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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重庆，民众舞龙欢庆抗战胜利。
然而另一场“接收大战”已经在亚洲全面拉开，美国和苏联军队，争相占领日本殖民地和占领区，接收日军投降部队和接管地区政权。
在中国战区，前几天还“畏敌如虎”一路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趾高气昂地接收日军投降部队和物资。中共也开始接收抗日根据地附近日军投降。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日军板垣师团(板垣征四郎)拂晓攻城，两个营的日军于11时从城东北角缺口涌入城内。山西王阎锡山与军政随从，已经在11月4日逃往临汾，守城孤军仅剩下傅作义率领的1万余人。城破后傅率部突围。
抗战期间，山西地区日军、八路军、晋绥军、中央军四方呈犬牙交错态势，互有攻伐。
其中晋绥军与中央军，长期与日军有勾结妥协，早在1945年4月12日，阎锡山在蒋介石授意下，派其前任参谋长朱绶光进入太原，与日军进行秘密谈判到5月，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6月，阎锡山见日军败局已定，便开始部署抢占太原的“收复工作”。
7月23日，日、阎双方达成“汾阳协议”规定山西日军交给阎锡山接管，日军调出一部分兵力协助阎锡山“剿共”，阎则负责保护日本在山西的财产。8月10日，阎军抢占太原的第一梯队，由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队出发，第二梯队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队。8月11日，日军与阎锡山部签订了临汾《妥定事项》，商定同蒲沿线之守备主要由日军担任，晋绥军负责掩护铁路运输并防止八路军进驻，以便日军运走其物资。这样，日、阎合流抢夺胜利果实的勾结，便形成了。
8月30日晚8时许，阎锡山乘专列进人太原车站，迎接者有日伪山西省长及日军旅团长等数百人。当天，阎锡山发布《改编命令》，将日伪军改编为5个“省防军”，并委任日军战俘坂井少将为太原市警备司令。被留用的日本人有的直至l949年太原被中共解放前夕才归国，有的则死于山西。
可笑吗?这就是中华民国的“抗战历史”。比这不堪的历史事件多不胜举。
四天前，国民党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
1945年8月18日，苏联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空降兵，空降哈尔滨王岗机场。8月19日，苏联红军派出骑兵、炮兵、步兵开进哈尔滨市，占领了市区各重要战略要点，实行军事管制。即日，成立哈尔滨卫戍司令部，由卡扎科夫中将任司令官。照片为苏联先遣部队到达哈尔滨火车站。
1945年8月20日，苏军占领新京(长春)、奉天(省会)、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接收东北，同时改原东北三省为九省二市。
1931年，中华民国政府不放一枪，任由20万东北军全面撤出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14年后，中华民国政府靠着苏联百万红军消灭日军后，又重新回来了。
很多人认为苏联是共产党政权，应该与中共关系比较好才对，其实恰恰不然，在1949年以前，中国国民党才是苏联在华利益的最高代言人。包括1924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都是依靠苏联共产党中央政府出钱、出枪支弹药、出军事教员才办起来的。在苏联人的全力支持下，国民党从一个偏居华南一隅的地方党派，通过北伐战争在4年后成为席卷中国的全国性政党。
1945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苏联在中国的利益通过条约形式获得了保障，国民党的地位更加稳固，反而是中共受到苏联在华利益的排挤。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收复被日伪蒙疆政府统治了8年的河北重镇张家口(1937年8月24日陷落)，第一次解放了张家口。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取的第一座较大城市，照片为八路军开进大境门，大境门为张家口的象征。
大好河山四字，如同嘲讽，扎人二目。
1945年8月30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东路军四千余人，与小队苏联军队60余人合作，解放山海关。击毙和俘虏日军200人，打死打伤伪军50余人，生俘伪军、伪警察、伪政府人员两千多人，缴获迫击炮五十门、轻重机枪七十多挺、长短枪几千支。
山海关，1933年1月3日沦陷。这座原本应该守护中国的长城雄关，成了日军入侵中国华北的门户。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全国军事形势图。图中红色的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如同病毒一样深深契入日军占领军。图中开封以下大片区域，不是日军无法攻占，而是1937年国民党挖开黄河大堤，导致的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
时至今日，仍有大批国粉在吹嘘国民党军队抗战功绩时，讥讽共军“消极抗日，积极发展”，事实如何?共军确实在发展，而且是大发展，从1936年，中共8万红军，在国民党百万重兵围剿下，付出惨重代价完成“万里长征”后，兵员总数只剩不到3万人;到1945年共军几乎占据中国半壁江山。不过你们看看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重心，全部在日军占领地，也就是国民党军队溃逃不顾的地方。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发展。
1937年7月，抗战全面开始时，国民党政府军则有正规军252万，中共军队总共不到9万，国军数量是中共军队的26倍;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军数量高达422万，中共全部正规军为91万。作为执政党，国民政府占有了全国的各种资源补给，而且可以得到美国苏联巨额的资金物资援助，而中共军队则是靠自己生产和从日军手里缴获物资。
1937年至1945年，国军打了22次会战、1777个大型战役，仅有3个战役收复国土超过1000平方公里，其他则丢了至少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国军阵亡兵员132万，叛逃旅长以上高级将领超过69人，有58万国军投靠日军。(还不包括汪精卫伪政府投降的汉奸军队人数)国民党中央委员投敌的有20人。
1937年至1945年，国民党为抗战徵召兵员(强拉壮丁)1405万人，减员417万人(含伤亡和逃亡数)。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非正常减员高达851万人，其中重伤不治、病死、死于事故的人员至少超过100万人。
1937年至1945年，国民党政府丢失国土126.3万平方公里(不算东北三省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丢失1500多座县市，涉及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河南省大部、山西省大部、绥远省大部、广东大部、湖北省大部、湖南省大部、广西省大部、江西省大部相继沦陷。沦陷区人口达2.078亿，占中国人口半数。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超过5600亿美元(部分资料来自中华民国抗战赔偿委员会《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
1937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以较大牺牲，作战98000余次，阵亡16万人，收复国土83.7万平方公里，建立19个抗日根据地，解放人口1.2亿多。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保卫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
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正规武装力量，共损失兵员584267人，其中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的损失，但不包括在东北地区的抗日联军的损失。具体损失构成如下：阵亡160603人，失踪87208人，被俘45989人，负伤290467人。
据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而美国统计的侵华日军死亡人数为44.7万人。华北日军平均每年损失1.8万人。算上新四军给日军造成的损失，估计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给日军造成的伤亡总数应不超过20万人。共军与日军的死亡交换比大约是3：1，国军与日军的死亡交换比超过6：1，其中大量兵员死于国军溃败。
此外，二战中，美军击毙日军131万人。其中仅在菲律宾的日军正规军57万人中，战时就死亡陆军36.87万人，海军11.79万人，合计48.66万人。日军在东南亚的中南半岛战死19.27万人。主要是在缅甸战死16.19万人，除去中国远征军击毙日军1.16万人外，约15万人主要系英军击毙。
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一方是丢失了一半的国土，抛弃了一半的国民，另一方是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解放了超过一亿国民，谁才是抗日主力?
1945年7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延安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议会参议员。这是早年比较少见的彩色照片。右手第一人为毛泽东。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这个电报不外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好将内战责任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给予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掩盖他调兵遣将，抢占日军占领区的目的。
8月16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派人见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蒋介石得电后便估计毛泽东不敢赴重庆。因为十年内战时期他就在江西悬赏毛泽东的人头，现在毛泽东肯定不敢上门送头!8月20日，蒋介石又发一封电报，仍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于8月22日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以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周励武、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二人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而是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
发出两封复电之后，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暂时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出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还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充分考虑到此行的危险。第二天，中共大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备战。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三封邀请电报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发，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蒋介石的和谈“诚”意传遍中外，美国、苏联呼吁中国和平，国内的中间派也心思大动，各界纷纷劝说毛泽东成行，把谈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判断形势：“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又分析了第二种可能：“如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支持扶蒋反共)、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陆军二级上将)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至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照片左侧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背后为太子蒋经国。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已经放下武器投降，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休养生息，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的华中、华东、华北以至东北，至少还需要1-2个月时间。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决定利用谈判拖延时间。
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作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由于国民党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没作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谈判过程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中共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表示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消减。当时人民军队已超过一百万，中共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中共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263个师，共产党43个师，比例接近1/7。国民党方面提出军队将缩编至140个师，中共方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1/7。经过共产党多次让步与力争，国民党方面才表示“可以考虑”。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方针是，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关于开放民主自由的许诺，但一定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因此，蒋在表面上承认中囯共产党的地位，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的地位，却坚决不予承认。这些问题就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至9月21日，谈判一度陷于停顿，一星期后才恢复谈判。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
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定的问题。
就在中国国内关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候，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引起全球瞩目的大事。
1945年9月2日，二战日本战败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麦克阿瑟五星上将，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海军上将威廉F.与“公牛”哈尔西抵达了战列舰密苏里甲板。
所有美军官兵全部着便装，不佩戴军衔，以示对日本军人的蔑视。
这群善于偷袭的日本禽兽，也只能在中国战场抖抖威风。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参加签字仪式的日方代表团。
瘸腿撑拐杖的是日本外相重光葵(甲级战犯，被判刑7年，1950年释放，1954年居然再次成为日本外相)。旁边背着手的是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甲级战犯，被判无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美国军人为了羞辱瘸腿的重光葵，故意由几十名水兵列队在登舰舷梯旁，围观日本代表团入场。
很不幸，在很多历史资料上为国民党鼓吹抗日功绩的，恰恰就是共产党。
——因为，国民党丢的是中国人的脸。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参加签字仪式的盟军军官。
照片左侧哭丧着脸的军官，是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代表国民政府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他曾自解兵权，归顺阎锡山的晋系，与蒋介石关系不错。抗战8年中，徐永昌始终担任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徐永昌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的身份，代表中华民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他背后站着的是商震(1937年国民党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导致89万人死亡，商震指挥的第20集团军就是直接实施者，共派出2个团)。
历史何其讽刺，一路溃败至今的中华民国，居然成了胜利者。
1945年9月2日，二战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在东京湾阅兵式上，美国海军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出动1000架战机(包括B-29、F4U和F6F)，低空掠过东京湾。这就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实力。
1945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展示日本的投降文件。得意之情，跃然脸上。
你们有资本得意，你们的胜利实至名归。
1945年9月，日本本州尾道，栗原海军基地的人员投降后美军占领，美国海军陆战队炫耀展示日本军刀。
这才是胜利者的模样。
下面不妨看看已经胜利的中华民国，是如何接受日本人投降的。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举行。受降席居中座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投降席上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7人。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还有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工懋功、李明扬、郑洞国等。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上午9时整，何应钦将日军降书交付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冈村宁次将降书一一阅读，签字时手微颤抖、签字盖章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9时6分，何应钦将蒋中正第一号命令交参谋长转送冈村宁次，冈材宁次再于受领证上签字盖章。9时10分，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完毕，日本代表退出会上何应钦向全国及全世界人士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南京受降仪式顺利完成。
请注意这张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左侧为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照片右侧向何应钦呈交投降书的，并不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本人，而是他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而且投降仪式中，作为投降代表的冈村宁次，居然没有呈缴象征武器的佩刀。原因是国民党代表和其事先商量决定好不用缴佩刀。
13天前，8月27日，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奉蒋介石、何应钦之命，飞赴南京准备受降，面见冈村宁次时，冈村居然露骨地建议，愿以128万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深获蒋心，给予“嘉许”。后来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蒋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运用投降的百万日军去“勘乱”、“剿匪”。8月31日，总统侍从室参议邵毓麟约见冈村宁次，转达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承诺，即“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何为劳绩？即日军向国民党移交全部占领区地盘、武器弹药、军需物品及各种设施。
作为胜利方国民党代表丢尽了中国的尊严。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胜利者，但一次胜得比一次屈辱!不但丢失外蒙古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竟然在受降仪式上都这么窝囊，实在是奇耻大辱。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被列为甲级战犯，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此时冈村关押在南京，得到蒋介石的特殊照顾)。为使冈村宁次免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蒋介石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几经斟酌，蒋介石最后拍板.借口遣返工作尚有许多事情未了，仍需冈村宁次留下处理。194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蒋介石肆意包庇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激起举国共愤。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予以无情揭露、鞭挞，其他报纸也同声响应。1946年12月29日《大公报》发表合众社延安17日电：“第一号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宾，为此正受到延安的责难。”
在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交付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1948年8月23日，人们期待3年已久的对冈村宁次公审终于开庭。在法庭上，冈村宁次百般推诿狡辩，拒不认罪。何应钦召集战犯处理委员会、司法行政部、战犯军事法庭诸方官员开会，讨论对冈村宁次的最终判决。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主张判冈村宁次无期徒刑，而何应钦跟被冈村宁次称为另一个“中国好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则主张判其无罪。为此，汤恩伯特地面见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在停战时有功，应判无罪。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下野隐退，同时下手令给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令徐永昌行文给最高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一定要判冈村宁次无罪。1949年1月26日16时，上海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宣判——血债累累的大战犯冈村宁次被宣布无罪，当庭开释。1月29日，汤恩伯用军车将冈村宁次等259名日本战犯，送上返回日本的美国轮船。2月4日冈村回到日本横滨。
——1941年7月10日，冈村宁次提出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在中国数年大扫荡中，造成中国270万平民死亡。1951年，已经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支付10万美元重金，委托冈村宁次在日本招募98名日军退役将校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用以“反攻大陆”。这批日本人在台湾称为“白团”。1966年9月，冈村宁次病死东京，时年82岁。
1945年9月3日，重庆。中国人民高举同盟国领袖的头像庆祝胜利日。画像上从左至右，分别为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蒋介石。
1948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外长王世杰，在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还是现场见证者。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徐永昌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战败投降书上签字。此时的中华民国结束了战争，又以胜利者的姿态立于世界之林。
我想，国民党政府绝对不会想到，他们这个有美国扶持的“战胜国”，在胜利那天起，就像个女人一样，被另外一个“战胜国”给强奸了。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派出150万军队出兵中国东北。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与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在中国东北平原上迅速推进的苏军装甲部队与机群。这群如狼似虎的俄国兵，连百万德军、日军都被轻易推平，中华民国的那帮窝囊废更加是不放在眼里。
1945年9月4日，重庆国民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行政机构的确立，比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晚了整整半个月。国民党高层对事态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判断失误，此时苏军已开始对东北工矿业进行疯狂的拆迁。
从1945年9月初开始, 驻守中国东北的几十万苏联军队，竟置《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不顾，对中国东北日资工矿等产业进行了大肆的拆迁。苏军对东北日资工矿业的拆迁有着严格的计划——从1945年9月初开始，至1945年12月3日结束，拆迁的重点集中在动力生产输送设备、发电机、实验仪器、实验室、医院等，以及开采、化学和水泥等重工业的整套设备。根据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撤离东北的最后日期也是1945年12月3日，从此也可见苏军拆迁的预谋性。
1946年3月，奉天(沈阳)，帝国饭店门口交叉着苏联和中华民国国旗，门框上悬挂着斯大林、列宁、孙中山、蒋介石画像，拱形装饰物上涌中文和俄文写着“中苏两大民族联合起来”和“中苏联谊社”，国民党军官经常在这里与苏军军官喝酒联谊。这座城市现在是在苏联占领军的管辖下。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条件：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归苏联，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1946年3月，沈阳，已经被苏联人抢掠一空的一家大型工厂。所有物资被苏联人运回国内，不能运走的就破坏掉。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经营半个世纪的工业基础，被苏联人摧毁殆尽。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资产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红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作了同样的移交。
在强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辽阳橡皮公司20人，本溪钢铁公司53人，抚顺铁厂50人，轮机油厂30人，刘和矿井13人，石煤化工厂30人，卢国泰矿井30人，结莫无矿井15人，火药厂40人，机器制造厂40人，汽油厂30人，车厢厂35人，造船厂35人，制铁厂20人，电力厂35人，凸天矿井奉天橡皮公司10人，航空厂7人，造纸成衣厂2人，机器制造和车胎修理厂16人，机器制造通风机矿井14人，化学消除厂17人，电线厂7人，无线电厂14人，航空厂17人，灯泡厂14人，电池厂螺旋制造厂14人，烟草制造厂16人，兵工厂16人，轴厂3人，聂切曼托果果厂16人，洗衣厂6人，汽车装制厂6人，电汽发动机制造厂5人，造木厂电力发动机厂7人，电厂4人，瓦制厂17人，化学玻璃厂4人，改造铁厂4人，制钉厂3人，总计783人。
1946年3月，沈阳，一家原来日本人开办的大型橡胶厂，苏联搬走所有的机器和设备后就把它焚烧掉，但一些搬不走的大型的机器设备清晰可见。
很明显，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据了证明，证明以上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8月底仗一打完，拆运就准备开始了。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作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港)陆(中东铁路，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
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由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暨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40余日才拆运完毕。该厂被洗劫之彻底，非经重建，永无恢复之可能。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该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既破坏东北的工业基础，又满足苏联的需求。东北水电和火电发电机，苏联也有需求，但苏联准备与中国合作，就拆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1946年3月，沈阳。原来的一家大型日本人开办的橡胶厂，苏联搬走所有的机器和设备后就把它焚烧掉，但一些搬不走的大型的机器设备清晰可见。
被拆卸后工矿企业一片惨景。当时中外通讯社作了大量报道，如中央社、合众社：沈阳全城共有工厂4570家，内有第一、第二等工厂948家，战时全部开工，今仅有20家继续开工，内15家由中国人任经理，5家苏联人任经理，惟此继续开工的20家也均由苏方控制，苏方派兵守卫，其他工厂大部经过焚烧，仅余屋壳，重机器被掠，任何有价值物件，又遭小贼偷窃而去。20家工厂之机器，已于数月前被运走。
美国星条报：东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经日人苦心经营之庞大工业，在屠杀及恐怖中被洗劫净尽，工厂工人亦被*协助搬运，唯大部工作，系由日本战俘为之。自哈尔滨起，凡重大军械飞机厂，据传已被剥精光，大部赃物俱由大连出口，运至海参崴，转载至苏。哈尔滨和大连之间铁路交通，现由苏方严密守卫运用，载运其“六日大战”作为战利品的千万吨重工业机械。
1946年3月，沈阳。这是这座满洲国时期最大城市的西部工业区，一家工厂的内部被苏联人破坏的情景，原来这里的工厂一家挨着一家，现在因为遭到苏联人的抢掠，所有的工厂都已经无法恢复生产，现在这一大片人去楼空，仿佛一座地狱般的“鬼城”。
苏联拆运机器设备的总价值到底有多少，有各种统计数字，1946年5月27日，东京盟军司令部派遣美国赔偿问题专家，国务卿赔偿问题特别顾问埃德温鲍莱(Edwin W. Pauley)率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对苏联拆迁损失进行调查。调查的时间从1946年5月27日在沈阳建立考察基地始，至1946年7月15日代表团离开中国终。此一时期，由于国共军队在东北多处发生战斗，故多数地区未能前往，调查自不能详尽。
1946年冬，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联络处再度组织调查团，继鲍莱调查团之后对苏军拆迁所造成的损失进行更详尽的调查。由于此次调查团的人员中有21名日本人，皆为前东北各个产业的高级主管，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比鲍莱调查团更为清楚，对于损失的判断和数值估计都比较可靠。
根据鲍莱调查团统计，苏军拆迁造成中国东北损失89503万美元，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联络处的调查损失结果为123621.1万美元。根据东北工业会调查团称，其还没有统计的实际损失，至少是已查明数额的一半以上，故推测苏军拆迁对中国东北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8.54亿美元。
1946年3月，中国奉天。这是负责接收的中华民国代表新任“奉天警备司令”彭毕生，与原来苏联军队占领沈阳后，担任奉天警备司令的苏联红军将领科夫通·斯坦科维奇(Kovtun Stenkovitch)握手。在过去的半年里，苏联人是这座城市的实际统治者。
1945年11月14日, 苏联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的日资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经营。这是苏联首次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自此开始，中方以张嘉为代表，苏方以苏军驻东北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为代表进行了多轮的磋商。
1945年11月20日，苏联向张嘉正式转达苏联政府关于工业合作的意见，要求举办一家中苏合办的股份公司，来共同经营以前属于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的各项事业。具体条款规定中苏各占50%的股份。其中苏方以控制在手的日本企业资产入股50%，这就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交易。中国如果答应上述条款，即承认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的财产为苏军的战利品。
1946年1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照会中国外交部称：东北各省内之一切日本企业，均经苏俄视为俄军之战利品。还照会东北行营，苏联准备以其所谓“战利品”的一部分交给中国，其余如煤矿、电厂、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等由中苏共管。并在此提出中苏经济合作。
1945年夏，蒋经国随同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联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与斯大林会面时，斯大林质问蒋经国“为什么中国坚持不让蒙古独立”，蒋以不能“出卖国土”做答。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鉴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徘徊不前，身为外交特派员的蒋经国，衔父命出使苏联，与斯大林协商东北问题的有关事宜。斯大林对蒋经国说：“苏联单方坚持要把在东北为关东军生产的工厂以战利品看待。中方的不同意态度，已使苏联军方感觉受辱。”“根据战争法，只有为日本关东军从事生产的企业才被苏军当成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应该由苏、中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共管。
蒋经国对此表示异议，并转达蒋介石对此问题的建议：“苏联不将任何工厂声明为战利品。而由中国政府交付苏方东北工厂的半数，作为苏军对日作战的补偿，并彰显中、苏友谊。”斯大林对此意见表示不满，称苏联对在波兰的德国企业也是同等对待的，也是只没收了德属工厂一半的设备。但他又表示，他将对蒋介石的建议加以考虑，然后采取“不伤中国感情”的措施。
面对谈判出现的僵局, 双方高层不得不对“战利品”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然而, 对“战利品”问题的暂时搁置，并没有加快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步伐，双方的其他分歧仍然存在。此时，国民党想到把美国拖进来，作为第三方进行调停。这就如同小孩被人欺负了，要去找个帮手。
1946年3月，沈阳。美军协调代表和中华民国政府及国军将领在机场，准备与苏联人协调交接沈阳，让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伟大的”中华民国，连收回自己的国土，都要找美国爸爸帮助。
苏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时刻都没有逃过美国的视线。而作为东北问题之一的苏军拆迁东北工矿业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在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较量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三方三个观点——中国方面要独自办理自己的工业，苏联方面要合办，而美国方面秉承其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要多国参与东北的经济。苏军的拆迁以及接踵而来的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使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面对时局的变化，美国迅速做出反应，再次表现出了与苏联争夺东北亚和远东势力的面目。正在中国调处国共问题的马歇尔上将表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答应苏联要求，即使苏联推迟撤军也应在所不惜。1946年2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指出：美、苏应就东北问题直接会商，或提交联合国安理会。1946年2月26日，美国政府再次分别照会中苏两国政府，指出：中苏两国关于满洲工业组织的任何谈判，都是对美国利益的歧视，将被认为是违反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照会再次驳斥了东北日资工矿产业为战利品的说法。
美国对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介入，使得双方的谈判更趋艰难。英国与美国同一步调，也做了同样的表示。在苏联掠夺东北财产的问题上，中、美、英三国达成了共识。1946 年3月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国民党中央二中全会上报告外交工作，指出苏军从东北拆迁的东北日资财产，应该成为日本对华赔偿的一部分。3月27日，苏联向中国正式提出《中苏经济合作草案》，继续坚持认为中苏应共同经营东北工业。美英公开介入中苏谈判，使得国民政府的立场更趋坚定。苏联对美国介入中苏经济合作交涉极为反感，并驱逐了到长春访问的美国记者。1946年3月底，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宣告彻底失败。
从本质上讲，苏联提出中苏经济合作，是苏联与美国争夺东北亚地区控制权。从而在与美国争夺东北亚的控制权的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假设国民党不合作，那么彻底摧毁中国东北工业基础，将使得苏联在远东地区，对中国进一步具备压倒性优势。
苏联拆迁东北工矿产业，从中国看来，至少拖延了中国工业发展5-10年左右的时间。从全球视野来看，美苏就中国东北工业拆迁问题而发生的对抗，宣告二战后美苏同盟关系走向解体，是其后半个世纪“美苏冷战”的序幕。
1912年11月23日本溪湖煤铁公司1号高炉竣工，这座高炉是东北地区第一座洋式高炉。1917年12月建设成2号高炉。图为当时建成的1、2号高炉。
如果不把具体的企业清单列出来，绝大多数人，是无法体会那一串串数字背后，苏联人对东北工业体系的破坏有多严重。现在的中国人，也无法体会半个世纪之前，作为异邦的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扎根有多深。
如果对中国近代工业史划代的话，自1861年起至1911年满清灭亡，这个50年时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工业萌芽期，主角是满清政府和民间资本。
自1912年至1949年，是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其中又可以细化为三个分支，一是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的工矿企业，是该阶段工业化的主力军。二是自1928年后直至1945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于重工业发展的轻视，这一阶段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是日本人。1945年日本在中国战败后，国共内战又起，中国的工业建设实际处于停滞阶段。
直到1950年以后，新中国通过休养生息，重新开始了重工业建设。掀起了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工业建设高潮。如果没有那28年戮心沥血的工业积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右派官僚集团，能有什么资本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苏军拆迁对东北地区钢铁工业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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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制铁(鞍山本社和本溪湖支社)，损失16642.4万美元，原书产量数据存疑，估计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为115.8万吨，8月14日后产量96.54万吨，生产能力下降16.63%。
住友金属工业，损失2219.4万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57.4万吨，8月14日后产量43万吨，生产能力下降25.09%。
钢管制作所，损失774万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54250吨，生产能力无变化。
日本钢管工厂，损失29.2万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2万吨，8月14日后产量6000吨，损失70%。
鞍山钢材，损失159.4万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16万吨，8月14日后产量6万吨，生产能力下降62.5%
久保田铸铁管，损失125.9万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3.85万吨，生产能力无变化。
满洲制钢，损失21.6万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6000吨，8月14日后产量2400吨，生产能力下降60%
满洲亚铅镀，损失61.1万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8000吨，8月14日后产量4400吨，生产能力下降45%
鞍山精钢业，损失7万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5280吨，8月14日后产量2580吨，生产能力下降51.14%
本溪湖特殊钢，损失365.2万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产量3447吨，生产能力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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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钢铁行业损失20405.2万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7.62%。
伪满钢铁工业起源于日俄战争后，日本财团建设了本溪湖与鞍山两个钢铁厂，1931年鞍山的生铁产量是27.6万多吨，仅次于当时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的产量。1933年日本拓务省准许满铁把鞍山制铁所的设备，转给由满铁全额持股的昭和制钢所，以原来鞍山制铁所的3座高炉为基础，扩建炼钢设备。到了1937年，生铁的年产能力增加到70万吨;钢锭年产能力达58万吨。到了1943年生铁产量达130万吨;钢生产能力达133万吨。1931年本溪湖的生铁产量是6.5万多吨，到了1944年生铁产量为37万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年产生铁256万吨，伪满年产生铁约70万吨，总计是326万吨;钢，日本产量是648万吨，伪满50万吨，总计698万吨。日本从我国东北大量掠夺战争资源，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物资保障。
钢铁工业是其他各业的基础，苏军对其更加重视，破坏也更加彻底，鞍山钢铁厂损失超过四分之一，原有9座规模宏大的炼钢炉，每座有650吨，除第3、第4座外，其余7座的主要机件，如鼓风炉、卷扬机等设备，皆被苏军拆走。宫原钢铁厂的设备完全被破坏，本溪钢铁厂的铁的生产能力由60万吨降到10万吨，生产能力下降了83.33%。此外，本溪的特殊钢、机械等工厂也损失严重。苏军拆迁以后，沈阳炼钢厂的生产能力从20万吨下降到不足10万吨，下降了50%。通化钢铁厂几乎完全被苏军所破坏。
说明：仅从上表计算得出的数值，东北钢铁业的生产能力下降了17.62%。但由于钢铁工业中电气方面的损失已记入电力方面的损失内，故而与上文东北经济损失调查总表中所列生产能力下降了60-100%有出入。鲍莱调查，东北钢铁业的损失为13126万美元，两者相差7279.2万美元。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第289页附页。
1946年4月，抚顺页岩油厂，这是一家特大型的煤化工工厂，冷凝塔下日本长谷川株式会社创办人的雕像，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这个煤炭页岩干馏工艺冷凝分离法的著名企业家，后自杀。
日本是石油资源贫乏的国家。1912年日本石油消耗量仅为4万吨，到1932年已达到200万吨。而同时期日本本土石油产量仅为42.7万吨，台湾产油3.5万吨，不足需求量的五分之一。为了弥补石油产量不足，日本重点发展了所谓人造油，包括油页岩制油、煤制油和松根汽油。1929年12月30日，抚顺页岩油厂落成，利用抚顺煤矿的页岩油层，用内热式干馏法提炼重油，日产4000吨，主要供应海军舰艇使用。但这种方法生产的重油杂质较高，舰艇燃油喷嘴经常被堵塞，海军非常气愤。抚顺页岩油厂负责人长谷川清二因此引咎自杀。1931年日军全面占领中国东北，这里丰富的煤炭资源，使日本开始关心煤炭液化技术。日本曾派考察团去德国和英国考察煤液化工厂，但英德将其视为军事机密，导致日本人无功而返。抚顺页岩油工厂燃料课长阿部良之助等人，经过长期实验后，摸索出一套煤制油流程。即将煤和焦油1：1混合，以氧化铁做催化剂，在100个大气压的氢气下加热到450摄氏度。其遵循的原理是，煤和石油相比，煤的氧多氢少，加高压之后加氢，氧就已水的形式流出。但是试验并不成功，阿部注意到应该先把煤这个大聚合体加以分解，于是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用以分解聚合体的催化剂上，最后找到了硫化亚铁。其次，为了防止煤在粉碎过程中接触空气氧化，于是采取水中粉碎的方法，可是这样做出来的是胶泥状煤粉，最终采取在水中加入低温焦油的方法提取煤粉。就这样日本的煤炭液化技术取得了进展。
1937年日本的七年规划，对于煤液化寄予了很大希望，计划在1944年前，建成87个合成油装置，总生产能力达到年产1300万桶，满足大约三分之一的需求，成为原油的重要补充。在这个计划中，有10个是直接液化装置，每个年产10万吨，11个是间接液化的费托合成装置，总产量50万吨，其余的都是低温焦化。1937年5月4日，日本海军德山燃料厂决定采取阿部方式生产煤制油，由满铁出资1800万日元建设新厂。1939年7月21日，工厂投产，生产出日本第一批煤液化油，但产量少得可怜，只装满3个玻璃瓶。其中1瓶献给了皇宫，另1瓶送给伊势神宫，第3瓶送给阿部的母校，北海道轻臼小学。
此后受工业基础限制，日本的煤制油始终不成气候。最终，直接液化装置在中国抚顺和韩国各建了一个，只有抚顺的投产，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总产量只有1000多吨。费托合成装置在日本本土建立了三个，分别在1940、1942和1943年投产。在中国吉林和锦州还建成了两套费托合成装置，到战争结束时没有完工。五个装置的总设计生产能力是年产18万吨，但实际上整个战争期间的总产量还不到6万吨。最成功的是低温焦化，建设了8个，实际年产量也只有几万吨，与规划相去甚远。太平洋战争后，美英对日本实施全面物资禁运。原油供应不足加速了日军战败。为了省油，日军飞行员几乎没有训练的机会就被派到了战场，损失可想而知。军舰无油可烧，大部分被困在港里。于是，日本又发展了生物油技术，各种各样的油品都被用于军事，豆油、菜籽油、松树油等等只要是液体的就都成了好东西。曾经有被击沉的船只全部使用豆油的例子。这些都使得日本军方的实力大受挫折，迅速崩溃。帝国海军的象征——长期缺少油料的大和舰，在最后一次出海中被美军击沉。日本本土的合成油厂，大部分在1945年的大轰炸中被摧毁。
苏军拆迁对东北地区液体燃料工业方面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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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人造石油，损失21115652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人造石油(吉林工厂)，损失3713631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人造石油(抚顺工厂)，损失130677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石炭液化所，损失240945美元，生产能力下降30%
满洲合成燃料，损失1020246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
锦西燃料厂，损失8308783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5%
满洲石油，损失20555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20%
精碳工业，损失6042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20%
满铁汽筒油，损失—美元，生产能力下降6%
满铁燃料本厂，损失35294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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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10家液体燃料企业，损失40519034美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东北燃料工业损失最严重的为人造石油工业，生产能力丧失大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鲍莱调查的东北液体燃料工业的损失为1138万美元，尚不及联络处调查的满洲人造石油会社一个单位的损失数额。据联络处称，他们“每至一厂，均作详细调查”，所以损失数字当以联络处的调查为准。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98-299页间附页。
1946年4月，抚顺页岩油厂，这是一家特大型的煤化工工厂，从煤炭中分离的油脂剧烈燃烧，浓烟滚滚，右下角是这家工厂的苏联工作人员。
苏军拆迁对东北地区煤炭工业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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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煤矿，损失24272331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520万吨，破坏后仅剩80万吨。
抚顺煤矿，损失9564685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510万吨，破坏后仅剩122.5万吨。
北票煤矿，损失5846379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131万吨，破坏后仅剩11万吨。
西安煤矿，损失1679437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240万吨，破坏后仅剩44.2万吨。
本溪湖煤矿，损失1973000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100万吨，破坏后仅剩10.2万吨。
烟台煤矿，损失—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40万吨，破坏后仅剩4.47万吨。
南昌煤矿，损失53379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20万吨。
南票煤矿，损失343183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13万吨。
营城子煤矿，损失524000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45万吨，破坏后仅剩15万吨。
裕东煤矿，损失141800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30万吨，破坏后仅剩10万吨。
牛心台煤矿，损失322250美元，1945年8月14日前生产能力1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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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煤炭工业损失44720544美元，生产能力从1661万吨，下降至293.37万吨。
说明：表内所列的损失数额为苏军拆走的部分，其他间接损失没有计入，估计不少于2000万元，所以东北煤炭业损失当在64720544美元。另外，没有调查到的煤矿，资本额占东北全部煤矿的50%，生产能力为45%。损失情况不得而知。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86页附页。
鲍莱调查苏军拆迁对东北地区煤炭系统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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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时位居中国第一位的抚顺煤矿的生产能力，从年产480万吨下降到年产160万吨，下降了66.67%。
2、阜新煤矿由年产420万吨下降到年产150万吨，生产能力下降了64.29%。
3、北票煤矿由年产150万吨下降到年产40万吨，生产能力下降了73.33%。
4、本溪煤矿由年产100万吨下降到年产70万吨，生产能力下降了30%。
5、西安煤矿由年产120万吨下降到年产100万吨，生产能力下降了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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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鲍莱代表团考察过的煤矿而言，煤炭工业的产量从年产2500万吨减少到250万吨，生产能力下降了90%，并且只有25%的产量用于国内急需。由苏军搬运和破坏给煤炭工业所造成的损失估计为5000万美元。据联络处的调查，则据其不完全的统计，东北煤矿的总体生产能力下降了82.34%，较鲍莱的统计为低。
1946年3月，沈阳。这是原来的一家中国人开办的陶罐厂的车间内部，它同样遭到苏联人灾难般的抢掠，无法恢复生产。
苏军拆迁对东北地区非铁金属工业方面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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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矿业株式会社，损失518621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
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损失2914652美元，生产能力下降—
满洲大信兴产株式会社，损失313968美元，生产能力下降—
日满铅业株式会社，损失42556美元，生产能力下降—
满洲选矿剂株式会社，损失143412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镁矿株式会社，损失919352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轻金属株式会社，损失14316845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安东轻金属株式会社，损失7000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锦州特铁株式会社，损失65892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
满洲石棉株式会社，损失61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
满洲滑石株式会社，损失828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60%。
满洲矾土矿业株式会社，损失72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
康德矾土矿业株式会社，损失1147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
矾土株式会社，损失347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70%
南满矿业株式会社，损失159435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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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15家非铁金属企业，损失60814583美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伪满非金属工业损失总额为60814583美元，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满洲选矿剂株式会社、满洲镁矿株式会社、满洲轻金属株式会社、安东轻金属株式会社和南满矿业株式会社，其生产能力完全丧失。鲍莱调查的损失金额为1000万美元，与联络处的统计数字甚为悬殊，原因是鲍莱所考察只有两个大矿和若干小矿，而联络处的考察涉及14个大矿，另外还有10个大矿，联络处也没有到达。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05-6页附页。
1946年3月，沈阳。这是这座满洲国时期最大城市的西部工业区，原来这里的工厂一家挨着一家，现在因为遭到苏联人的抢掠，所有的工厂都已经无法恢复生产，现在这一大片人去楼空，仿佛一座地狱般的“鬼城”。
苏军拆迁对东北地区造纸工业方面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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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豆杆纸业株式会社，损失2422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制纸(营口工场)，损失4925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制纸(东满工场)，损失1192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纸浆工业株式会社，损失1597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造纸株式会社，损失314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东洋纸浆株式会社，损失6885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30%。
安东制纸工业株式会社，损失2169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30%。
满洲特殊制纸株式会社，损失23005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70%。
满洲制纸株式会社，损失555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林产化学株式会社，损失476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满洲纸工株式会社，损失388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松浦制纸株式会社，损失259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
朝日制纸株式会社，损失117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0%。
锦州纸浆株式会社，统计数据缺失。
吉林制纸株式会社，统计数据缺失。
大满制纸株式会社，统计数据缺失。
日满纸浆株式会社，损失14905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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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14家造纸企业，损失13961500美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苏军对伪满造纸工业的拆迁几乎是毁灭性的，损失总额达1396.15万美元，其中生产能力完全被破坏的工厂达10家之多，几占全部造纸工厂的60%。鲍莱调查造纸工业损失总额仅为700万美元。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07-8页间附页。
1946年5月，抚顺。俄国佬撤离之前毁坏许多厂，将有用的搬离回国，没给中华民国留下任何有用的机器和设备，这是原来满洲国最大的铝冶炼厂。
苏军拆迁对东北地区化学工业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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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工业，损失9476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25%
油脂涂料榨油工业，损失13947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50%
电热化学工业，损失14208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80%
瓦斯制造，损失2134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20%
染料火药磷寸，损失5383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20%
玻璃工业，损失1421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20%
皮革工业，损失1733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45%
胶皮工业，损失20677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10%
杂项工业，损失5807000美元，生产能力下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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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化工行业损失74789000美元。
说明：鞍山、抚顺、本溪湖、葫芦岛等地的损失没有计入;奉天兵工厂、辽阳火药厂的损失也没有计入。从上表可以看出，化学工业的总体损失金额达7478.9万美元，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电热化学工业，金额达1420.8万美元，生产能力下降80%。鲍莱调查的整个化学工业的损失为1400万美元，还不及联络处调查的电热化学工业的损失额。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00页。
1946年3月，抚顺。俄国佬撤离之前毁坏了这家煤炭厂。
苏军拆迁对东北地区电力系统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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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拆迁以前的东北地区的电力系统，水电以松花江上的小丰满水电厂和鸭绿江的水丰发电厂为主干，火电以抚顺、阜新、本溪等火力发电厂为主干。火力发电网东起吉林、西至绥中，南起丹东、旅顺，北至哈尔滨。“铁塔林立，22万伏特之输电线路纵横1万余公里，发电设备能力有180万瓩(另有未完成之100万瓩)，每年输送电力达50亿度，促成东北之重工业化及农村电力化。下列各表皆系笔者根据东北日侨善后联络处的调查报告书而编制。注：鲍来考察电力损失金额为：21000万美元。
苏军拆迁对东北电力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损失金额达21954万美元。损失尤以火力发电为剧，金额达10154.3万美元，损失容量77.33万千瓦。水电损失3600万美元，损失容量72万千瓦。送变电设备损失1600万美元，损失容量82.2万千伏安。机器及材料损失3500万美元，其他损失2250万美元。
各地的具体损失情况如下：
1、小丰满水电厂，拆走已装机器设备3部，装机容量计21万瓩;在装机器设备3部，计21万瓩，共计42万瓩;
2、水丰电厂为东北与朝鲜所共有，共有7部10万瓩的发动机，苏军拆走3部，计30万瓩。
3、抚顺火力发电厂共有28.5万瓩火力发电设备，内有21万瓩的新式机器，仅使用了四、五年，苏军“将壁上打开大洞，将机器凌乱地装运而去”。
4、阜新火力发电厂，苏军拆走所有的16.5万瓩的机器设备。
5、宫原火力发电厂，苏军拆走所有的7.5万瓩的机器设备。
6、鞍山发电厂，机器2部，发电能力3.3万瓩，遭到了苏军破坏。
7、本溪火力发电厂，机器5部，发电能力3.5万瓩，经拆迁后，仅剩旧机器1部5000瓩发电设备。
8、北票火力发电厂，发电机2部，发电能力3.5万瓩，被苏军拆去1部，剩余1部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第275-276页。
1946年3月，沈阳火车站，苏联人刚刚撤走的情景，枕木全部被苏联人挖走，以致铁路无法正常运行，火车站内一片萧条。
苏军拆迁对东北地区铁路交通通讯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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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损失4660.8万美元。
机车车辆，损失7767.6万美元。
汽车，损失882.4万美元。
轮船，损失411.8万美元。
修理厂，损失2744.5万美元。
电报与电话，损失195.2万美元。
物料损失，2713.3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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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损失19375.6万美元。
注：本表的数字系笔者根据为调查满洲铁路损失而设的铁路委员会的报告计算而得。 据联络处的以上调查，铁路的总体损失金额为19375.6万美元，而鲍莱调查团统计的铁路总体损失为22134万美元，略多于联络处的调查。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91-194页。
1946年3月，中国沈阳。中华民国负责接收物资的代表Sheherd T. John(怎么是这么个名字，谁?)拿着苏联人用破纸写的物资清单无可奈何，因为纸上用铅笔写的潦草的字简直不知所云。
这就是中华民国——这个二战战胜国的“接收方式”吗?
全世界恐怕独此一家。
1945年9月，广西桂林。中华民国国军步兵穿着草鞋进入这座桂林市，这座曾经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早已变为一堆废墟，这条主街道两旁到处是被毁坏的房屋。
十四年抗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战争才刚结束，新的灾难即将开始。
我们还是透过照片，看看二战对中国造成了怎么样的破坏。
1945年12月，汉口。这栋办公大楼(可能是原汉口市政厅)已经变成废墟，它是二战时期中华民国军队撤离时自己摧毁的，不给日本占领军留下任何有用的公用建筑物是当时的政策，即所谓“焦土政策”。
1945年12月，汉口。陆续返乡的儿童聚集在以前的家园门口，这是因为学校教育还没有恢复，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
1945年12月，汉口，长江江面洪水泛滥的鸟瞰图，汉口周围数百平方英里的土地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里出产高价值的大米和鱼类，但由于在日本占领时期长江堤防缺乏维护，造成洪水泛滥，这些低洼地区的水稻田已经不复存在。
水灾、旱灾和粮荒，使得战后的中国雪上加霜。
1945年12月，湖南衡阳。一年前发生的衡阳血战，使得这座城市满目疮痍。人们穿过的街道已经被彻底摧毁，这些房屋是由于空袭和随后的大火而毁灭的。
1945年12月，湖南衡阳。这座城市的建筑物已经彻底摧毁，沦为一片废墟。
1945年12月，中国。难民如潮般涌入城市(可能是苏南地区)，他们在临近水源的地方搭建简陋的茅草屋，与背后的小楼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几十年前，这种茅草房就是数以亿计中国人的栖身之所。
1945年12月，上海。这里是上海郊外原来的一个繁华的市镇，战前它是一个铁路和公路经过的交通中心，现在沦为一片废墟，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和摧残，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1945年12月，上海。由于缺乏原材料和棉花，这家大型纺织厂被迫停工。抗战时期，中国的纺织业几乎被日本财团全部垄断。一方面战争在中国继续，另一方面廉价日本商品，在低价倾销冲击中国市场。
1945年12月，天津。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百废待兴，这家日资羊毛厂虽然保存完整，但因为缺乏原材料，在这个最大的车间内所有的机器和主轴都被迫闲置。
1945年12月，天津。原国立南开大学图书馆遗址，除了还能看见当年的奠基石外它现在是一片瓦砾。国立南开大学是当年天津抗战的指挥中心，所以被摧毁得很彻底。
1945年12月，中国。一家日资大型纺织厂，二战中许多民族资本工厂辗转内迁到西部地区，而日本财团在中国华东、华北、华南占领区，建设了大批工厂，低价倾销冲击中国市场。直至二战末期，这些日本经济入侵的魔爪，才因为资源匮乏而耷拉下来。
当国粉和国民党以历史没有给他们太多发展时间做借口时。
国民党自己吹嘘的“黄金十年”，扇了他们自己的耳光。
要知道苏联从农业国转变为重工业大国，前期也仅用了十年时间。中国在毛泽东时期打下工业基础的时候，也不过用了十年时间。 失败者可以为自己找到无数理由，仍然掩盖不了它们的无耻。
1945年11月，上海。美国军舰在上海黄浦江上游弋，周围是中国渔民的帆船及舢板。外滩是殖民租借期留下的大批欧式建筑，背后是低矮的棚户区。
1945年11月，长江边的重庆外城一角。这座城市的建筑当时大多采用泥石结构，或者是竹篱茅舍，很少用砖。
1945年11月，重庆，长江边“下半城”全景图。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河中的岛屿叫“珊瑚坝”，是二战时期的机场，洪水来临的时候它经常被淹没，也包括建筑“下半城”的许多房屋。
1945年9月，香港，水手们列队向英舰“约克公爵”号致敬，这年英国接受日军投降，恢复了对香港殖民地的统治.
1945年9月，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70万主力被苏联150万军队击败，日军被俘近60万人，这些眼神迷茫的日本战俘，随后被苏联人押送到西伯利亚集中营服苦役，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死在集中营里。
1945年11月，中国上海，日本人被集中到一所学校内，他们拥挤在一起，即将被遣返回日本。
1945年11月，中国上海，犹太人开的商铺。二战时期为躲避希特勒的残杀而逃亡到中国的数万犹太难民，大多选择居留在上海，抗战胜利后他们许多选择留下来。
上海。苏俄革命时期来到上海的白俄贵族住宅内，这个富二代白俄贵族少女Ettie，穿着中国丝绸服装，躺在她家的高档床上，读者时尚杂志Esquire，她面前是只名贵的波斯猫和时髦的电话，这些富有的俄罗斯人，在上海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根本不打算回到苏联。
1945年11月，中国，乡村农民徒步涌向光复后的城市，他们将在城市角落的棚户区栖身很久。
1945年11月，重庆。满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工作人员的，中国航空公司专机，正在长江河滩中的珊瑚坝机场(见1341楼图)准备起飞，他们将飞往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南京和上海。
八年前，这批国民党党政大员，在上海、南京即将被日军攻破时，乘飞机逃到了重庆。
八年后，这批国民党“抗日英雄”又坐着飞机回到了上海、南京。
1945年11月，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衣着光鲜、脚踩皮鞋的政府高官。
当现在的酸腐文人在怀念“民国范儿”时，肯定是指这批衣着光鲜的上等人。 而不是那些衣衫褴褛、无家可归、到处乞讨度日的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