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第一，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四项决议，其中第一项“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第四项“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当时在会议上就已经得到解决。而第二项“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项“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在敌人围追堵截、战情紧迫的情况下，只能留待会后在适当的时机去完成。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军事指挥是党中央最重要的工作。“鸡鸣三省”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提出的常委分工问题，毛泽东进入军事决策核心层，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其军事指挥地位得到明确。

　　第二，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部署红军战略转移。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目的是要实现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争取四川赤化”的原定目标。进入川南地区以后，红一军团二师围攻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各路敌军陆续向叙永合围，加之川军主力集结川南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红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了敌军部署，决定由准备北渡长江转而挥师西折，向云南扎西前进。这是红军四渡赤水中具体改变战略方向的开始，体现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灵活机动的军事原则和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经过这样的战略调整之后，红军到达云南扎西并召开了会议。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确保党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转变达成共识。遵义会议最后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通过会议决议并传达，至此已经完成。

　　第三，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的项英先后三次急电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动方针并“立复”。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以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指示中央分局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强调“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鸡鸣三省”会议根据中央苏区已经变化了的斗争形势，改变了以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为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更好地坚持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不仅摆脱了苏区与国民党军事斗争的不利局面，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

　　“鸡鸣三省”会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中的重要一环，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推选中央领导人，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进一步走向成熟;进一步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讨论和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分工问题，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进一步贯彻。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可以说，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鸡鸣三省”会议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节点。正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非凡的军事才能，对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转危为安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鸡鸣三省”会议是推动形成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一次重要会议。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事实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却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在于我们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毛泽东高瞻远瞩、谦诚果敢，周恩来对党忠诚、大公无私，朱德仁慈宽厚、豁达大度，张闻天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博古顾全大局、襟怀坦荡，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高风亮节。毛泽东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众望所归，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实践中、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形势下逐步形成的。经过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洗礼，历经各种挫折和失败，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对于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党的核心意识逐渐萌芽。而从遵义会议开始，经过“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直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逐渐确立，为全党所公认。党的核心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日渐培育、得到增强。这其中，“鸡鸣三省”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