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市长(二排左二)参加北京市第一届政协会议。资料照片

刘伯承市长(右二)参加南京市干部大会。资料照片

陈毅市长在视察上海市区。资料照片

叶剑英市长(左三)等领导在广州市政府门前检阅部队。资料照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时两次强调的话语。这一已写进十九大报告的温暖人心的话语，不仅道出了96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也生动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回眸来时的路，中国共产党在其苦难而辉煌的奋斗史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从井冈山、瑞金、延安直到迎来新中国的黎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的同时，努力改善着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开国将帅一边指挥部队肃清残敌、恢复城乡社会秩序;一边努力促进生产、让人民尽快过上和平温饱的生活，赢得了人民对新生政权的衷心拥护。本版披露的叶剑英、刘伯承、陈毅、聂荣臻4位开国元勋担任北平(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首任市长的故事，即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生动映照和诠释。

——编者

　　北平（北京）市市长叶剑英、聂荣臻——居民生活事关天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叶剑英被中央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

　　刚刚解放的北平，市面大多数商户关门歇业;200多万居民缺衣少食，忍饥挨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粮、煤、油、肉、日常必需品等物资奇缺，非法买卖银元外币，工厂停工减产，市民大量失业，人民群众的生活处在相当困难之中。

　　为让人民吃上饭不挨冻，刚刚到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心急如焚，下决心要保证粮煤供应。他组织力量从外地运进了大批咸盐;从门头沟矿区运进10万吨生活用煤;从华北调运370万斤粮食，从察哈尔购进3000万斤粮食;同时，为粮食经销商在产粮区预订的几千万斤粮食提供快捷的进城通道。这几个举措，既保证了北平市民的日常生活，又确保了北平粮食零售市场的正常运转。

　　“垂虹玉泉凝空碧，晴雪西山唱晚钟。”1949年1月30日，在颐和园益寿堂暂住的叶剑英，对墙上悬挂的这幅古诗词一点兴致都没有，他专注考虑的是第二天在接管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为接收管理北平市，从部队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到了北平。叶剑英深知，部队干部是缺乏城市管理经验的，而启用一批原旧政府人员，是解决干部城市管理经验不足的好方法。第二天，在接管干部培训班上，叶剑英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了部队接管干部，为什么要支持和团结旧政府人员一起工作的决策考虑。

　　接管干部任务明确、思想统一之后，立即被分配到物资和文化两个接管委员会，对上千个机关、企业单位进行了接管。接收原北平市机关、工矿企业、铁路交通、电信、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单位的公务人员、技术专家和职工共62490余人。有了接管干部和接收人员联手加强城市管理，使得新生的北平市政府很快地投入正常的运作程序。

　　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仅国民党军队在北平的保密局、国防部二厅等特务和散兵游勇就达4万人以上，这些潜伏特务、散兵游勇和反动党团员，搞暗杀，烧工厂，伤害人命，毁坏财物，严重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此，叶剑英早就有所估计，他在接收市政府的第二天就签署《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国民党军遗散武器限期登记》的布告，限即日起到公安机关报缴登记。同时调动部队对全市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捣毁敌特机构和强制收缴武器弹药的行动。由于一系列的清理，北平市的社会治安很快就得到了扭转。

　　同时，他还作出有关稳定金融市场的决策，就是要求银行在收兑金圆券时，对工人、学生、职员、平民及个体劳动者给予一定的优待，以每人半月粮食为准，用低于市场的比价兑换人民币。

　　叶剑英在全身心解决北平市粮食、煤炭、水、电、工厂开工、学校开课、商铺开业、公交畅通、社会治安等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的同时，还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搬至北平做准备，组织为迎接毛主席举行的阅兵、群众欢迎队伍等活动。

　　8月1日，中央决定叶剑英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8月11日，叶剑英乘火车离开北平赴华南工作。他在北平担任市长期间，北平的社会治安有了好转，市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北平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一个大都市应有的和平与繁荣。

　　叶剑英离任后，聂荣臻接替叶剑英继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

　　中共中央同时决定，今后的北平将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而此时的北京，市政设施非常落后。许多街道、胡同垃圾堆积如山，有些甚至堆放了几百年。聂市长不能容忍未来国家的首都是个肮脏的城市，他上任之初，就全面动员部队、机关、街道居民共同清理垃圾。仅1949年这一年，北京市就清除垃圾粪便60多万吨，使市容环境得到了初步改观。

　　社会治安始终是北平两任市长最为揪心的一大社会问题。叶市长任内虽然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但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华北各地的一些反动残余势力陆续向北平集结，而且东北解放后，也有许多国民党特务、党团骨干和地主、恶霸、 流氓头子等流亡北平，还有流散在社会上的数万名散兵游勇，与各种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对北平市的社会治安造成极大的影响。

　　聂荣臻就任北平市市长之后，立即下令平津卫戍部队成立纠察队，经常巡逻在大街小巷，对社会上的偷盗、乞丐、流氓滋事以及吸毒、赌博等有碍社会治安的各种现象进行纠察，予以打击。组织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3.7万多人。这一系列的行动清除了北平市社会治安中的一个个隐患。

　　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的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条件。

　　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这个神圣的日子里，组织隆重的阅兵式和群众集会。聂荣臻作为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为组织好开国大典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做了大量周密的工作部署。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按照预定的方案顺利进行。也就是从这天起，北平改称北京。

　　11月20日，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聂荣臻当选为北京市市长，成为北京历史上的第一任民选市长。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通过的12小时内就封闭了北京市所有的224家妓院。400多名妓院老鸨和领家被集中管训， 1200多名妓女被收容到8个教养院，改造思想，学习技术，帮助他们另谋生路。

　　此时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已比较稳定，物价也趋于平稳，人民群众的吃穿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1951年初，聂荣臻由于军事工作过于繁重，没有精力再主管北京市的工作，经中央批准辞去市长职务。

　　南京市市长刘伯承——一切为了人民安居乐业

　　南京解放后，中央决定刘伯承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949年4月29日，刘伯承到了南京，满眼破车烂炮，店铺大门紧闭。恰如唐朝诗人刘禹锡诗云南京“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昔日的六朝古都，而今已是王气不再。面对这一片萧条景象，刘伯承深知，要让南京这么大个城市恢复生机，必须让工厂立即开工，工人必须迅速就业。

　　刘市长要求市军管会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有条件复工的工矿企业全部复工。他告诉劳资双方，复工快，工人、职员有工可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刘伯承在指挥工厂复工的同时，他还要求城市尽快供给乡村必需的日用品，乡村才能供给城市粮食和原料。由于城乡交流的恢复，农副产品也迅速地进入了南京城。

　　刘伯承还将自己带来的南下干部工作团组建成市政接管委员会，对原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全面的接管。同时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整理清点账本、物资，还尽力争取资方人员的协助。由于有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也为南京市所有工矿企业的全面复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短短几个月，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战后形成的失业大军很快消失。解决了工人的失业问题，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对于刚刚解放的南京市的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职工工资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刘伯承作出了维持现状、适当调整的政策。这样，既获得了工人职员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大多数资本家企业主的认可。复工、就业和工资三大问题的基本解决，标志着南京市市政治理工作的初步成功。

　　在金融贸易问题上，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斗争。特务和奸商一面造谣惑众，一面大搞银元投机，曾一度造成市场的混乱。财政部门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切实抓了禁止银元流通、发行人民币、掌握物价这三个环节。这样人民币的信誉确立了，物价也平稳了，敌人的破坏阴谋也归于破产。

　　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南京的工商业界和文化科学界经历了从动摇到积极的变化。刘伯承认为应从宣传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双管齐下，调动工商业者和文化科学界人士的积极性。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动员教育工作，或出席座谈会，诚恳地与大家交换意见;或与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和文化技术专家促膝交谈。这样较快、较好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思想顾虑。

　　刘伯承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在南京市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他即席给学生们作动员。刘市长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语言，博得与会同学们热烈欢迎，激发了学生们一颗颗奋发向上、努力学习、报效国家的心。

　　7月9日，刘伯承在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封锁与城乡生产的互助和交流问题》的报告。他详尽地总结了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肯定了恢复生产、文化教育和处理失业、疏散人口、维护社会治安所取得的成绩。此后不久，刘伯承就离任南京，参与谋划指挥进军大西南。因此，这个报告也成了刘市长在南京任职三个多月的工作总结。

　　上海市市长陈毅——打赢“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后，中央任命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

　　陈毅执掌市长大权未及10天，市面一个烧饼竟飞涨到3万元，通货膨胀犹如张开血盆大口的恶魔，步步向经济基础已十分脆弱的新上海逼近。

　　陈毅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如此下去，人民币就会遭遇被赶出上海滩的厄运，共产党没有被国民党的枪炮吓住，却不得不倒在那些银元贩子的脚下。陈毅同华东局财委一起制定了方案，于是很快发起一场影响深远的“银元之战”。

　　6月10日上午10时整，在一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两个营的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干警突然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当即宣布立刻停止交易，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

　　这次银元之战历时两天一夜，被包围在证券大楼内的两千多人，经过逐一询问审查，先后释放1863名，而将250名投机分子主犯和有严重罪行的人扣押带走。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银元之战后的第二天，“袁大头”市值从2000元跌到1200元，大米市价跌一成，“战”后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一成半。那些排队买米打油的市民们，脸上难得的有了笑容。

　　此时陈毅接管的上海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为了使这个刚接管的城市走出困境，迈向新生，陈毅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上海纺织厂的纱锭229万，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一半。眼前上海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状态。1万余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80%以上停工。面粉业受外运不畅影响，产量只及内战爆发前的1/10。占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因缺原料，销路不好，已陷入半瘫痪状态。陈毅市长清楚上海经济的好坏，对全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若上海的工厂不冒烟，对全国财经的影响不堪设想。

　　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恢复生产。陈毅首先想到的是依靠上海工人阶级，依靠上海83万产业大军。陈毅决定召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与产业界的人士商讨上海的生产问题。荣毅仁等90多位上海工商界的实力派人物到会。

　　会议开始，陈毅即以“工商界的朋友们!”跟与会者打招呼。“朋友”二字从陈毅口中一出，会场气氛一下变得轻松了不少。他在会上首先宣布了16字的工商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陈市长还表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携手，帮助解决眼前困难，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此会一开，上海工商界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国内短缺的柴油、汽油，由于西方的封锁，断了主要来源，到处出现告急。轻纺工业和轮胎橡胶工业急需的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和其他已经签订供货合同的工业原料，因受封锁影响运不进来，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待料。大批外销产品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不但造成产品的积压，也使得大批工人无工可做，生计发生了问题。

　　陈毅尖锐地指出：由于西方的封锁，我们的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不容乐观啊，应该找到解决的办法!

　　陈毅立即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了“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

　　在这场反封锁的斗争中，陈毅领导的上海市政府首先走在第一线，积极支持和协助工商界复工复业，给他们提供资金和从全国调节原料，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走向复苏。

　　通过实际接触，陈毅既看到了上海光明繁华的一面，也看到了它的黑暗和罪恶。他下决心治理弊政和一切龌龊的社会恶瘤。

　　经过初步摸底调查，上海有登记在册的妓院518家，妓女近2000人。对这些女性，上海市政府的方针是收治教养，尽最大努力把他们改造成健康的自食其力的新人。同时，盘踞上海的帮会流氓也很快得到治理。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慑于军管会的权威和陈毅的政治感召力，向军管会表示弃恶从善的决心，上海帮会组织就此土崩瓦解，全市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1954年9月陈毅在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2月11日，中央任命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

　　广州市市长叶剑英——首倡商品“交流会”

　　广州解放后，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

　　叶剑英到任广州不久，针对广州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他决定狠抓圩镇建设。由于花大力气抓圩镇建设，华南城乡之间产品交流畅通了，当地的土特产品，如荔枝、香蕉、肉类等，不仅保障了广州的需要，还源源不断地销往华北、东北等地。这样一来，促进了整个广东经济的发展和走向繁荣。

　　为此，叶剑英决定在广州举办“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经过两年的筹划准备，一个由全国各地参加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于1951年10月14日开幕。它不仅展示了广州解放两周年来的巨大成就，还为全国产品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后来的“广交会”就源于此，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关于城市管理和建设，叶剑英根据他在北平时的做法，首先组织培训接管干部队伍。参加接管广东的干部总共4000多人，除从老解放区抽调干部组成的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的学生，还有在广东、香港以及社会上新招收的学生。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广东就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李宗仁的“总统府”、阎锡山的“行政院”，都搬到了这里，还有其属下的省政府、市政府。广州又是军队攻打下来的，城内尚有国民党10万散兵游勇，1万余人的旧警察和常备自卫队，国民党的特务部门将流窜到港澳的散匪有组织地派回来。这些人会合在一起，到处抢劫、杀人，因此各类案件不断发生，最多时一天46起。

　　这种情况，叶市长早有预料，他断然要求部队和公安部门迅速清除国民党的军警特，严厉打击土匪、特务的嚣张气焰。广州市的混乱现象很快得到了扭转。

　　在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广州的社会治安状况迅速得到了改变，这不仅促进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保证了金融战线斗争的胜利。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为经济恢复和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熟悉广州历史也熟悉广州今天的叶剑英懂得，必须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则就会站不住脚，就不能维持政权。

　　1950年6月25日开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战场急需橡胶制品。中央政府作出在华南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决策。

　　很快，叶剑英亲自担任局长的华南垦殖局成立了，并抽调2万名部队官兵，组建了林业工程第1师、第2师和1个独立团。中国的橡胶事业，就此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广东省有2800万农民，占总人口的90%。叶剑英决定把土改列为重要工作来进行。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广东的土改，本着快与稳结合的原则，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广大的农民有了土地，广东农村的社会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东的粮食不仅解决了本省的需求，还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农副产品。

　　叶剑英在广州任市长虽然只有三年，但在他的领导下，广州市社会基本稳定、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人民群众生活基本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