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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23号，这是中国银行总部办公楼前，有行人，有摆摊的，墙上贴着英文标语go home，U.S. army(美国佬的军队，滚蛋!)。
大楼的原址是上海德国总会。德国总会又称协和总会，或叫康科迪亚俱乐部。1865年10月筹建，1904年才在外滩(中山东一路23号)建造新楼，于1907年2月竣工使用，建造资金61.3万金马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总会被中国政府接管。中国银行以63万两银元买进，于1922年改建成银行营业楼，1934年建新楼，1937年建成。这幢大楼是外滩(中山东一路段)众多建筑中惟一一幢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大楼。1937年，大楼建成后，中国银行总行与上海分行均迁入新楼办公。不久，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中国银行总部被迫迁往内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银行被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占用。抗战胜利后，中国银行接收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和被汪伪改组的中国银行。解放后收归国有，现在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办公楼。
1947年，北平。城墙外的一户人家，他们靠提供饭店用的烤鸭原种为生。
1947年，沈阳，日军在抗战时期为在华战死官兵修建的招魂碑还立在那里。
1947年，沈阳。国军关押共军战俘的监狱。
1947年陕西延安，两个微笑的儿童。现在至少是70多岁的老头老太了。
1947年，陕西延安，可能是在3月19日被胡宗南占领之前。
1948年1月，上海外滩满载美国棉花的驳船正在卸货。当年美国出资2000万美元，向中国提供棉花来救助内地战争难民。美国摄影师Jack Birns记录了这一事件。他说最后只有小部分棉花到了难民手里，大部分都被各级官员贪污掉了。这些照片最后没有在美国《LIFE》杂志上发表，因为杂志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认为，这些照片会成为农民和穷人接受共产主义赤化的依据。
亨利·卢斯于1898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父母是传教士，1923年亨利·卢斯与哈登，在美国纽约共同创办《时代周刊》，成为美国传媒皇帝，是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后来的FORTUNE(《财富》杂志1930年)、LIFE(《生活》杂志1936年)、SPORTS(《体育》杂志1954 年)均由其创办。卢斯对于支援中国抗战出了很多力，同时持援蒋反共态度。1967年2月在亚利桑那州逝世。
1948年，上海外滩满载美国棉花的驳船在卸货，外滩的便衣警察在拿棍棒殴打偷拿棉花的妇人。当年美国出资2000万美元，向中国提供棉花来救助内地战争难民。美国摄影师Jack Birns记录了这一事件。他说最后只有小部分棉花到了难民手里，大部分都被各级官员贪污掉了。
1948年，上海外滩满载美国棉花的驳船在卸货，一名国民党警察，用绳子捆住了这对偷拿棉花的赤贫母女。当年美国出资2000万美元，向中国提供棉花来救助内地战争难民。美国摄影师Jack Birns记录了这一事件。他说最后只有小部分棉花到了难民手里，大部分都被各级官员贪污掉了。这些照片最后没有在美国LIFE杂志上发表，因为杂志出版商Henry Luce认为，这些照片会成为农民和穷人接受共产主义赤化的依据。
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起草并发布《军队中的民主运动》，系统地提出了军队内部要实行三大民主，从而将人民军队的民主传统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三大民主即——解放军内部实行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 军事民主。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全军各部队运用整风的方法，通过召开民主会议，检查官兵关系,纠正军阀主义倾向，开展尊干爱兵运动,增进亲密友爱的情谊，加强内部团结，部队民主生活有了进一步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普遍采用民主的方法，进行阶级教育，整顿组织，检查工作，评议党员和干部;在练兵中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评教评学;在作战时，发动群众讨论如何完成战斗任务。新式整军运动，是一次有领导有秩序的大规模的民主整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部队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发展。
1947年冬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结合土地改革，采用民主的方法,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这种整军工作，对于提高军队的纪律性、凝聚力、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国共大决战前的动员准备。
从1947年下半年起，国民党陷入经济动荡、军事溃败的窘境，开始全面走下坡路。在国统区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48年1月31日11时，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来：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抽签决定了第一批实施禁舞的舞厅，包括仙乐、百乐门、米高美、丽都等14家一流舞厅，许多人怒不可遏。一陈姓舞女当场对天嚎啕：“天那!我们一家上下8口都指望我吃饭，禁舞后他们怎么办?难道政府一定要逼得我们去做野鸡吗?”此时全场秩序已经失控，人们怒吼着要向当局去讨个公道，上海舞厅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孙洪元，见状不失时机地火上浇油，他和唐宗杰等人当即弄来了10多辆大卡车。在他们的挑动下，一场震惊全国的上海舞女大游行终于发作!
1948年1月31日，数千名上海舞女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啊等，却始终得不到答复，早已愤怒到了极点，人群开始推搡着向社会局大门逼进，警察们见状警棍再度挥舞起来。可后面不住的推动，队伍哪停的下来，不一会，只听一声惨叫，一个舞女手捂额角，鲜血从上面流淌下来。顿时人们再也遏止不住了，只听一声声的“打人了!打人了!”的吼声中，某舞厅大班朱鼎首先挥拳向警察击去，其后舞女，乐师纷纷用旗帜，竹竿跟进，向警察们的头上扫去，冲突顿时爆发。
1948年1月31日下午3时许，数千上海舞女游行队伍来到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社会局门口。数千张口一齐对空怒吼：“我们要吃饭!”“吴开先滚出来!”“政府禁舞，我们饿死!”，呼喊声此起彼伏。在街上巡逻的警察见状，如临大敌，赶紧把路上的几辆警车开来堵在社会局门前，又挥舞警棍以制止人群再上前。
情况越来越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一声令下，大批飞行堡垒迅速到达，数百名警察手持警棍，盾牌而进，高音喇叭喊起：“马上散去!不准闹事!违令者严惩不贷。”数千舞女却一动不动。
警方见威胁无效，便发动攻击，舞女们毫不畏惧，以柴棍，旗帜等作为武器，几人围攻一人，平日弱不禁风的女子，到了被逼急的时候，全成了凶悍的母老虎，她们边打边骂，不少警察被打翻在地，哀呼小姐饶命。 混战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舞女们毕竟是女流之辈，装备也实在太差，被塞进警车的越来越多。下午5时，上海市警备大队与骑兵巡逻队赶到，用刺刀把人群逼至一处，当场逮捕797人。共有30多名舞女和40多名警察受伤。
火上浇油的孙洪元没能逃脱，被从上海社会局厨房内揪出，在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的凶狠的逼视下，他吓得魂飞天外，很快就招供了全过程和大会主席团名单。立刻唐宗杰，金美虹，孙美芳等主席，代表被关押。当日上海所有警局监狱内人满为患。
上海1·31舞潮事件，很快便惊动了全国，《中央日报》，《正言报》，《铁报》，《东方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第一时间在头版头条对此进行了报道，发表了社论，连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也被惊动了，立刻招来了社会部长谷正纲，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商谈对策。
3月份，社会各界舆论开始声援被捕的舞女乐师们，对上海当局的作法提出质疑，认为是践踏人权，欺压弱小的行为，后来，连国民政府行政院内都有人开始同情舞女们。迫于各方面压力，南京政府不得不于3月31日宣布取消禁舞令，各大舞厅复又开始营业，上海滩紧张的氛围这才得到缓和。
1948年2月18日，上海。由苏北新四军派遣到上海奉贤的苏浙边区游击纵队，丁锡山部主要成员，遭到国民党军队围剿，在青浦沈巷独头圩被困，激战中寡不敌众，丁锡山中弹牺牲，余者被俘。
1948年2月18日，上海。由新四军派遣到上海奉贤的苏浙边区游击纵队，丁锡山部主要成员，遭到国民党军队围剿，在青浦沈巷独头圩被困，激战中寡不敌众，丁锡山中弹牺牲，余者被俘。
这些赤贫青年，与今天坐在电脑前上网打网络游戏的年轻人年岁数相仿。
他们穿着肮脏的棉衣，用草绳扎成腰带，有的还赤着脚。然而就是这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成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主力军。
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生命。
被俘虏的年轻人，全部被国民党军警，用麻绳捆成一串，押到县城护城河边，集体枪决。
国民党验尸官在查看完死尸后，还将其中一人的头颅砍下来，挂到城墙上示众。
千百年来，这种压迫—反抗—镇压—再反抗，在中国各个王朝不断轮回。
当反抗者成为统治者，多数又会成为镇压着。
1948年2月，江西，修复浙赣铁路(杭州—南昌—株洲)的劳工。浙赣铁路建于1899年，于1934年由杭江铁路(萧山—江西玉山)展筑至萍株铁路(萍乡矿区—湖南株洲)而成，1936年修至南昌，途径钱塘江大桥，全长1008公里，是我国早期铁路干线之一，总工程师为杜镇远。杜镇远为我国继詹天佑之后，又一位铁路大师，曾担任杭江、浙赣、滇湎和粤汉各铁路局局长兼工程师，主持修筑了3600公里长的铁路。浙赣铁路抗战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光是江西樟树铁路大桥，就曾3次被炸毁。该铁路从1946年逐段修复，直至1948年12月才全线通车。
钱塘江大桥是浙赣铁路的咽喉，于1934年8月8日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9月26日建成，历时三年零一个月时间，耗资160万美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和监造的第一座双层式公路、铁路两用特大桥。该桥为上下双层钢结构桁梁桥，全长1453米，宽9.1米，高71米。茅以升受命担任钱塘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
1937年11月16日茅以升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如果杭州不保，就炸毁钱塘江大桥。11月17日钱塘江大桥正式通车。12月23日下午1点，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5点，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大桥仅仅通车89天即瘫痪。直到1948年5月，在茅以升的亲自主持下，才成功把钱塘江大桥修复，保证了浙赣铁路全线修复通车。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妄图炸毁钱塘江大桥，以图阻止解放军南下。在杭州地下党和铁路工人的努力下，偷偷将炸药量大幅削减，而且关键位置的炸药引信被切断。最终国民党工兵实施炸桥时，只破坏了大桥南侧引桥附近的一段铁轨，在大桥桥面上炸出一个洞，大桥主体没有受到太大破坏。此时解放军第21军63师已迫近大桥，国民党工兵无法实施进一步破坏，大桥最终比较完整的回到人民手中。
1937年12月23日，国民党军队炸毁钱塘江大桥，日本兵友永河夫，在爆炸的硝烟散尽后，拍下了炸毁后的钱塘江大桥。此时日军早已在南京城展开了大屠杀，至少有十几万人已经成为冤魂。日军入侵杭州初期，被杀平民4000多人，其中有700人是被奸淫致死的妇女。
1948年初，沈阳。国民党兵用刺刀捅进骡车草垛里，探查里面是否藏有“共军”。这一带是国军与共军控制区的犬牙交错地带。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迅速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施行民主集中制，把一切必要和可能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使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减少或避免损失。
该报告对于中央强化对地方机关的领导性、组织性，强化组织纪律有一定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共领导体系整体运行效率。
1948年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孙中山独子)，鼓动并支持孙科参加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孙科本无意角逐，但在蒋介石承诺以全党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于1948年3月25日，宣布竞选副总统。图为张贴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对面墙上的孙科竞选宣传画。(1948年4月杰克·伯恩斯摄于南京)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南京市国民大会堂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正副总统，蒋介石以2430票战胜只有269票的居正，成为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蒋介石属意的副总统人选孙科，以1295票落选，败给1438票的李宗仁。5月20日，蒋李在南京宣誓就职，孙科任立法院长，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图为国大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何应钦，1890年生于贵州兴义，1908年入日本振武学堂，1909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黔军任历营长、团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1916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22年夏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春任广州孙中山元帅府参谋。不久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后兼教导一团团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陈炯明。1926年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同年7月率第一军参加北伐。1929年任国民党海陆空司令部参谋长。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后任“剿共”军前线指挥。参与对中央苏区的一、二、四次军事“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本妥协投降。1933年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与日本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溏沽协定》、《何梅协定》。1934年授一级上将军衔。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暂代总司令职，主张“武力讨伐”张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1941年和蒋介石一起策划了皖南事变。1944年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指挥了长衡会战和湘西反攻战。1945年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后赴美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1948年回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任国防部长。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时，一度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旋即辞职。后去台湾。1987年10月病逝台北，终年97岁。何应钦一直为黄埔系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去台湾后受排挤，但仍顽固反共。其一生无子女，夫人王文湘(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妹妹)未生育。
1948年4月，南京，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大学校长胡适。
胡适，1891年生，安徽绩溪人，父亲胡传曾官至台湾台东知州，胡适5岁启蒙，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改读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6岁)，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提倡白话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成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4月从上海赴美国。其后一直周旋于台湾和美国之间，1960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病逝台北，终年72岁。胡适一生共获得35项博士和名誉博士头衔，其中法学24个、文学9个;美国各家大学颁发的共31个。
1948年4月，南京，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张群，时任行政院长。
张群，1889年生，四川华阳人，其父为县府幕僚，1906年考入保定陆军学校，1908年赴日本振武学堂留学，与蒋介石成为同学，并与其一起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在军队实习期间，与蒋介石一起逃回上海参加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期间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二次革命失败后，1914年再赴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翌年毕业，后至印尼雅加达华文学校教书。1915年底回国任浙军参谋官。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职总司令，张群随后回国继续担任总参议，旋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还兼任过一段时间同济大学校长。1929年任上海市长，1931年后成为“新政学系” 的首脑，帮助蒋介石拉拢其它军阀和党派。1932年辞去上海市长职务，参与“剿共”，1933年7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12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7年冬出任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重庆行营主任。1940年11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谈判。1947年3月任行政院院长。1949年2月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1949年12月，张群从香港乘轮船赴台湾，后任“伪总统府秘书长”，离职后被聘为“伪总统府资政”，1990年逝于台北，高寿101岁。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南京国民大会堂，举行“行宪国民大会”，目的是在1946年底新宪法制定后，选举中华民国正副总统。南京国民大会堂门前是在维持秩序的国民党宪兵。
一年多前，也就是1946年12月25日，国民党在各反对党缺席抗议的情况下，擅自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有了《宪法》后，到1947年夏天，国民党政府就开始酝酿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正副总统。与以前一样，这不过是在反对党缺席情况下，国民党自导自演的选举把戏。
1947年11月，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国民党中央也成立选举指导委员会，国大选举正式拉开帷幕。1948年1月8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宣布竞选“副总统”。1月14日，李宗仁又推举著名学者胡适博士竞选“总统”。蒋介石对李的擅自行动十分不满。
李宗仁首先提出参选，不仅因为有地方实力派桂系的支持，而且还因为博得了民众的好感。早在1947年9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的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而“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
1948年1月19日，蒋介石得知，《大公报》社长胡霖对司徒雷登表示，上海各界领袖六十余人，主张由美国政府迫使蒋介石下野，而由行政院长张群负责当政。蒋介石气得在日记中骂道：“胡(霖)本阴险之政客，万不料其卑劣无耻至此，是诚媚外成性，不知国家为何物。” 对于知识分子的言论，蒋介石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于拥有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的桂系首领，蒋却不能坐视不管。
2月8日，蒋介石召见桂系另一重要人物、国防部长白崇禧，嘱其转告李宗仁，“勿再对竞选‘副总统’事作宣传，而予共匪以可乘之隙，致削弱我方剿匪之形势与力量也。”然而，李宗仁已经打定主意要竞选，2月23日，他致函蒋介石，明言拟参加“副总统”竞选。3月11日，李宗仁在北平发表竞选谈话，提出“肃清贪污，改革政治，实行民生主义，铲除豪门资本”的竞选口号，并在南京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立法院长孙科也拟竞选“副总统”，如不应允，不愿再任任何一职。蒋介石认为孙科“无礼要挟，深觉可叹”，但也只有听之任之。
3月23日，监察院长于右任和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也向新闻界宣布竞选“副总统”。蒋介石认为李、孙、于、程只知权位，不顾大局，各不相让，令其“痛苦万分，不知所止也”。3月24日，孙科托人征询蒋介石对其竞选“副总统”有何意见，蒋表示，李、程、于等人都是私自竞选，未尝征询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见，孙科的态度与言行，并未超越党员范围，因此示意他可参加竞选。3月29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当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评论国民代表大会，并预测蒋介石将当选“总统”。可是，此时蒋介石并不想当这个“总统”，他在日记中说要推选一位无党派社会名流为“总统”，自己则任参谋总长。
1948年4月，南京，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副总统候选人孙科在会议期间的一次午宴上发表演说。
蒋介石之所以有此态度，是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总统”的权力要受到立法院的限制。宪法第39条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决议请“总统”解除戒严。第43条规定，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时，“总统”可发布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但须于发布命令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这样一来，“总统”就没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蒋介石当然不愿意当，不如找个无权无势的傀儡来当个徒有虚名的“总统”，自己在幕后掌握军政大权，控制“总统”，还不会落下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他本人个人独裁的把柄。
1948年3月30日，蒋介石召见外交部长王世杰，研究“总统”人选。既然李宗仁推举胡适，那何不顺水推舟，就请这个书生来挂个名呢?蒋介石嘱咐王世杰征询胡适的意见，如果胡适同意，蒋介石就退出竞选，但仍负责辅佐胡适。3月31日，国民大会代表吴稚晖、于右任、张伯苓等48人，向大会发起连署，提名蒋介石候选“总统”。同一天，司法院长居正(辛亥革命元老)宣布竞选“总统”。蒋介石考虑再三，仍决定推举胡适任“总统”。当晚，据称胡适应允竞选“总统”，蒋介石于是召见陈布雷，嘱咐他转告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吴稚晖以及考试院长戴季陶，详述蒋的意旨与决心，希望他们勿加反对。
4月1日，蒋介石又与张群研究推举胡适出任“总统”一事，张群虽然表示赞成，但认为胡适性格中有武断的缺点。当天，陈布雷来汇报，说戴季陶力主蒋介石不应退出“总统”竞选，而吴稚晖则赞成蒋介石的主张。当晚，蒋介石约见了戴季陶，说明推举胡适的用意，戴表示不再持有异议。蒋介石此举，实际上也是针对李宗仁的，他想以自己不竞选“总统”，来迫使李宗仁退出“副总统”竞选。4月2日一早，蒋介石就约见白崇禧，提出军人不应竞选，“以垂范后世，而勿蹈民国初年军人把持政治之覆辙”，蒋表示了不任总统的决心，希望白崇禧转告李宗仁不再竞选“副总统”。
4月3日晚，蒋介石约见李宗仁，明确表示自己不拟竞选“总统”，并劝李宗仁停止竞选“副总统”。李宗仁不为所动，还批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指出由国民党提名国民大会代表的做法是非法的。蒋介石虽然怒火中烧，视李为叛徒，但却奈何不得他。接着，蒋介石又约见程潜，程潜也不肯放弃“副总统”竞选。蒋只好再次召见陈布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得知白崇禧、黄绍竑等广西人士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如不遂意，广西代表将不出席国民大会。蒋介石气急败坏，在日记中发泄对桂系的痛恨：“其不惟不择手段，抑且绝无廉耻。无耻如此，真不可救药矣。”蒋介石一向早睡，但是当天直到深夜12点才洗浴就寝，却“终夜不能安眠，盖深愤桂系之荒唐蛮横，甚为时局与国民大会忧也。”
见诸位候选人都不肯退出竞选，蒋介石只得另想办法。4月4日，蒋介石约见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四位“副总统”候选人，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大会提出的办法，四人均主张采取自由竞选方式。10点，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讨论“副总统”候选人是由政党提名，还是自由竞选的问题。蒋介石提出选举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并且说有人私自竞选“副总统”，是违反党纪。如果他是“总统”候选人，一定先由国民党公决，否则也是违反党纪，他身为党魁，决不能违反党纪，所以他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
蒋介石列出了“总统”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甲)当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乙)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丙)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并忠心实行。(丁)对国际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戊)忠于国家，富于民族思想。
这些条件简直就是为胡适参选量身打造的。
1948年4月，南京，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正副总统，会议期间国大代表翻阅会议公报，记者在现场采写文稿。美国摄影师Jack Birns拍摄。
4月4日下午3点，蒋介石在临全会上再度提出继续讨论选举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案，希望会中能详加研究。除吴稚晖赞同外，全场皆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到晚上7点，蒋介石再次坚持，并警告临全会，如不能贯彻他的主张，“则剿匪固难成功，而本党于二年之内，将蹈民国二年失败之悲剧”，然而还是无人响应。不得已，只能将这一未决议案提交中央常务委员会负责讨论后，报告临全会。
临全会通过的决议是：(一)“副总统”候选人不由党提名，实行自由竞选。(二)鉴于此次“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未能预为妥筹，下届决定采用政党提名办法，于国民大会开幕前三个月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听取党内同志对人选之决定。
看来，蒋介石想以国民党提名来限定竞选者人选的方案没有成功。
4月5日一早，蒋介石约见陈布雷、白崇禧和张群，商谈“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指令张群等人在当天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按照他昨天的主张，做最后的努力，推举胡适博士。下午，中常会仍然推举蒋介石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并作为决议交临全会采纳。
既然以自己不参选来要求国民党其他党员也不参选的目的没有达到，由国民党提名“副总统”候选人的方案也未能通过，蒋介石当然不能让胡适这个文人去当“总统”，而让李宗仁或其实权派人物当“副总统”，那大权岂不是要落入“副总统”之手。蒋介石于是召见王世杰，嘱咐他婉言告知胡适，并表示歉意。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为余一生中，对人最抱歉之一事也。然幸而知此事者仅惟雪艇(王世杰)，故于胡个人声誉，并无所损。”
同一天，民社、青年两党暨社会贤达陈贷夫、莫德惠等表示拥戴蒋介石出任“总统”。而居正则发表了竞选“总统”谈话，提出改革地方政治、抢救农村危机、养成守法精神三项主张。
蒋介石在以胡适为招牌推托一番之后，还是要自己做“总统”候选人，而居正只不过是被拿来充充样子。但是，自己要当“总统”，就必须突破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4月15日，莫德惠、胡适等721人向国大提出“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于18日获得大会通过，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取消了宪法对“总统”权力仅有的两项限制。
1948年4月19日，南京国民大会堂，第一届国民大会总统选举唱票。蒋介石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上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4月19日，蒋介石以2430票超过法定代表总数的半数，毫无悬念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蒋介石得知后，一面表示惶恐和谦逊，一面表示深恐无人投居正的票，得知居正得了269票后，感觉略为安慰。居正这个充当陪选者的样子，好歹未让这出选举的假戏太不像样。
“总统”稳稳地当上了，但李宗仁、孙科、于右任和程潜四人都想竞选“副总统”，孰胜孰负，仍然让蒋介石大伤脑筋。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实力强大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那将对他这个总统形成很大威胁。限制李宗仁参选未能得逞，蒋介石只能另想办法。4月6日，蒋介石研究了李宗仁所谓“反党、反政府竞选之行动”，最后决定支持孙科为副总统，在竞选中打败李宗仁。
4月17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研究“副总统”选举方针。蒋介石恼怒地说，竞选“副总统”的党员，至今仍不相让，而李宗仁的行为态度，更为卑劣，劝解必无效果。蒋介石本来想了一招，让国民党代表要求中央，须由国民党决定“副总统”人选，否则将不出席国民大会，但这样一来，选举将不足法定人数，四人皆不能当选。如果此次国民大会不能产生“副总统”，影响当然不良，所以这个办法不可行。蒋介石让陈立夫想想还有无其他解决之道。
蒋介石可不想让李宗仁当自己的副手，4月20日，蒋介石召集吴铁城和陈立夫，研究“副总统”选举事，但当天国民大会已公告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为“副总统”候选人。蒋介石颇为生气，批评“‘副总统’竞选，各人之丑态百出，无德无耻，党纪扫地，更不堪言矣。”
选举之前，许多人本以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可谓稳操胜券。然而，就在第一轮竞选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一件“蓝妮事件”，使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4月23日上午，《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披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颜料为自己的二夫人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就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说蓝妮是立法院长孙科的夫人，要吴看在孙院长的面上，将颜料发还她。《救国日报》在这个关键时刻登出这篇文章，显然是拥护李宗仁而抨击孙科的。事发后，该报社曾被暴徒捣毁，而警察不予干涉，显然也是打击报复政敌所为。
当天，蒋介石在寓所中通过收音机听到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票结果，李宗仁得755票，居第一。依照“总统”选举法规定，6位候选人均未获得代表总数的半数以上票数(1523票)，第二天将举行第二次“副总统”选举大会，由得票较多的前三名(李宗仁、孙科、程潜)再次竞选。
蒋介石立即召集国民党和青年团干部，研讨重选“副总统”事宜。蒋介石不满地说，此次青年团籍代表的选票都投给程潜了，以至于右任落选;劝程潜让给孙科，但东北和西北籍国大代表不喜欢孙科，不愿意选他，所以程潜亦无让意。蒋介石虽然令干部分头接洽，但是青年团内具有号召力的贺衷寒等人，与程潜有老乡之谊，对于选举孙科，态度颇为消极，不卖力负责。
1948年5月，蒋介石与居正(辛亥革命元老)竞选总统。这是一场没有丝毫悬念的“竞争”，经过第一轮投票，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胜出。
4月24日，蒋介石召见干部，严令青年团干部一致选举孙科。下午，蒋介石听取第二次大会选举“副总统”消息，李宗仁得1100余票，孙科为900余票，程潜600余票。因为仍无一人得票过半，25日将举行第三次“副总统”选举大会，仍由李、孙、程三人中圈选一名。不久，张群打电话报告蒋介石，桂系黄绍竑向张群表示对选举不满，如果蒋介石仍扶助孙科，则李宗仁将放弃竞选。当晚，蒋介石召见程潜，要求他退出竞选，将选票改投孙科，许诺补偿他的全部竞选费用。程潜一怒之下，于当天宣布放弃竞选“副总统”。
4月25日晨，李宗仁继程潜之后，也声明退出竞选。蒋介石得到报告说，李宗仁“指使代表到会而不签名，在会场鼓噪叫嚣，令大会无法进行”，蒋将这看成是李“以今日之选举已无把握，故出此无赖之策耳。”国民大会无法进行下去，代表李宏毅等352人遂提出临时动议，以连日选举，代表精神疲乏，而本日为星期日为由，拟请休会一天。全场无异议通过，主席即宣告散会。
蒋介石见状，立即召集党团干部及孙科，会商选举一事，决定让孙科也放弃竞选，来平息李宗仁的怒气，以期挽回危局。之后，孙科即向国民大会声明放弃竞选。
下午，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讨论以后决定，李、程、孙三人放弃竞选皆无效，并派常务委员王宠惠、张群、白崇禧、张知本、陈布雷、张厉生等六人从中协调，希望能由三位候选人中互推一人当选。
当晚，蒋介石得知王宠惠与李、程、孙协调的结果，据称李宗仁“态度骄横，声称决不竞选”。蒋介石认为，李宗仁表面上虽然表示决不竞选，但却是“故意刁难，使大会不能开会，亦不能选举，以拖倒政府也”。蒋介石还猜测，“李宗仁之竞选，其贿款之大，宣传之广，决非桂系所能为，其背后恐为民主同盟分子或俄国主持其间”。
4月26日，国民大会主席团以竞选僵局尚未转圜为由，决定继续休会一日。蒋介石可没有休息，而是忙得团团转。他先召见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研究“副总统”竞选事;又召见党团干部，指导选举事宜;中午约见王宠惠委员等六人，垂询调解“副总统”竞选人经过。这中间，白崇禧和张群来晋见，说李宗仁已答应取消辞选，态度转趋和缓。下午，吴铁城来报告说，孙科决心放弃竞选副总统，但没过多久，就听说孙科又不肯放弃竞选了。各方消息千变万化，复杂纷繁，蒋介石也无所适从，只有感叹：“我党内互相怨恨猜忌，无法合作”。
1948年4月，中国。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的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生，广西临桂人，1910年10月加入同盟会。1924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对日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首次于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偕夫人郭德洁于1965年7月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热烈欢迎，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当晚，蒋介石约见李宗仁，提出解决竞选“副总统”纠纷办法：一、此次不选举“副总统”。二、由竞选人中，互推一人。三、由竞选人中协商，另提一人为“副总统”候选人。四、自由竞选，而侧重再互推李宗仁出任。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李闻之，声泪俱下，表示愿意中止离京飞平，并绝对服从命令云”。
4月27日，国民大会继续休会。一大早，蒋介石就召集陈立夫、张群、陈布雷、王宠惠，会商昨晚向李宗仁所谈办法。陈立夫等人认为，由于孙科一度以为要转移他的选票给程潜，已经发生重大误会，因此不能再与孙科商榷推选李宗仁，只有自由竞选，听其自然。
晚上，蒋介石召见白崇禧，告诉他昨晚与李宗仁所谈办法，以及今日与各方接洽结果。结论是因为孙科、程潜皆有误会，无法接受推选李宗仁，只有决定仍进行自由竞选，且看第三次选举的结果了。为此，蒋介石感到“朝夕彷徨”，“心绪不安，比前更甚”。
4月28日，国民大会复会，第三次“副总统”选举的结果是，李宗仁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依照副总统选举法规，仍无人达到法定过半数(1523)之票数，因此将于第二天由前两名竞选，得票较多者当选。
下午，蒋介石乘车到郊外消遣，他觉得“一周来为桂系李(宗仁)竞选之要脋与侮辱所刺激，未得安眠，心神紧张，为从来所未有者。”
晚上，蒋介石约见各地重要代表，认为湖南区关系重大，分别叮嘱选举事宜。但是，青年团贺衷寒的表现很令蒋介石失望，蒋在日记中说“不料其糊涂至此也。”
4月29日，是国民大会最后决选“副总统”的日子，蒋介石对孙科能否当选，十分不放心，把它当成“不仅关系公务，而且关乎党国成败”的大事。下午1点，蒋得知国民大会“副总统”第四次选举的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当选为“副总统”，孙科得1295票。蒋失望地在日记中记道：“此非只政治上受一重大打击，而且近受桂系之侮辱，亦从来所未有者矣。”3点，李宗仁到蒋介石官邸表示敬意。之后，孙科来函对蒋支持其竞选表示感谢，也对未获当选，有负蒋的支持表示歉然。同一天，李宗仁发表谈话，表示“愿襄助总统完成戡乱建国使命”。
蒋介石费尽心机操纵“副总统”选举，却遭到彻底失败。4月30日，蒋介石检讨此事，在日记中做了如下反省：
“余自认为不能坚辞‘总统’候选人，又不能达成推举候选人以自代之目的，实为政治上最大之失败。而对‘副总统’竞选人，事前既不能确定主张，竟准由党员自由选举，以致本党纪律颓废，威信扫地。在竞选过程中，又不能扶持一人到底，乃随环境与空气所笼罩而转移不定，卒致失败。……余认为此次国民大会之失败，乃在事前散漫大意，当事骄矜自大，以致各方人心为反宣传所眩惑动摇，甚至亲信旧属，亦为桂系所引诱运动，此乃主张不坚，界限不明，以致鱼目混珠，皂白不分所致也，应切戒之。”
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根本不能代表民意，而国民党各派系首领为了竞选“总统”和“副总统”，更是演出了一幕幕假戏和丑剧，各种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连蒋介石自己都承认，这场选举“浪费金钱，政治风气与革命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这样的国民大会和总统选举，只能让国民党威信扫地。
1948年3月，南京，在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期间，绝食抗议蒋介石操纵国大的代表，此人已经63岁。
1948年3月，蒋介石为了让国民党嫡系党徒当选“国大代表”，下令已经当选的代表让出128个名额，结果激起当选代表现场抗议，这些人决定在“行宪国民大会”开幕的3月29日上午，在国民大会堂前举行“护宪自杀大典”。这一消息轰动中外，后来还被张恨水写入政治历史小说《秦淮粉墨图》，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是怎样走向灭亡的。
19个抗议的当选代表准备到国府路(今长江路)上的国民大会堂前绝食静坐。有个郑君迈更绝，到殡仪馆半价买了木头棺材，抬到碑亭巷举行新闻发布会。郑君迈坐在棺材前头，跷起二郎腿发表演讲。他宣布，如果当局不恢复他的代表合法资格，他就把棺材抬到国民大会堂门口，当众在那里自杀，不成功，便成仁，在这儿自杀，这叫“生有地，死有方”，此举引得美国记者直拍照，大喊“OK OK”!其他抗议代表则从附近的曲园酒家订来两桌酒席，含泪举行“最后晚餐”，饱餐一顿。相约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不做饿死鬼，大家死法各异，目标一致。
不料，“行宪国民大会”开幕的前两天晚上，存放在碑亭巷的这口棺材竟被人偷走，郑君迈明知是警察局干的勾当，但警察局局长死不承认，气得郑君迈向中央各部门控告，定要警察局赔偿，却得不到呼应。“行宪国民大会”开幕前的深夜，陈立夫、张镇调来一百多个特务宪兵，把这些绝食者全部捆走清了场，一场自杀闹剧也就收了场。
“国大代表”被诬神经病
政府内政部长的张厉生是负责颁发“国大代表”资格证书的，那些被剥夺代表资格的代表们有组织地抗议，便天天冲击他的办公室，张厉生为躲避代表纠缠，只能东躲西藏住旅馆办公。到“行宪国民大会：过了施政报告这一关，张厉生的胆子壮了，命总务令科长朱白清打扫部长办公室，赶走闲杂人等，即日回去办公了。
有个“国大代表”邱纯一，也被剥夺了代表资格。他进不了会场，就天天占据张厉生的办公室，渴时，有茶有水，饥时，有酒有肉，白天抽烟闲坐，夜晚睡在沙发上，大小便只用痰盂，从不跨出房间一步，怕的是一走开，不能再进来。闲得无聊，邱纯一就不停地用张厉生桌上的纸笔墨砚，第一张条子写“科长朱白清办事不力，着予撤职，永不叙用。”再写一张“派XXX为总务科长”
这天正写之间，忽见朱白清进来，往日朱白清总是和颜悦色，这天却不理他，说道：“你身体不好，本部无法保护你。部长有命令，送你到中央医院，现在就走!”邱纯一道：“我吃得睡得，有什么病?”朱白清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神经病!”邱纯一大叫起来，朱白清全然不顾，后退一步扭头叫：“来人!”顿时涌进来四五个警察，朱白清说：“把这个疯子送到中央医院!”众警像抓强盗一般，把邱纯一捆走，塞进汽车，带上公函，径直开往中央医院。中央医院的医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给邱纯一打了一针镇静剂，让他休息，顿时，邱纯一昏迷入睡，五个警察回去了四个，留下一个在病房看守。
邱纯一跳燕子矶
这个警察却是个酒鬼，坐在那里两三个钟点，酒瘾大发，心想这“神经病”如此昏睡，一时未必能醒，我何不先到外面弄它二两，过完酒瘾再回来，也不告诉别人。他上了中山东路的饭店，前后不到一个时辰，酒足饭饱，回来看大惊失色，病房中悄无人影，不见了邱纯一。那个警察没奈何，只好回内政部，逐层报告到张厉生面前，张厉生也没有当回事。
过了一两天，燕子矶警察局打来报告，说是矶头上发现一双鞋，鞋里塞着一封遗书，上说：“我是中央提名的国大代表邱纯一，张厉生不给我发代表证书，还要硬赖我是神经病，要送我进疯人院，让我永世不得出头，如此毒辣，世间少有!我斗他们不过。仁人君子，拾得此信，请送到行宪国民大会，让代表们给我申冤!”
那封信辗转到了张厉生手上，被按下不发。社会上虽然传说，有个”国大代表“在燕子矶投江自杀，却不得确证，加之内政部声明在先，这人是“神经病”，谁还去为“神经病”打抱不平呢!那时，南京有个水上警察局，是专业打捞投江河自杀者的，每天总要从江面上拖起三五具浮尸，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奇怪的是，就是没有发现哪具是邱纯一那个样子的。
1948年4月15日，南京，行宪国大期间，东北代表孔宪荣中将，由于自己的部队已经被东北共军打垮，想回去也回不成了，绝望之下，竟在居住的状元境东来旅馆的客房自杀。他见墙上有两个粗钉，便拴上打行李的麻绳。下午五时，孔宪荣中将投环自尽，时年70岁。政要洪兰友收殓时，给孔宪荣胸前挂上“国大代表“的红绸条子，再加上个2634号证章，李宗仁送上一笔奠仪，“慰恤遗孤”。
“行宪国大”期间，南京官僚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人们也就不再注意那在燕子矶投江的“神经病”邱纯一下落如何了。有人欢喜有人愁，一场选举闹出这么多人命，也算民国一大奇观。
1948年4月，南京“行宪国大”选举总统期间，有超过200名安徽学生救乡运动联合会人员，企图徒步到南京国民大会堂，抗议新任命的安徽省长人选，要求弹劾撤换。图中可见严阵以待的国民党军警。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如果算上北洋政府时期，蒋应该算是民国第七位正式总统，也是最后一位，任期只有短短半年。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第二天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与共产党进行停战和平谈判。
1949年4月24日下午，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带着儿子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和女儿蒋孝章，离开浙江奉化溪口镇，在宁波登船，先行逃往台湾。4月25日下午3点，蒋介石父子拜别浙江奉化祖堂，其后辗转于上海、福建、广东、四川等地，于12月10日下午2点飞离成都，下午6点30分抵达台北。最后蒋氏父子老死台湾，至今棺材不得落葬。
1948年5月，上海街头，打磕聦的三轮车夫，背景应是四川中路。无论时事如何变幻，老百姓所求的无非是衣食无忧、全家平安。而在民国时期，老百姓连这种卑微的愿望都是奢求。
1948年5月26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一版右下方位置，刊登的关于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的消息。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决定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董必武任主席;决定成立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
同时，还决定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及陈谢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8月，经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这个在华北拥有44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所未曾经历的工作。这个经验直接有助于新中国的建立，这个政府也成为一年半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1948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反美游行，国民党政府派出装甲车和数十名持枪军警，封锁上海交通大学大门，一群大学生们在右侧的围墙边隔墙对峙。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了扶植政策。国民政府在美国支持下，任用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1947年底到1948年初，北大举办了“美国扶植日本座谈会”、“反美扶日文艺展览”等。5月4日，上海120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交通大学集会，发起组织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22日，上海学生举行万余人集会，并发起10万民众反美扶日签名运动。1948年6月8日，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表示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朱自清、金岳霖、张奚若、吴晗等北平各大学教授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
1948年6月3日，上海3万学生在交通大学再次集会示威。4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书面声明说，“此举对中美间传统睦谊有严重损害”，此事激起广大学生的强烈义愤。6月5日，上海万余名学生在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外，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国民政府武力镇压。6月6日、9日，北平、天津、唐山、南京、广州等地广大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干涉中国国事。6月12日，北平各大学教授费孝通、许德珩、吴晗等437人，联合发表《为反对美国扶日致司徒雷登书》的公开信。
1948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反美游行，国民党政府派出持枪军警进驻学校，墙上贴的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牢记日本血仇的漫画。围墙上围观的是一部分困在学校里的学生。
这些学生要是放到现在的社会氛围下，肯定成了某些精英美分嘴里鄙夷的“粪青”。
1948年6月5日，上海万余名大学生在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外，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国民政府派出军警武力驱散。对外任人蹂躏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内是毫不手软。
1948年6月，香港。萨空了(左，香港《华商报》、《光明报》总经理)、沈钧儒(中，民盟领袖)和章伯钧(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在香港议论时局。华商报是中共在香港发行的报纸，由廖承志领导。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自行解散，沈钧儒于11月26日秘密离沪赴香港，与章伯钧、周新民等人，于1948年1月在香港领导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中间路线，恢复领导机构，重新确定民盟的路线和政策，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此时有大批受到国民党排挤的民主党派及爱国将领，暂时避居香港。大批三教九流人物，和战争难民也大批逃亡香港。
1948年6月，香港。上海滩闻人、青帮大佬杜月笙。
杜月笙，1888年生，上海川沙人，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14岁，初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后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因杜为人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时任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升格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杜月笙因善纠合同伙，勾结军阀，很快成为鸦片提运中最具势力的一个。
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手法更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会出面组织赈济;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等等。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祠”典礼。蒋介石亲送匾额“孝思不匮”祝贺。仪仗队有五 千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席尽人散后，这个豪华的祠堂就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上海。杜月笙为国军和八路军筹集大量劳军物资。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1月迁居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3日返回上海。但是，蒋介石这时已经不愿让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的事情。杜月笙至上海时，没有一名政要前来迎接。在上海北站还上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杜月笙本人也被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变相扣押了8小时，被迫出钱才获释。
此后杜月笙收拾门徒，重整旗鼓，花钱笼络官员以图东山再起。他借60岁生日大搞“花甲之庆”来炫耀他在上海的权势，共有达官显贵5600多人前来捧场。除了宴会之外，还连唱了十天堂会，从而显示了落日的余晖。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跟随他多年的管家万墨林被捕。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万墨林利用经营的米店，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被称为“米蛀虫”，国民党当局下令将他逮捕。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又以投机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虽然杜维屏不久就被释放了，但这件事仍然对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击，感到他捧了蒋介石多年，最后竟然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于是闭门谢客，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养疴”，实则是为自己寻找退路。
在香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一道去探望过杜月笙。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担心他投向共产党，于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于1949年3月23日回到上海。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又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中共中央领导也明确表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并表示“杜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虽然曾经一度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同时，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杜以台湾天气热又潮湿、不适宜他的气喘病为由，选择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40万大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杜月笙带领全家离开上海，拥上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前往香港。
杜月笙离开上海时，一共拥有两笔钱，一是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10万美元，已经交给宋子良在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是出卖上海杜美路那座豪宅，卖给美国领事馆获得45万美元，在上海用去一部分，尚存30万。杜月笙为了避免坐吃山空，曾经朋友介绍，投资四川的蚕丝，结果由于“两航”起义，蚕丝无法运出，又损失了10万美元。杜月笙最后就靠剩下的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道路，于1951年8月16日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死前，杜月笙前对众人说：“我去后，带我回上海，葬在高桥。”
杜月笙去世时，只剩下了25万美元的遗产，五姨太孟小冬和其他几个老婆，把这些钱全部瓜分掉了。开始杜月笙的尸体放在寄枢所内。1953年6月，在陈诚、于右任、张群等人的主持下，四姨太姚玉兰将杜月笙移葬台北县汐止秀峰国小后山上。1977年姚玉兰病逝台北，葬于墓侧。蒋介石为杜墓题“义节秉昭”、张群题“誉闻永彰”金色挽额。
曾经叱诧风云的“上海皇帝”，就此客死他乡，在台湾与他做伴的，还有一大票国民党风云人物。
台北汐止杜月笙墓。
1948年8月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由于法币急剧贬值，8月19日由蒋介石签发命令废弃法币，以300万元法币折换1元金圆券，发行总额20亿元，限3个月完成收兑。同时禁止私人拥有黄金白银，必须兑换成金圆券，违者没收。由于政府限制物价政策，导致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社会陷入瘫痪。金圆券随之大幅贬值。到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130万亿余元，最大面值达100万元，形同废纸。照片里10亿元法币与3400美元价值相当。
民国的经济完全是国民党搞垮的。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完全可以用于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国民党政府没能抓住机会，反而昏招迭出。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还是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实际上，这一经济政策也动摇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中储券的购买力显然被严重低估了，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当时，国统区来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员，凭着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沦陷区大发横财，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回忆说，他随郑洞国从昆明取道柳州，飞上海前领取了薪俸，一下飞机就发现手中的法币突然成了硬通货，在柳州理一次发的法币，够在上海高级理发店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于是重庆的法币纷纷流往上海，沦陷区人民竞相抢购，形成供不应求之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币以应急，大量的法币充盈市场，物价为之飞速上涨，法币信用自此开始丧失。沦陷区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 经济秩序几近崩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立夫曾经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换取1元法币，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5000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25元法币了，战前，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这不是替共产党铺路吗?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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