地是一样的。由于我们对此表示很大的兴趣，其结果是当局立即安排了一次和他们的会见。这些健将

　　迅速地、神秘地从人群中被带出来送到一个小小的休息地点。他们都和蔼地同意让我们分享他们的休息时间。我们穿过围屏，经介绍后立刻和男、女乒乓球运动员握手。

　　我们在广交会的访问最后以我们和陪同的官员一起吃茶点而告终。这是不可避免的程序。他们非常诚心地问我们对展览会的印象如何。他们说，他们将乐意听取我们的批评意见，以便日后改进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进入中国后的第三次被要求提意见了(我们在南宁机场和东风饭店遇到同样的请求)。我们开始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个机构都是这么做的。不管我们对这门行业是多么生疏，不管我们对这种操作的了解又多么草率，他们慎重地要求我们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起初，我们婉谢说，我们确是对此项业务不太了解，我们相信他们已在条件许可之下尽着最大可能去做好工作了。不过，他们对这种说法总有些失望，似乎真正希望得到建设性的建议。后来，为了准备开讨论会，我们尽量注意寻求一、两个缺点。这样一来，我们的主人似乎就高兴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所产生的真正结果，但很显然，我们被看作有鉴赏能力的客人，他们期望我们在这点小礼仪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决定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到达那天下午的观光游览，对我们来说，是有些失望的，因而也使我们预见到在中国旅行将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向导领我们乘坐一辆黑色闪亮的、俄国制造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把我们开到了一个安静的、几乎是孤独的公园——“广州公社陵墓”。它是纪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起义，当时四千名革命者遭到屠杀。

　　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带我们到那儿去，因为这个公园真的在风景和纪念建筑方面都是引人入胜的。

　　这个公园保护得十分美好，部分出于学生的劳动。整个一个班每星期参加半天劳动——种树、修剪、除草、筑路和修小道以及其他改进公园的工作。我们遇到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用耙子、铁锨等等正在清扫垃圾。他们似乎干得很欢，我们走近时，他们朝着我们微笑和招手。

　　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的请求下，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回到广州市的热闹区。

　　我们逗留在珠江岸旁，这里江面宽约五百米，岸上商业街道和人行道成行，显然是广州居民喜爱的集合场所。过去这里杂乱无章地挤满了大平底船和舢板，居住着无家可归的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为自豪的是她已经给这些人安排了永久性的住宅，他们并指给我们看了一些清洁的公寓楼房作为这些人现在居处的例子。横跨珠江的是一架漂亮的新桥。这条江似乎很干净、整齐、没有污染，来往的舢板和驳船仅用于商业上的运输。

　　我们在广州剩余的短暂逗留时间继续使我们预见到，作为新中国的旅行者，我们可以期望些什么。例如，最后一天早上，在我们去中山大学以前，他们通知我们把行李放在旅馆的过道里。我们突然觉察到在中国，负责管理私人财物的人得到公众的信任，没有失窃现象，肯定地说，外国人从未遭到过偷窃。做到这点并不需要给小费或有特殊安排。当我们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时，也从未受到任何危险的警告。由于对革命前的中国的报道经常着重指出，偷窃和暗杀遍及大多数城市，因此我们十分诧异：这个国家怎么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二十几年内会如此有效地遵守法律和秩序。

　　我们再一次和刘、潘两位来到广州机场，准备乘飞机去北京。虽然在广州看起来天气还好，但据说将在中途遇到风暴。我们起飞了，但就在一小时之内即将完成从广州到北京的一千四百二十八英里的航程时，驾驶员宣布，由于强烈的风暴，我们将在河南省会郑州降落。刘和潘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安排。中国航空方面负责人绝对禁止在风暴中飞行。

　　我们在郑州机场呆了约两个小时，等待天气开晴。这时我们在郊外到处看看。

　　突然上空飞来一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旧式双翼机，在机场数千英尺上空投下了朵朵彩云似的降落伞群。至少有二十几架飞机，我们想这一定是一次军事训练。跳伞员下来了，乘上卡车开到机场大楼。我们发现他们之中还有几位青年妇女，试想我们是多么惊奇!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工厂工人和公社社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的伞兵训练，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规划中的一部分。

　　最后有消息说天气很坏，我们的飞机在此停留过夜。潘和刘决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乘当夜十时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达北京。在这中间，我们可以在当地宾馆休息，那里是中国来往旅客常到之处。这是一次很有兴趣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们可以评价没有预先为我们安排好的住宿，并看到一般中、小城市的情况。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家旅馆都是令人满意的。它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旅馆小，但如果说它有比较漂亮和现代化的地方，那就是它建立在林荫大道旁的花园似的环境中，附近是精耕细作的稻田。我们在房间里洗了澡并休息了一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就启程到火车站。

　　火车本身令人惊叹不已，值得美国铁道仿效。它不仅准时开车，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软席卧铺房间舒适而又清洁无比，服务员十分文雅和彬彬有礼，饭菜和我们在高级餐馆中吃的一样可口。我们房间的隔壁有一间干净的盥洗室。唯一可以改进的是厕所的蹲坑，我们西方人的大个儿得倍加小心。

　　到了北京站，另一个大的欢迎代表团在等候我们。我们的行李象魔术一样地出现了。我们乘上闪亮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快速驶向新侨饭店。我们舒适地安居下来，渡过我们在中国的头半个月剩下的数日。

　　这时我们对中国的印象确实是混乱的。中国人确是能够并善于做有效而殷勤的接待工作。我们住的饭店房间、吃的食物和得到的招待不仅都是有礼貌的、恰当的，甚至是过分奢侈的。我们可以到中国各种机构进行访问，有关它们的情况将源源不绝地送给我们;我们到各地的往来交通都将会很迅速地安排好;他们将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尽可能的舒适，尽管为我们安排这一切方便往往是困难的。这些细致的计划同时也意味着：由于我们乘坐喇叭声不停的快速轿车而造成的隔阂，由于居住在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宾馆而感到的孤独，以及意味着经常有大批革委会人员陪同，甚至膳食总是西餐，除非我们特别要求吃中国饭。这一切安排，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好客，还是我们的主人想阻止我们和人民有更多的接触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天的例行公事总一成不变。同样使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中国城市里的人享受到我们这样的奢侈生活。除此以外，我们还未见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不管怎样，我们旋风似的旅行在继续

　　着——继续使我们全神贯注其中，尽管我们持有疑虑。它包含游览很多北京的历 史古迹和观赏文化宝物，也包括值得记忆的与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谈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