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湘江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中旬，实施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利用和粤军陈济棠达成的“借道”协议与蒋介石部署围堵的国民党军不到位的空隙，相继突破了国民党在江西、广东、湖南等地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向既定目的地湘西前进。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初，蒋介石搞不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举措犹疑，但在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前，他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是“仍取肖党旧径”，即循肖克率领红八军团西征路线前往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湘、漓水以东地区。”为此，他部署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的兵力，配备空军实施侦察和轰炸，利用宽阔的湘江“天堑”构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一举将红军歼灭。由此，在中央红军周围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左有粤军数万人布防在连州、星子一带;右有薛岳率“中央军”五个师正向零陵与红军作平行前进;前有湘江，已被湘、桂军阀近十个师封锁;后有周浑元“中央军”四个师，湘军李云杰两个师、李韫珩一个师追击。征程中的中央红军面临非常严峻的军事形势。

　　“大搬家”错失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有利时机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11月22日先头部队长途奔袭占领潇水西岸的最大渡口——道县，24日又攻克江华水口圩。25日，中央红军大部从湘南道县与水口间渡过潇水。

　　蒋介石在潇水“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后，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已过潇水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潇水的红军余部进行堵截，务必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11月2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从湘南强渡湘江、进军桂东北的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军委纵队和八、九军团随后，五军团后卫的态势向湘江前进。27日，两翼前锋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控制了从兴安的界首到全州的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但是，随行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缓慢的行军速度，严重影响了全军的突围的进程。其时，这两个纵队也已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离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八十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但是，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政府，以及各个群团、卫生、后勤等非战斗单位及人员组成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达14536人)，同时携带了大量的物资，军工机器、各种器械，甚至印刷机、文件档案、家具以及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等，装了数千担，由5000多个挑夫挑着随行，因此行动非常迟缓。26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一天之内只走了八公里;27日，从桂岩到文市，行程仅六公里;28日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二十六公里;29日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三十二公里。

　　“左”倾领导人在战略转移中实施“大搬家”，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性和突破国民党军重围的速度，丧失了以较小的损失渡过国民党湘江封锁线的良机。

　　湘江血战

　　把守湘江两岸的湘、桂军阀迫于蒋介石的命令，更重要的是出于保存地盘、防堵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其势力范围的目的，调集重兵疯狂进攻中央红军。湘军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占领全州，并南进向红军扑来，占领部分渡口封锁湘江;桂军以三师之众向红军左翼猛攻。同时，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已夺回道县，向红军后卫进行追击。为了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殿后，与进攻之敌展开殊死搏杀。这就是惨烈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在11月28日打响，主要在灌阳新圩、兴安界首光华铺、全州觉山铺在三个战场展开。红一军团在觉山铺狙击湘军，血战两昼夜;三军团、五军团与向红军侧击的桂军在灌阳的文市、新圩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战况非常激烈，香港《循环日报》曾就此报道说：文市战斗之激烈程度，“为赤匪抵桂北以来所创举”;新圩“连日战事，异常剧烈，比之文市之役尤甚”。英勇的红军战士用单一、简陋的装备，用血肉之躯抵挡优势敌军的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和疯狂进攻，在坚决的阻击和反复的争夺中，争取和延长中央纵队的渡江时间。

　　激战至12月1日，敌人对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红军指战员遵照中革军委的作战命令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署下达的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前仆后继，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时间。后面的部队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大战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简短的评说

　　红军将士与优势之敌苦战五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取得了长征途中最关键战役的胜利。湘江战役充分展现了中央红军临难奋战、英勇威武的光辉形象。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有6.4万余人，而在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5万人左右，而且主要的主力作战部队损失惨重。殿后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红八军团被打散了，最终撤销了建制。

　　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标志着“左”倾路线领导的破产。亲历者刘伯承就此回忆说：湘江战役几乎使红军濒于绝境，“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这为后来结束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提供了历史的条件。 发生在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大、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它是红军将士英勇血战的英雄篇章，影响深远，教训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