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方志敏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杰出践行者之一。方志敏是赣东北苏区（1932年11月改称闽浙皖赣苏区）的主要缔造者，他情系群众，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群众观的理论和实践，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先驱。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难，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他同情农民，憎恨土豪劣绅，内心深处自小萌发了怜农爱民的思想和追求光明的渴望。“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方志敏领导赣东北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公开宣布：“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他明确地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不同层次的革命奋斗目标，并特别强调现实的中国革命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方志敏把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目标定位在只有发展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个层面上，反映了方志敏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方志敏提出反映人民利益与要求的奋斗目标，领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新生活，同时兼顾群众内部各方面的利益，始终关心群众生活，调动群众革命、建设的积极性。他指出：“凡能为群众谋利益，得到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虽然物质条件较差，仍能胜利。”1927年底，方志敏等领导了弋（阳）横（峰）两县农民暴动。他在弋阳主持召开了五县党员会议，提出了武装起义的纲领：“劫杀豪绅地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田地。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这一纲领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成为弋横起义的有力驱动力。为保障贫雇农的利益，1928年11月，方志敏领导颁布了《临时土地分配法》，将豪绅地主和一切封建祠堂庙宇的土地全部没收，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进行分配且归农民所有，规定“雇农、贫农及红军家属分好田，豪绅地主分坏田，中小地主保留口粮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还颁发土地证确权。这一举措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苏区内农副产品产量迅速提高，物价下降，“四块钱一担米，一块钱八斤肉”。群众兴高采烈地唱道：“谈谈苏区景呀，同志们听一听呀，苏区的幸福说不尽呀，工人天天有工做，穷苦农民有田分，生活好得很嘞！”广大工农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苏维埃是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谋利益的，他们对苏维埃的信仰和拥护日益提高。

方志敏很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把他们的生活记在心头。在敌人对赣东北苏区实行封锁的恶劣环境下，他时刻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生活。如农民购买农具、耕牛或做小生意缺少资金的问题，食盐及各种日用品缺乏问题，还有婚姻、孩子上学、开办俱乐部、清洁卫生、白区迁入群众的安置、老弱病残救济直至桥船路等等问题，苏维埃都列入议程，想法设法妥善解决，成效卓著。在方志敏的倡导下，苏区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赣东北苏维埃省会葛源办有省属列宁小学，各乡有列宁完小，各村有列宁劳动小学。15岁以下儿童能够入学学习，各级列宁小学均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苏维埃政府实行扫除文盲教育，广泛开办工农夜校和识字班。1930年底，赣东北苏区创办了妇女职业学校——省三八女子职业学校，走在了全国苏区的前列。苏区非常重视发展群众文艺，积极创办群众文化娱乐场所——红色俱乐部。以乡或较大的自然村为单位，共建有俱乐部400余个。经常开展读报活动、教唱革命歌曲、演文明戏等。1931年10月，省苏维埃还组建了工农剧团，演员从机关、学校、乡村、军队中抽调，深入到各个乡村、部队、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方志敏亲自登台出演由自己创作的话剧《年关斗争》，深受观众欢迎，在赣东北苏区传为美谈。

方志敏对广大群众的卫生和健康非常关注，他提出要给劳苦群众普及卫生常识，提出经常组织卫生运动，开展卫生检查，散发卫生宣传单。他指示苏区各地积极开办工农药店，要求红军医院尽可能免费为当地群众看病。为增强人民体质，方志敏发出了“要尽量发动群众的体育运动”的号召，接连几年春季和秋季，省苏维埃都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全省、全军或儿童体育运动会，充分显示了苏区军民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方志敏还在百忙中亲自设计和筹划修建了供地方干部群众休闲的列宁公园、游泳池和红色广场，努力营造欢乐和谐的氛围。赣东北的群众过上了从来没有过的物质、精神上的好生活。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方志敏曾对大革命的失败进行了思考：“下层广大工农群众，对于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观，没有广泛的发动起来参加革命。革命方面，没有雄厚的群众力量的帮助，当然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肃清封建势力伟大的革命事业。”方志敏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苏维埃政府，处于敌人四面围攻和封锁之中，又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摆在它的面前是有不少巨大的困难；在其他任何政府，都是没有方法解决的。然而工农的政府具有新兴阶级极大的创造力量，能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精神。”苏维埃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遇到难题时，方志敏给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先问问群众，他们会有好主意的。”一个个难题，就是在群众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迎刃而解了，方针政策和法律条例随之出台。方志敏与新任命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总是勉励有畏难情绪的干部：“我们是鱼，群众是水，群众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如鱼得水，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解决财政经济问题上，方志敏充分依靠群众，取得明显成效。根据地建立后，如何解决财政问题，是各个根据地面临的共同难题。一开始普遍采取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之计还是毛泽东1934年1月所指出的“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较早实现这一转变的，就是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1930年冬，赣东北根据地的土豪打光了，财政问题非常严峻。1931年初，方志敏开始转变经济政策，比中央苏区早了两年。鉴于敌人对苏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方志敏先让省苏财经部向群众广泛征求建议，听取群众意见，广开财源，打破敌人封锁。当时县区乡都设财经机构，从革命群众中挑选政治可靠并“有点本事”的人为工作人员，其中不乏“智多星”型的人物，提出了许多对策：立足本地资源开办工厂（造纸、纺织、被服、织袜、制棺等）；发展土特产（香菇、茶叶、皮毛、红莲子等）；创建消费合作社、合作商店，办工农药店；设物资检查处、对外贸易处、船舶检查处，征税；开放集市贸易，疏通物资交流，等等。其中不少办法属“新招”，有的还与‘左’的规定相悖。方志敏毅然决定采纳这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并形成政策，指示各部门积极配合。方志敏率先在苏区和白区交界的边境村镇设立了19个贸易处，以农副土特产品从白区商人那里换取苏区需要的各种物资，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胆识的。这项举措1931年当年即大见成效，下半年赣东北苏区的财政就比较充裕了。国库保管银元最多时达七八十万元，除供给军需和地方行政外，还供应闽北，支援中央苏区。1933年春，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苏区主力部队红十军奉命调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赣东北给中央苏区带来了2000两黄金、100余万元银元和40余箱药品。周恩来、朱德非常高兴，称赞不已，“方志敏同志不简单，你们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啊”。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方志敏依靠人民群众首创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战略战术。为应对敌人的堡垒主义，赣东北苏区建造了许多堡垒。人民群众没有建造堡垒的经验，从没学过军事和建筑技术，但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建造了坚固的堡垒。石堡在中心，堡外是有掩体的盖壕，壕外有铁丝网，网外有木城，木城外又是盖壕，盖壕外又是土城。方志敏对此感慨道：“这些近乎现代式的坚垒的筑城，真不能不令我们惊叹着群众力量的伟大！”上饶老鸦尖的赤堡就是红色堡垒的范例。敌人“围剿”时向赤堡发射了1000余发炮弹，赤堡的上层被打了一个一丈宽阔的大洞，但赤堡却没有倒塌，守备队仍固若磐石。方志敏自豪地说：“总计敌人攻我这个赤堡，打了一千余炮。我十五枝枪的守备队，竟坚持抵抗了五天，最后以身殉堡，比较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济南城和沈阳城，还没有打几十炮，而十几万大军，即无抵抗的溃窜，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无愧的了。”

地雷战也是赣东北苏区群众智慧的结晶。地雷战在很多人印象中，是抗日时期的产物。实际上，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地雷战已在赣东北苏区广泛应用，是赣东北苏区人民的伟大创举。1928年10月，敌人重兵分四路进行“围剿”。崇安（当时属赣东北苏区范围）县委书记徐履峻率领暴动民众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设了一种最原始的地雷“挨丝炮”。这种炮用铁铸成球形，装上火药，击火装置用铁丝控制，只要一碰到铁丝，击火装置就会引爆。此次战斗敌人损兵折将百余人，第一次显示了地雷这种土武器的威力。此后，挨丝炮逐渐在赣东北苏区推广使用。1930年12月，方志敏率红军在弋阳七星尖大摆地雷阵。当敌人一个团钻进我伏击圈时，顿时山崩地裂，敌伤亡5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赣东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方志敏为推广地雷战，于1931年春在横峰密坑创办了地雷厂。同时，省苏维埃还设立了地雷部，各县、区也成立了地雷部和地雷队，使造雷和用雷走向专业化、正规化。方志敏在谈到省苏维埃地雷部部长余汉朝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的地雷部长，他是个撑船工人，他每月只用大洋三千元，能造出大小地雷一万五千个，顶小的地雷，六斤重一个，顶大的地雷，是一百二十斤重一个，二三十斤和四五十斤重的是中等的地雷。每个地雷，平均计算，只合大洋二角。他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就是他能够鼓励工人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工人的战争热情，故所费小而获效大。”有一次，余汉朝试制了一种瓦罐雷埋在田畈中间，在一定距离内做了一道木板墙，然后拉导火线。木板墙被炸得粉碎，地面炸了一个大窟窿。方志敏高兴地握着余汉朝的手说：“你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地雷部长，这种雷杀伤力很大，可以推广。”赣东北苏区广泛开展地雷战的经验，受到党中央的表扬。1934年5月，中央号召各地苏维埃“利用赣东北苏区的经验，充分使用挨丝炮并各种各式的地雷轰炸进攻的敌军”。

为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水平，方志敏经常深入基层调查，掌握一手资料，作为决策依据。为研究分配好土地的问题，他曾多次到农村调查，对土地政策作了修正。1930年秋，方志敏率军从景德镇返葛源，沿途做调查，发现形势好转以后某些地方政权强迫命令、打骂群众，有脱离群众倾向，甚至贪污腐化，丧失阶级立场。方志敏马上写了《苏维埃与群众关系问答》的通俗小册子，教育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和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各县以此小册子为教材办了干部训练班，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作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亲自做调查研究的同时，方志敏特别关注发扬民主，把群众路线贯彻到革命政权的建设和领导工作中去，并逐步制度化。1933年春，为开好省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为省苏维埃主席的方志敏，提前两个多月写出了省执委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公布于众，广泛征求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同时规定了县、区、乡苏维埃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的制度。方志敏说：“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德谟克西（即民主）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它能不用一点威力和强迫，领导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作各种建设事业。”

做群众工作要采取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

方志敏认为，不去团结群众，斗争是不会成功的。为做好群众工作，他要求党员干部要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十分艰苦耐劳地教育群众，坚决地站在群众面前，领导群众斗争”。方志敏是从做基层群众工作起家的，组织暴动期间吃住在农家，与农民朝夕相聚。他曾批评在南昌成立的江西改造社的解散是因为不会做工农群众工作的缘故，“只靠改造社内十几个摇摆游移的学生，做不出什么有力的革命运动来”。方志敏曾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在吉安一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才算真实地实习了群众工作，我学得了怎样去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回忆在省农民协会批批公文的工作，不过是官僚的工作而已，真没有什么意思。”后来当了赣东北苏维埃主要领导，方志敏仍然坚持深入基层，地方到乡、村，军队到连、排，经济部门到工厂、合作社。方志敏长期接触基层，摸到社会最深处的脉搏，掌握最终落脚点。

针对有些同志不会做群众工作、不知道怎样去开会说话的情况，方志敏就带他们去开会，叫他们坐在旁边听。如此几次之后，他们也学会了宣传、组织群众的办法，在各地发动农民建立了众多的农民革命团体。1927年底，由于方志敏等在横峰做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动员工作，只用了25天时间，就发动了5万群众参加暴动。

方志敏饱尝基层实际工作的艰苦，反复提倡“刻苦耐烦”四字。他说：“不向困难投降，不怕艰苦生活，不怕工农群众文化知识的低下，不厌其烦去说服，去教育，用这样的精神去工作，群众哪有不被我们说服争取过来之理！”方志敏自己就是艰苦工作、不厌其烦的榜样。他长期强忍病痛不分昼夜拼命工作，通常每日工作14小时，在山村歇脚时总是和群众谈家常，了解群众生活和情绪。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我们当时的群众工作，是做得很充分的。我们是亲密的与群众联系在一起，大家都是家人兄弟一般。群众不怕受着白军怎样的摧残（这种摧残是异常毒辣的，要叙述出来，是要写一大篇），仍然斗争不懈。群众的房屋被烧毁了，饭锅被打破了，只剩个半口锅，用三个石头搁起来弄饭。我问他们：‘同志们，很苦吧！’他们总是这样答复:‘不要紧，革命成功了，就有好日子过了。’群众既如此坚决的参加革命，拥护我们，白军当然不奈我们何。”

在大力提倡好作风的同时，方志敏非常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坚决反对违背群众路线的不良作风。他严肃批评“仅仅拿我们的驳壳和手枪，去将某个地主、债主或国民党委员打死”，“群众却在旁冷观”，“不相信群众力量，过低的估计群众的力量，而过分重视驳壳枪和其它手枪”的驳壳主义。他尖锐地指出：“要对付敌人，只要驳壳和手枪，群众的力量好像是无足轻重，这是根本的错误。”方志敏把上横南区委书记作为“官僚主义的标本”，来教育干部官僚主义是“一个最有害的现象”。

方志敏谙熟农民心理和农村风俗习惯，执行党的任务时坚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在组织弋横暴动之始，考虑到农民对革命动员的接受水平，就使用了结义、“上名字”、喝鸡血酒等旧形式，带有秘密会社的某种色彩。在赣东北革命史中流传的方志敏、邵式平化名装扮成游医、商人等与贫苦农民闲聊生活苦楚的故事，也反映了这种组织方式的有效性。

方志敏平易近人，走村串户，一口农家话，懂得农民心，与农民交朋友，倾听民声。他起草的下发文件和编写的教材，语言通俗，把马列主义真理和党的方针政策通俗化，有的还用问答式，工人农民好懂好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就曾公开称赞：方志敏撰写的文件“都是用农民易懂的字句，写出人们的情绪和确实可行的办法，以解决当前的困难问题，指出奋斗的光明的远景”，“是整工作人员官僚主义的一副圣药”。

为防止出现脱离群众的情况，方志敏创造性地推行了“巡视制度”，规定各级苏维埃仅留三分之一的人负责机关日常事务，其他三分之二的人都必须经常出去巡视。以德兴县为例，县苏维埃共有13名干部，经常只有一两个人留守机关，其余都深入到一线区乡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全部回到县里汇报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讨论决定下一步工作计划，然后又都回到各自联系的地方继续工作。通过这种“巡视制度”，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苏维埃的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苏维埃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也血肉相融在一起，群众主动积极地执行苏维埃的方针政策，苏维埃根本不需要“用一点威力和强迫”。

感情上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方志敏通过做群众工作，对群众路线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方志敏曾回忆说：“有时，我们受着白军的追逐，飞快的爬山越岭；一旦脱离白军追逐时，我们又唱起革命歌来了，又找到群众开会谈话了。”“患难成至交”，方志敏与广大革命群众结成了骨肉至亲。

方志敏全力以赴地做动员群众的工作，除了吃饭走路外的全部时间都是开会演说，与群众谈话写文件，总要弄到极度疲倦的时候才去睡觉。有一次区委办训练班，连开了3天，他每天都讲课12小时。在方志敏的带领下，其他党员干部也都充满激情地忘我工作。群众在党员干部的感召下，纷纷投入革命。方志敏说：“用这样的精神来工作，所谓‘至诚感人，金石为开’，群众哪有不被我们说服争取过来之理！成千成万的群众，都跑向我们这边来了。”

方志敏对群众总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把一名即将调赴闽赣苏区工作的贵溪女青年的父亲请到葛源，耐心做思想工作，解除顾虑。他见一位负伤战士吃饭艰难，就找来一支调羹。在奉命北上之际，方志敏还想起有一批在“肃反”中无辜受审的红军指战员仍被关在劳动感化院，马上下令释放并调回部队。他在百忙中对各单位的遣散工作妥善布置，走访群众，叮嘱他们迅速疏散，防止敌人报复。

方志敏认为，苏维埃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的环境中，一切物质和一切力量都付与战争，“苏维埃的领导自应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刻苦耐劳，为着战争”。他还告诉群众，让缪敏（方志敏妻子）同几个孩子也留在苏区，和大家在一起战斗。方志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经常教育他们：“工农红军是人民的武装，是革命的队伍，我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是血和肉的关系。红军指战员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群众纪律，不准做侵害老百姓的事情，不然战争就不能胜利，军队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成功。”

在方志敏言传身教大力倡导下，赣东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级干部走群众路线蔚然成风。早在1931年3月28日，赣东北特委在批判“立三路线”的基础上通过决议案，明确提出：“今后的一切工作，应该采取真正的群众路线。要改变形式主义的、国民党的工作方式，依靠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组织群众，并且要刻苦耐劳的做群众工作，自下而上做群众工作，要肃清命令主义，要反对工作人员腐化。”赣东北省苏维埃明确规定：“苏维埃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群众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义的方式。”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干部坚持下去巡视和参加群众劳动的制度，长期深入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谢觉哉曾对赣东北苏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和作风大加称赞：“这样，人民的意见和政府的决定交织在一起，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也交织在一起，工作的效率很高，不仅在敌人的残酷进攻下能打胜仗，而且在极艰难的情况下能把人民的生活提高。”

在方志敏的带领下，赣东北苏区的党群、干群、军民关系非常和谐，群众把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看成是“命根子”。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与幸福，尽心尽责地为党的崇高事业而艰苦地工作，勇敢地坚持对敌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方志敏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方志敏在赣东北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民群众观，包含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表达体系，折射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情怀，具有积极的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