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1日，蒋介石、何应钦调动30万军队，对江西南部，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乘坐军舰，从南京赶赴南昌指挥围剿共产党，并请德国、日本、英国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

　　当时中央苏区的共产党，仅有3万红军，武器装备不全，敌我兵力达1：10，实力悬殊巨大。在如此情况下，国民党还是被共产党打得屁滚尿流。

　　红军第一方面军30000人，在毛泽东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支。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此战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随后,红一方面军发展到拥有一、三、五、七、八、九军团,共十多万人。

　　就在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全力进攻，并被揍得鼻青脸肿时，中国东北，2万日本关东军，对张学良率领的20万东北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驻奉天(沈阳)铁路守备队，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部分铁路，并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进攻张学良的军部北大营。此时张学良与其夫人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张患有伤寒并长期吸毒，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由于是周末，留守北大营的最高指挥官，是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赵镇藩在枪炮声中，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应急办法。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张学良。张获电后判断“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不想扩大事态”，而遵照蒋介石9月12日在石家庄“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和“一律不抵抗”的指示，复电荣臻：“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荣臻随即下达了令守军放弃抵抗的命令。就这样，北大营6800名守军，被500多名日军击溃。东北军死320人，日军仅死2人伤22人。

　　9月19日凌晨6时30分，北大营陷落、奉天城陷落。就在蒋介石和张学良幻想妥协求和之时。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占各地的命令;并联系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请其增兵援助。至上午10时，日本关东军在未遇顽强抵抗的情况下，仅用12个小时，就先后占领了沈阳、丹东、营口、抚顺、海城、辽阳、本溪、四平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次日长春陷落，东北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于21日率部投敌。辽宁、吉林两省由此陷入敌手。10月初，关东军开始进攻黑龙江省，部分守军投敌。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部1万余人奋起抵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至1932年1月3日，攻陷锦州。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仅用四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三省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日本本土总面积的3倍。

　　这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场豪赌。当时东北地区共有20多万中国军队，计17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1个步兵师，分驻于4省1区，此外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增援。事变当夜驻扎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是东北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劲旅。而东三省的日本军队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以及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也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因此中方在兵力方面占绝对优势。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东北军放弃抵抗，仅沈阳一地丢失在兵工厂和仓库中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迫击炮600门，炮弹40万发;步枪15万支，子弹300万发。日军其后进攻黑龙江省马占山部时使用的法国雷诺坦克，竟然就就是在沈阳缴获的。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使用的部分飞机，也是从东北军手里缴获的。

　　如果这些武器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本土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东北军在火力上可以完全压倒关东军及其援军。此外918事变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还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那为何还是这种结局?回到918事变当日，东北军主帅张学良在北京看戏，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正在永绥号军舰上，由南京赶往江西，指挥30万重兵对红军根据地行第三次围剿。秉持蒋主席“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东北军坚决执行了不抵抗命令，最终将千里江山拱手送人。在蒋介石政府的默许下，15万东北军陆续撤入山海关内(另有5万投降)，5万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横扫东北战场。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愤怒，爱国学生捣毁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遭到痛打。上海80万工人派代表至南京请愿。其间各省省会及大城市的工人、学生，相继举行了抗日游行示威，但遭政府极力阻止。10月5日，广州军警向请愿的学生与民众开枪射击，死亡10余人。12月1日，南京打伤抗日游行民众30多人、逮捕180余人。对外软弱对内强硬的国民政府，让民众失望之极。

　　照片为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东北军老巢——沈阳北大营。

　　1931年“9.18事变”第2天，上午11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官银总号(中央银行)大金库，掠夺现金7000万元和大量黄金。这是日本兵把守在金库门前，门上贴有“日本军占领，犯者死无赫”的字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愤起反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潜入深山老林坚持战斗。图为日军用铡刀残杀东北抗日义勇军士兵。

　　同时期的国民党政府，还龟缩在南京，妄想着“国际联盟”能和平解决日军占领中国东北问题。

　　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正式成立，国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溥仪为政府“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当日，溥仪在长春就职。参加就职典礼的有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200余人。照片为溥仪(中坐者)在满洲国执政典礼上。

　　中华民国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就此分裂出去。

　　1932年4月， 伪“满洲国”与日本政府签订《日满协定书》，让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伪“满洲国”实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更名为伪“满洲帝国”，溥仪改任“皇帝”，年号为“康德”。

　　30年代鞍山昭和制钢所，1933年3月，日本政府批准，在鞍山制铁所的基础上创建鞍山昭和制钢所。该所1934年4月开工作业，1935年生铁年生产能力达到45万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其生产能力逐渐下降。在昭和制钢所中，日本人的总数达到11016人，几乎垄断了所有管理和技术岗位。

　　鞍山昭和制钢所，就是现在中国四大钢铁集团之一的——鞍钢。

　　在中国近代工业化历史上，满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掀开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序幕，在1894年以后，相继兴建了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等一大批钢铁工矿企业。

　　满清王朝灭亡后，北洋政府接过了工业化的使命，由北洋官僚资本集团，兴建了北京石景山铁厂、河北龙烟铁矿等一大批钢铁企业。

　　与此同时，日本财团借助军事力量向中国东北渗透，相继兴建了本溪湖煤铁公司、鞍山昭和制钢所等企业，并在产量规模上，迅速压倒了中国本土钢铁企业。

　　1928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华民国后，对发展钢铁工业并不重视，已经被国民党接管的北京石景山铁厂，被废弃了近10年，直至1937年北京被日军占领后，日军恢复了石景山铁厂的生产。并用中国生产的钢铁，制成武器来打中国人。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黄金十年”里，由于国民党忽视钢铁、军工、航空、造船等重工业的发展，导致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死伤数千万人的代价。其无能至此，必将为历史所唾弃。

　　同时期中国的邻居——苏联，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时间里，用铁血工业化政策，迅速从农业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并以此实力击退了日本关东军的战争挑衅。苏联军队在诺门罕，用上万吨炮弹，将日本关东军炸得屁滚尿流。6万人的日本第六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

　　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是日本大仓财团与清朝东三省当局合办的煤铁联合企业，1911年10月设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方独揽公司大权。该公司共产煤104.5亿公斤，焦炭37.1亿公斤，生铁26亿公斤，钢材和特殊钢1700万公斤。煤与焦炭全部用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炼铁业。生铁85%直接运往日本，特殊钢用于制造飞机、大炮。自1931年至1943年，该公司为日本创利4683多万日元。1921年，该公司职员243人，其中，日本职员156人。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为日本资本集团大力发展重工业，提供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市场空间和掠夺对象。

　　失去东北重工业基地的中华民国，如同一只丧家之犬，只有挨宰的份。

　　然而，即使在这种危急情况下，1931年后的国民党，仍然没有将发展重心转移到钢铁、军工等事关国家安危的产业上。国民党所用军火武器，仍然依靠外国进口和军事援助。这为6年之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埋下了祸根。

　　大连日本制油工厂。中国东北的农业特产之一是大豆，榨油工业是东北的传统工业。1905年日本占领大连后，东北油坊业的中心由营口转移到大连。从1910年至1911年，榨油业占大连工业生产额的90%。1919年，从大连港输出的豆油高达1.8亿余公斤，豆饼1500万余片(每片20-25公斤)。1931年，日本在大连的油坊有6家，当年其生产豆饼产量为653.5万块，是大连制饼产量的23%。其中日清制油和三泰油坊两家被称为大连油坊界的“双珠”。它们从原料收购直到成品输出，几乎垄断了中国东北整个榨油工业。

　　日本资本集团利用中国获取的资源，不断发展壮大，为其后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蓄积了能量。

　　而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在以日本为主的外国资本挤压、和国民党盘剥下苟延残喘。

　　满铁大连铁道工场车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获取了南满铁路的各种权益。满铁成立后，首先扩建大连铁道工场。1908年8月7日，日本在大连郊外北沙河口开始建设新的“大连铁道工场”，1911年8月9日竣工并开工生产。其一年生产所需材料为：钢材449万公斤，松木8800立方米，杨木1314立方米。大连铁道工场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扩张、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产业。1923年，其从业人员为3201人，其中1740人为日本人，负技术和管理之责。

　　该厂直至1945年战败，被苏联红军和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解放后收归国有。

　　就是现在的大连机车车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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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有铁路工厂起源一览

　　北车唐山机车车辆厂(建于1881年，前身为开平矿务局胥各庄修车厂)

　　北车北京二七机车厂(建于1897年，前身为邮传部卢保铁路卢沟桥机厂)

　　北车太原机车车辆厂(建于1898年，前身为清政府官办山西机器局)

　　北车大连机车车辆厂(建于1898年，前身为俄国人兴建的东清铁路沙河口工场)

　　北车哈尔滨机车车辆厂(建于1898年，前身为俄国人兴建的中东铁路临时总工厂)

　　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建于1900年，前身为德国人兴建的胶济铁路四方工厂)

　　南车武汉江岸车辆厂(建于1901年，前身为比利时人兴建的江岸机厂)

　　南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建于1905年，前身为吴淞铁路机车修理厂)

　　南车石家庄机车车辆厂(建于1905年，前身为正太铁路机车厂)

　　北车北京南口机车厂(建于1906年，前身为詹天佑创办的京张铁路京张制造厂)

　　南车南京浦镇车辆厂(建于1908年，前身为津浦铁路机车修理厂)

　　北车天津机车车辆厂(建于1909年，前身为德国人兴建的津浦铁路西沽机厂)

　　北车济南机车车辆厂(建于1910年，前身为德国人兴建的津浦铁路局济南机器厂)

　　北车沈阳机车车辆厂(建于1925年，前身为北洋交通部奉榆铁路皇姑屯修车厂)

　　北车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建于1935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齐齐哈尔铁道工厂)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厂(建于1936年，前身为国民政府铁道部粤汉铁路株洲总机厂)

　　北车牡丹江机车车辆厂(建于1938年，日本人建设，1945年焚毁，1947年重建)

　　北车西安机车车辆厂(建于1938年，前身为民国交通部长安机厂三桥车辆场)

　　南车武昌机车车辆厂(建于1946年)

　　南车成都机车车辆厂(建于1952年)

　　北车大同机车车辆厂(建于1954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北车长春客车车辆厂(建于1954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南车株洲货车车辆厂(建于1954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北车兰州机车车辆厂(建于1958年，前身为铁道部兰州机车厂)

　　南车柳州机车车辆厂(建于1965年)

　　南车资阳内燃机车厂(建于1966年)

　　南车眉山机车车辆厂(建于1966年)

　　南车襄樊内燃机车厂(建于1969年，前身为解放军6618厂)

　　南车洛阳机车车辆厂(建于1969年，为牡丹江机车厂迁建)

　　南车铜陵机车车辆厂(建于1970年，前身为上海铁路局701工厂)

　　南车贵阳机车车辆厂(建于1975年)

　　1932年，南满铁路上日本关东军的装甲列车。

　　在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沙河口工厂(大连机车厂)，为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大量装甲列车，帮助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大批抗日军民死在日军枪下。

　　奉天兵工厂——位于沈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其四分之一的军火均来自于中国沦陷区，主要提供者就是位于东北的奉天兵工厂。

　　事实上，所谓的“奉天兵工厂”只是泛称，中国人一般称为“东三省兵工厂”。早在1897年11月29日，中国清政府就批准盛京依克唐阿在奉天(今沈阳)设局自造军火，同年12月5月正式创办奉天机器局。但当1899年6月奉天机器局正式开工时，却因种种原因只从事银元铸造，并未开展军火生产。

　　20世纪20年代初，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中国东北，为扩充势力，他下令在奉天机器局内新设修械及制造军械厂，定名为“奉天军械厂”。1922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大败张作霖的奉军，退回关外的张作霖认为是奉军武器性能不佳才导致失败，于是将奉天军械厂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由丹麦文德公司承建铸枪、炮弹、大炮等三厂，厂方还聘请德国、日本技工进厂指导。

　　张作霖按年度预算拨发经费，不足时可随时追加。1926年至1928年，完全为扩充时期，增建枪厂及轻机枪厂。到1928年，东三省兵工厂已拥有近8000部机器，员工达1.7万人，堪称当时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兵工厂。

　　1929年时，兵工署资料称为辽宁兵工厂，日出13式79步枪130枝，枪弹41万发，全年出17式轻机枪300梃，13式重机枪50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后，改东三省兵工厂为关东军野战兵器厂。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10月由满州国政府(50%)、日本财阀大仓(Okura Trading Co.,25%)、三井物产(Mitsui Bussan K.K., 25%)投资，改为奉天造兵所株式会社(Hoten Zohei-sho Kabushiki Kaishe, Hoten Arsenal Co.Ltd.)。由陆军中将黑崎岩次郎任社长。

　　1937年满洲政府投资二千万元，全资本额二千五百万元，改为理事制，扩充为八课及六个制造所。全厂机器已逾万部。由三村友茂任理事长。增建高射炮厂。最盛时期有职员1,200余人，工人30,000余人。

　　1944年12月7日及21日，美军两度空袭兵工厂，将杂品库，锅炉房，车辆厂，填药厂等处全毁，旧重炮厂及新大口径炮厂大部分炸毁，信管厂及枪厂木工部之一角被炸破坏。生产大受影响，步枪产量降至每月1,000枝，轻机枪产量降至每月60挺。有着手疏散之计划。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兵工厂，土匪般的将最优良机器运走两千四百部，后又将厂交给中共，又被共军运走六七十部。材料亦被搬运一空。苏军并将孤家子无烟药厂炸毁，20余年建设，几近毁于一旦。

　　1946年3月18日，兵工署东北区接收委员会接收，赶制械弹，招集旧有员工，整理机器，逐步复工。7月7日全厂各部，全部复工。11月9日，成立兵工署第90工厂。由陈修和担任总厂长。

　　1947年成立辽阳，文官屯及抚顺三个分厂。试制成功美式M1四五冲锋枪，又试造M3四五冲锋枪。上半年，生产步枪8,500枝，改制步枪为79口径9,000枝，轻机枪300梃，65枪弹680万发，77枪弹170万发，79枪弹350万发，45枪弹1,250万发，装甲车7辆等。 下半年预计生产步枪15,500枝，36式冲锋枪6,000枝，并开始生产捷克式轻机枪， 每月100梃。

　　1948年9月12日，中共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11月2日完全占领沈阳。90厂所有设备未及撤出。据说国军事后曾派飞机轰炸兵工厂， 但无甚损失。

　　中共于1945年10月14日成立东北局军工部。1948年12月2日军工部报告接收沈阳兵工厂，接收可用母机2,357部，可用专门机器932部，可用杂机677部。专门机器为东北军工部全部，其它机器占总数一半以上。已报到人员11,389名。原生产能力每月步枪1,000枝，改造步枪2,000枝，美式冲锋枪500枝，79轻机枪100枝。

　　东北局军工部计划于1949年生产步枪36,000枝，轻机枪1,000枝，88式俄式转盘枪500枝，试造卡宾枪500枝。沈阳兵工厂为当时中共最大的枪枝生产中心，其余华东 西北各厂无此生产能力。

　　该厂旧址，现在就在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厂区内。

　　1902年的哈尔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即现在的日本三菱东京UFJ银行，资产总额高达1.8万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在其发展历史上，隐匿着侵略战争的累累血债。其于1893年进入中国，在中国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汉口、沈阳、哈尔滨设有分行。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大力推进产业革命，立即着手组织和创立近代金融体系，逐步确立日本银行制度和新的货币制度。1880年，丰桥藩士出身的中村道太和早矢仕有的等二十三人筹集资金300万元，成立了正金银行，总部设在横滨。正金即为正币之意，也就是金银硬币，取名正金的立意就为表明正金银行是专门供给金银币的流通、促进贸易的银行。正金银行成立的目的就在于以存款吸收分散于民间的金银币，供给市场流通，调节金银币供求，以扭转当时因金银币供给不足招致的贸易周转困难。

　　为保证正金银行的生存和发展，银行筹备者们积极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银行)在我国(指日本)为创始事业，担忧本行事业不易成功，特别希冀得到政府保护和监督，以博取内外信用”。日本政府对正金银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政府出资比例达到银行设立资本的三分之一，这使得正金银行一成立就成为日本第二大银行。

　　横滨正金银行是一家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外汇专业银行，虽是民营银行，却受日本政府的特殊优惠和保护（当时日本这一类特殊银行共有8家：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劝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及朝鲜殖产银行）。1946年，横滨正金银行被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命令解散。

　　1931年日本关东军利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后，扶植伪满洲国，实现了对中国东北的全面控制。然而日本人的扩张野心绝不会就此罢休。日本关东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合作，不断对中国华北地区渗透。

　　1935年6月6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 阿巴嘎旗特务机关山本亲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山西)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不服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守卫官兵检查，被送师部军法处拘留，8小时后放行(北张事件)。

　　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但关东军仍不依不饶，认为此举是对日本军人的侮辱，并借机提出许多要求。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等于6月23日开始与日方代表土肥原等举行谈判。最后中方被迫接受日本所提的条件，此即“秦土协定”。

　　《秦土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胁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5月29日，日本侵略军为控制华北，借口中国政府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3日内答复。1935年7月6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全部承诺日方无理要求，出卖华北大部主权。自此，中国政府撤走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按日方的指定撤换中国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的“卖国条约”，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这是西安报纸刊登的声讨《何梅协定》的文章。

　　1936年02月24日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日本天皇裕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蒋介石。日本在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后，于1933年2月起开始进攻长城各口，并向华北进犯。蒋介石于1934年8月派自己私人代表蒋廷黼访问苏联。同时，蒋介石1935年10月18日在南京主动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国民党这帮窝囊废最大的能耐，就是到处找靠山，从未想过如何自强图存。

　　1937年6月的四川南部发生严重饥荒，照片上的两名男子抬着一具饿殍，抬尸的人也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川民不幸，因旱灾肆虐，草根树皮食尽，因争水而酿成人命，甚至盗尸为粮，举家自尽，处处可见。

　　1937年7月7日夜11时，日军驻丰台部队，在宛平城外芦沟桥附近，借口夜间演习中，失踪士兵一名，无理要求派部队进宛平城搜查，为当时驻芦沟桥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吉星文部所拒绝。双方正在交涉中，日本侵略军竟向宛平城射击，继而开炮轰击宛平城和芦沟桥。“卢沟桥事变”由此爆发，17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以图灭亡中国。图为驻守北平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

　　日本人经过10年备战，终于张开了獠牙，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党政府，肯定不会想到，5个月后，民国首都南京——就会变为一座死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一边以谈判争取主动，一边增兵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日军将关外的关东军紧急调至长城一线，并将天津、通县等地的日军重新部署，到7月下旬，日军援兵开到后，开始大举进攻北平和天津。7月29日，第二十九军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曾夺回火车站，包围东局子的日本军用机场，但30日奉命撤回天津。同日，天津沦陷。图为天津城内接受检阅的日本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