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究当了农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戴尔、贝思和我出发到一个公社去住两个星期，并在那里参加劳动。我们都背了一个小包，里面放了一些必要的替换衣服和盥洗用具。对我们说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仅到公社去住几天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中心目的，而且我们的主人同意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作了特大的让步。他们打破了正常接待规格，让我们作为劳动者，到芦沟桥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去。和我们同行的唯一伴侣是我们的朋友兼翻译李明德。我们对此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既热情又幽默，很容易相处。他总是按常理办事，因之我们的活动很顺利。

　　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无轨电车站，和大家一起排队等车。早上乘客很多，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们。贝思和戴尔都穿着中国式服装。他们穿了有光泽的新布裤子，和直统统的毛式布制服，戴了农民戴的大草帽，这些都是她们前一天晚上在北京百货大楼买的。当时许多顾客看到西方人戴着这样的大草帽都发出了阵阵的笑声。我穿的是劳动布裤子，短袖衬衫，草帽背在背后，帽绳套在脖子上。

　　我们等了不到三分钟，就来了一辆无轨电车。我们顺序地上了车。车上很挤，可是很奇怪，有的位子空出来了。我们把行李堆得象个小金字塔似的，四个人就坐在行李周围的四个位子上。在乘客的谈话声中，我们开始感到比过去更接近中国人民了。有的人在我们微笑时也报以微笑。

　　我们这一行程大约有二十公里，是从北京往西南走，路上换了两次车。每次换车，情况都是一样的。我们感到惊奇，有的注视着我们，有的向我们微笑，有的对我们很客气，给我们让坐。当我们上了第三辆车时，已经进入了北京的平坦的郊区，车上的乘客也少多了。这时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路上自行车络绎不绝，人们一本正经地、从容不迫地蹬着车，静悄悄地来来往往，只有偶尔听到几辆小汽车、卡车或公共汽车发出的喇叭声和引擎声。公路伸向远方，路的两旁都种了树。这是中国公路的特色。中国人大量植树，改变了农村的外貌。这些成行的杨树和樟树既可以防风，同时在炎热的仲夏也可以遮荫消暑。

　　汽车忽然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停了下来。人们告诉我们，到芦沟桥公社，汽车只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走最后一公里。那天又热又闷，我们背着行李，又急于想到达目的地，这一段路走起来就觉得更长了。我们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擦汗和换手。虽然我们只提了一个不太重的轻便小包，可是我们的手指都发麻了。这时我们是沿着菜地走，地里种的主要是西红柿、茄子、黄瓜和扁豆。我们看见了远处的玉米地。后来我们听说这里还种了大量的水稻和麦子。这里的交通来往主要是靠步行。当我们走近一些农民、学生和带了孩子的妈妈时，他们都停下来，看着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目光比城里的人更为坦率、友好。农民的善良的大脸庞上很容易露出微笑。这一定也和我们几个人的怪滑稽的形象有关。毫无疑问，这里从来没有来过象我们这个样子的人。

　　我们走了约二十多分钟，就看到两个小村子。李是生长在农村的。他有时停下来问路，起先他所得到的答复似乎有点含糊，可是越靠近我们要去的村子时，他得到的答复就越肯定了。不错，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是的，那里的人们已经听说我们要去了，他们在等着我们。

　　最后，我们离开了公路转入一条尘土飞扬的红土路，路的一边是村子里一排房子的后墙，另一边是一片长得郁郁葱葱的西红柿园子。我们走了还不到两分钟，听到一个院子里传来一阵走动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健壮的妇女赶出来迎接我们。她面带笑容地作了自我介绍。她叫张淑敏，穿了一条宽大的裤子、白衬衫，带了一顶草帽。她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和李说着话。她使劲地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接着，我们又提起行李，跟着她走进一条胡同，到达我们要住下的院子里。路上，另一位面带微笑的农民来欢迎我们。他叫张中，是小屯大队梅市口小队的队长。我们今后就在这个小队里劳动。

　　我们走进院子后，一大堆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都很兴奋，不停地说着话;他们显然很高兴，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为我们准备下的住处，我们放下了随身行李。有人在院子里的一个手压抽水机上压出了冷水，倒在搪瓷脸盆里，又从水壶倒了一点热水掺在一起，端了进来;还给了我们洗脸手巾、肥皂和漱口水。我们把旅途中的大部分灰尘都洗掉之后，就回到院子里和我们的新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坐在小凳上，人们一再向我们递茶递烟。虽然这一天是正常的劳动日，有的农民特意抽出时间来欢迎我们并和我们交谈。

　　我们的房东叫史振玉，他的老伴姓孙。史今年七十三岁，是一家之主。他举止庄严，身体高瘦，看来自奉很俭；他们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全都结婚了。

　　他们有二十二个孙子和孙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公社，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北京当工人。在农村的这两个儿子，全都成了家。大儿子一家住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小儿子和他的媳妇张淑梅，还有四个孩子都住在我们院里。这个院子两面都有房子。他们占一面。我们院里的很多事都是张淑梅做的。平时她还抽一部份时间下地干活，但是我们去的这一年，因为她公公已经七十三岁了，中国人认为这个岁数对老人是一个关口，因此她就留在家里，代替老人做饭。史年纪大了，已不下地干活。但他决不是什么也不动手的人，他还管着院子里很多具体事情。当然，全院的事还是由他老伴操心。她不声不响，很有主意，办事很有效率。

　　张中和张淑敏虽然都姓张，但不是亲戚。他们俩都是我们小队的领导。张淑敏是队里的第二把手，兼管妇女工作。他们俩成了我们在芦沟桥时的师傅和好朋友。为了把这两个人区别开来，农民叫他们一个“老张”，一个“小张”。老张只有四十四岁，精力非常充沛，似乎和“老张”这称呼不大相称。但是这不是叫错了名，因为李向我们解释：用“老”字称呼人含有尊敬之意。所以后来当我们听到人们叫我“老高”(我们的中文译名第一个音是高)，叫贝思“小高”时，我们很引以为荣——这是他们第一次把我们作为“自己人”那样和我们开玩笑。

　　我们在公社从一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想立即开始干活，但是我们的主人坚持必须逐步地干起来。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是多么正确，因为我们确实适应不了从早干到晚那样严格的工作时间，而这对他们说来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因此我们第一天就只辨认方向，在村子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人和地方。

　　我们生产队里所有人家都集中在一个旧的村址上(一般说来，生产单位的地点和人口都和原来的自然村是一致的)。我们队约有九十七户，四百五十人，耕地五百亩。三分之二的产品供北京市消费，其他三分之一是粮食，主要是麦子，还有少许水稻。全部住房都有院子，院子四周是围墙。各院整齐地互相挨着，连成一排;各排之间是小胡同或大街，都是土路。村中央有一个方形广场，是公共场所，有四个小商店，有打麦扬场用的场地。这个小集体的勤劳和自豪都集中地在这里表现出来。

　　芦沟桥的农民和马陆的居民不一样，这里的农民各自居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在家里吃饭，不在食堂吃饭。虽然大部分的房子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后盖的，但都是中国农村中传统式样的平房。史振玉家的大院长约九十英尺，宽约八十四英尺。他家的院子用一道砖和三合土墙隔成两个。从胡同进来，先进入外院，才能进入比较大的里院。院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也是我们这次绝无仅有的经历的活动中心。

　　记得第一天，我们一进门，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使我们感到这个院子里生气盎然。那口井是个中心，经常有人拿了水桶、盆或罐子来压水，拿回去洗衣、做饭或刷洗等用。院里每一个角落都在忙。张淑梅是主要的人物，事情都围着她转。她从早到晚兴致勃勃地从事各种活动。她做饭，侍候大家吃饭，洗衣服，洗碗，扫院子，用木盆给刚会走路的孩子洗澡。如果她还有点空，就从我们住的屋子里把一个脚蹬的缝纫机搬到院子里给小孩做衣服。爷爷对于养猪一事颇感自豪，他费很多时间给猪备食，剁、煮、发酵以及搅拌。他还有做不完的修补活——修理晾衣服绳子，修理工具棚、小推车等等。奶奶虽然活动少得多，但是她管家，算计家务。她特别会捉小鸡。小鸡需要放进一个大篮子里过夜。傍晚，孩子们在院里乱哄哄地捉小鸡，但总是捉不着。老奶奶不声不响地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瞧着，小鸡走过她面前时，她象猫一样地敏捷，一手就抓住一个。她还是编蒜头辫子的能手，一辫辫的大蒜挂在里院的树上或墙上晾着，象是一种装饰。

　　孩子们下午放学回来，立刻各干各的活。对他们说来，干点零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孩子们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摘回家去。有一个小孙女经常从地里带菜帮子回来，放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剁碎了给小鸡吃。等小鸡啄过了，菜叶也干了，他就把它们堆成一堆，放进一个大铁锅里，再和别的废料掺在一起，煮熟了留待喂猪。另一个大孙子经常帮助爷爷把盛猪食的沉甸甸的铁锅搬到外院的猪圈里去。另一个在公社工厂工作(公社办了六个工厂)的孙子似乎专门负责管理压水机。我们在那里时，他曾进行过两次全面检修。他常忙于给几辆自行车上油，修理漏气的车胎，还打扫整理几个堆东西的窝棚。

　　在这么一个活跃的大家庭里，必须一顿接着一顿地做饭，全家人都得动手。经常有人在院里树底下的一张小矮桌上干活——洗，剁或搅拌。在这个融洽的家庭里，谁也不用告诉谁去干什么。我们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一开始就感到舒畅和满意。

　　院子里分西屋和北屋。北屋的西边一片和西屋都是砖房，瓦房顶，面积都是二十一英尺宽，四十英尺长，在院子的西北角形成L形。老俩口住北屋，我们住的是西屋，这里原来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史明、媳妇张淑梅和四个孩子住的。他们客气地搬了出去，腾出屋子给我们住，一家子挤到爷爷奶奶的屋子里去了。

　　虽然史的大儿子一家在附近有自己盖的住房，但他们还和老人以及老二一家一起吃饭。另外的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女儿是教员，在芦沟桥教书。我们在那儿时，她曾骑自行车回来过三次。两个孩子在北京当工人，显然回来的次数较少。

　　每排房子又根据长度隔成两个房间。我们住的西屋就隔成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大的一间长约二十八英尺，小的一间长约十二英尺。

　　我们房间里的炕约六英尺宽，十八英尺长，够一家人睡(他们大概就是这样睡法)。贝思的小房间里也有同样的炕和灶，但小得多。两间房之间的隔墙下部分是砖砌的，上面是木格窗，窗上糊了宣纸。里、外屋的门上都挂了竹帘子。外屋门上还有一道木门，上半都安了玻璃。

　　我们的房东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厨房，面积约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房顶是瓦的，三合土的墙，四英尺高，墙头和房顶之间砌了空花砖。我们在那儿时厨房里几乎热得受不了。但据说那里冬天很暖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外院柴草堆拿一把草点火，然后加引火柴，再加粗柴，最后加木炭。整天都有火，除了提供其他的方便之外，整天都可以用大水壶烧水，储存在保温的汤罐内。

　　南墙边有兔窝和帐篷似的鸡窝。鸡窝是用秫秸秆做的，顶端用叶子扎在一起，紧挨着地面安着一个铁格子门，系在一根立棍上。兔窝比较大，砖砌的，有铁门，门上有好多窟窿眼，不让兔子出来。兔吃的菜都放在窝里。母鸡和公鸡每天下午可以在院子里享受一两小时的自由，之后，孩子们就起劲地把它们赶进窝。那二十四只小鸡整天在院子里啄食，直到孩子们把它们围在一起，抓进草篮里过夜。捉小鸡时院子里总要乱一阵，孩子们叽叽喳喳笑个不停。

　　尽管院子里活动频繁，但始终保持整洁，而且确实很吸引人。每一个人不论做饭或是干了其他的活之后，都随手把地方打扫干净。院子里的一些小果树带来了淡淡的绿意和荫凉。门口和窗台上的蜀葵、菊花和天竺葵给这个忙碌之家增添了色彩。不管是最简单的或最费事的杂活，全家老幼都乐于去做，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生活。

　　院里的厨房和兔窝之间的墙上，开了一个口，通向外院。外院周围是很好的三合土的墙，内有一个猪圈。猪是把废物变成有用之物和食物的一座高功效的“工厂”。村里每户至少养一头猪。他们买了小猪回来后，几个月就把它养肥了，然后宰了全家吃，或者卖掉，把钱用来买其他食品。猪粪是浇菜地的好肥料。这样，不出院子，就完成了化无用为有用的全部循环过程。

　　我们住的这一家，从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四年这十年间，积下了足够的钱，把他们的三排房子全部重建了。我们住的屋子是一九五四年盖的，还不显得很破旧。当然屋里的墙需要粉刷，三合土的地也有些裂缝。但是由于整个屋子的构造简单，横梁、墙和瓦顶都很坚固，维护得也很好，估计这房子还可以住上一百年或再久一些。我们受到这个家庭和他们的成员的欢迎，使我们在中国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了。

　　我们的来临打乱了史和他一家的生活，即使这样，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严格的生活规律。清晨不到五点，在公社大喇叭广播《东方红》的乐声中大家都起来了。继这歌曲之后是新闻广播。大家很快的梳洗，喝一杯茶后就下地。从五点半干到七点，然后回家吃早饭，还稍微休息一下。到八点或八点半左右又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只在十点左右休息约二十或三十分钟。十二点吃午饭，这是一天中主要的一顿。饭后休息时间较长，这时候最热，休息到两点或两点半。之后，再继续干到七点左右，当中休息一次或两次。有的农民晚上还到地里加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加班是自愿的。遇到紧急的时候，如抗旱，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天天都加夜班。这些人一天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晚上也没有很充分的休息，很难想象他们怎样保持他们的体力和舒畅的心情，但是他们看来就是做到了。

　　冬季，每天的工作时间减为四小时，大家有一点空闲。有的学文化，有的修理工具。但是在长庄稼的八个月中间，每天都得遵守着这个劳累的作息制度，一天也不能休息。星期日也和平常日子一样。劳动的节奏象一股洪流带着农民前进。我们的访问，不论在他们的生活中，或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但即使如此，公社的日常工作极少受到干扰。

　　我们在芦沟桥也是这样生活的。我一般醒得很早，起来后马上到院子里的井口去打水。每次我总碰到史，他已经起来一会儿了。他就递给我一壶热水，这样，我们就一起迎接新的一天。洗完之后，他和我们一起围着院里的小圆桌坐在六寸高的小凳上喝茶，抽烟。李住在另一个院子里，这时还没来，不过没有翻译也没有关系，史能感觉到我们的友好，他也对我们表示亲切。这使我们逐步加深了我们不是外人的感觉。他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抽烟抽得很厉害。他们家有一亩自留地，地上很大一片种的是烟草。他十分欣赏他的旱烟斗。这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已经有一百年了。这个旱烟斗很漂亮，玉嘴，细长的樱桃木杆，紫铜的烟锅。

　　我们和史家的人一起吃饭。原先我们以为会在公社的食堂吃饭。现在的安排使我们很愉快，因为我们非常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他们日常的简单饭食，主要是公社自产的东西，因此和我们在城里饭店的饭食相比之下，品种少得多，比较单调。但是这里的伙食富于营养，也很好吃，这是很不错的伙食，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

　　每顿饭的主食都是含淀粉的东西，常常是大量的大米饭或面条。华北，包括芦沟桥在内，是产麦区，这里人们米面两样都吃，但吃面条多于吃大米。每人用一个瓷碗盛饭或盛面条。桌子中间放着几大碗菜，每人用筷子给自己夹菜。我们访问时正好是盛产扁豆的季节，所以我们每顿都吃扁豆。做法是煮，或者是腌，或是用酱油拌。另外有菜花、洋白菜、青椒、黄瓜。黄瓜经常是切成块生吃。我们还吃了大量的西葫芦和西红柿：西红柿是生吃的，洒上糖;西葫芦是煮着吃，常常放上酱油和猪油。有的菜里放一点儿肉，增加味道和蛋白质，多半是猪肉，有时是羊肉，牛肉比较少见。饭桌上经常有醋。整头的蒜当小菜吃，使我们身体保持健康。看到史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下两三大碗饭，实在令人吃惊;只有懂得了他们劳动所需的体力，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吃这么多。

　　午饭是主要的一顿饭，我们经常有额外的美味的鸡汤面条，有时候还有馒头。窝头的样子象一顶小草帽，是用棒子面蒸的，里面一半空心。窝头是早上吃的。烙饼是扁的面饼。馒头是圆的面团，看起来好象是生的，吃起来又松又软。饭后没有甜点心，虽然有一次早饭时，我们吃到了甜糕。饭后喝茶，抽烟。因为大家都抽烟，我也抽了。我尝了五种不同牌子的香烟，浓淡也不一样，都和美国的烟相似，就是稍微辣一些。他们家喝的红茶相当浓，这使我们吃惊，因为我们在城里喝的茶都是绿茶，比较淡，后来我们才知道绿茶比较贵。

　　我们在老俩口的堂屋里的桌子上舒舒服服地吃饭，坐的是老人家十分珍爱的两只雕花靠背椅，两旁还有扶手。这两张椅子平常傍着桌子，一边放一张，我们吃饭时也就顺着坐下来。这样，就得侧着身子才能面对桌子吃饭，这实在太不方便。后来，我们就大胆地把椅子转过来面向桌子，然后坐下来吃。我们的主人立刻看出了我们的习惯，从此就把椅子对着桌子放了。吃饭时差不多总是由史或者他的老伴，外加一个儿子，或者两个儿子一起陪我们吃。这时，家里其他人坐在炕上抽烟或喝茶。等我们吃完了，他们才上桌。

　　我们发现中国人喜欢他们的客人多吃点，他们常常因为我们没和他们吃得一样多而感到失望。我们得鼓起劲来吃完一大碗面条和菜，可是发现碗里不知什么时候又给盛满了。史大娘一有机会就用她的筷子往我碗里夹菜。

　　我们对于这种特殊待遇有点过意不去，就让李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我们的主人。我们问：为什么我们大家不一起吃呢?回答说：就是不能这么做。那末为什么不有时让其他人先吃，让我们后吃呢?这也不行，因为我们是客人，应该先吃。

　　在这个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可通融的办法了，因此我们只好屈从主人的意愿。我们一听到叫吃饭，就走到我们的饭桌那儿去。离开时我们就说：吃饱了;于是他们就叫我们回到炕上去，对我们说：休息罢。可是别人都在洗碗、喂鸡、剁菜、喂羊或提水。

　　我们休息的时候，老太太或老头常常不用邀请就拿了一把茶壶上我们屋里来了。用我们灶上的开水沏茶，沏好之后把所有的杯子都用热茶涮一遍，剩茶倒在地上，然后给我们倒一杯茶，和我们一起坐下。这是公社里典型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所习惯的私生活是很少的。他们都懂得，如果我们把窗帘放下来，就是表示想独自休息一会儿。

　　可是送茶进屋不在此限。史告诉了我们不少关于他自己和他村子里的事。这个村是二百多年前清朝的时候，从山东迁来的居民建立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这个村子成立了公社，用附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芦沟桥的名字命名为芦沟桥人民公社。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就是在芦沟桥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史不太清楚他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村子。他的曾祖父曾在这里住过。他的父亲好象是从城里来的。当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子里有二十户，都是最早来的三个移民的后代。这三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程，一个姓史。那时这村叫“乱村”，因为村里一片荒凉，土大风多，土地贫瘠。当时只有三口公用的井，全部是土房。

　　史和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姐姐过去都住在村子东头，靠近他父母住的院子。解放后，史一家搬到现在住的院子里。一九五四年在这里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所砖房。史的第二个儿子在一九五七年在院子里自己盖了房。一九六四年他大儿子一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新房，那就在隔壁的院子。史的哥哥、姐姐已经死了。他的弟弟七十岁了，有儿孙三十人，也住在村里。

　　解放前生活很差，虽然史家的生活比起别家来还稍微好些。史的父亲有三亩地，每年打的粮食只能吃到秋天。到了冬天简直没法过。他痛苦地回想起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挑了二百斤重的两桶酒，从地主家走四十多里地到城里去，路上又滑，还要过一条木桥。这样，他才挣到二十个小钱（不到十分美金），只吃到一碗搀了石屑的小米粥。

　　史结婚时二十一岁，老伴那时十七岁。老大娘说，他们结婚是媒婆包办的。她在婚礼举行之后才见到她的丈夫。那天晚上，她蒙上一块布，被人偷偷地从她的村子抬到她丈夫的家里。直到解放之前，村子里还流行着传统的包办婚姻。即使现在，父母的权威和夫权在村子里还是很大的。两性之间公开表示爱慕还会受到非难。已婚夫妇很少把对方称为“爱人”，而是说“孩子他爸”、“孩子他妈”。这方面的变化很慢，但是变化是明显的。我们房东的头两个儿子直到结婚那晚才见到他们的媳妇。第三个儿子和大女儿的对象是老俩口给他们介绍的，他们在结婚前好几年就认得对方了。他们的小女儿已是新的一代，今年五月刚结婚。她通过朋友的介绍，和对方来往了好几个月，决定结婚之后才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响应毛主席关于晚婚的号召，她今年二十九岁，她的丈夫三十岁。现在她在邻近生产大队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但是仍和娘家往来密切，星期天或休息日都回来。

　　史的一家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深厚的感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会把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而我们认为，也是由于有象史家这样的精神和毅力，中国才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