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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铁案：邓丽君是台湾高级特工
邓丽君去世后不久，台湾的《独家报道》杂志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其中，台湾情报机构退役少将谷正文出面作证说：
“邓丽君是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安全局第三处，协同工作的是国民党军事情报统计局。”
谷正文何许人?谷正文长期为国民党军统工作。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继续获得蒋介石重用，在台湾岛内有“活阎王”之称，专门从事对中国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并策划了对周恩来的一次暗杀行动，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谷正文指认邓丽君为台湾特工后，邓丽君家人公开表示否认，认为这是“对邓丽君的侮辱”。
谷正文
随后，谷正文在媒体上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并祭出大招，称国安局有邓丽君的“全部档案”：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余下来的时间里，我并无什么其它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一些事实而已。”“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它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到时候请法院去查阅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
谷正文提出对簿公堂后，一切反对的意见均销声匿迹。
此后，日本著名记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边也寸二人共同对邓丽君的生平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追踪采访调查，出版了《邓丽君的真实》，得出的结论是：
“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间谍’这条道路……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二、邓丽君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台湾特工之一
和其他台湾歌手不同，邓丽君从小就与国民党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的父亲邓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在中央军32师任国民党陆军中尉，1953年升为上尉。
根据谷正文介绍，邓丽君早在15岁时就开始服务于“台湾国家安全局”。1968年夏天，邓丽君应邀去新加坡参加慈善演出，需要与台湾情报部门签订相关协议。对于邓丽君的审查非常严格，级别也非常高，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庭及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为是原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谷正文是该局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邓丽君受到国民党高度重视与利用是在80、90年代。
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转而向大陆开启宣传战：打宣传弹、放气球发传单、大喇叭喊话等，无所不用其极。其中覆盖面最广、最有效的是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央广”专门成立了大陆广播部，播音员们向“中共空军官兵弟兄”等大陆军民广播的内容，不外乎攻击共产党、美化国民党。
大陆的民众是宣传战的目标，其中，中共军人，更是心战广播的重点对象。在双方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飞行员驾机投奔对方的事件时有发生。曾在“央广”从事心战广播的王自玉回忆说，对于军人，他们“讲得比较柔性，不是那么刚硬……放一些音乐给他们听”。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邓丽君成为不少内地青年男女痴迷的对象。台湾国民党决定对此进行利用，在得到邓丽君在军队中任职的三哥邓长富与父亲邓枢的同意后，国民党启动力捧邓丽君的议程，而邓丽君本人也予以配合。
1980年，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亲自赴美邀请邓丽君回台演出，排场盛大，凸显国民党对邓丽君的政治支持力度。
1980年，邓丽君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一场演唱会上，在演唱会上提出了她来大陆演唱的条件：“如果，我去大陆演唱的话，那么，当我在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三民主义在大陆实行的那一天。”
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无论邓丽君是否自愿，其作为国民党“反攻大陆”棋子的角色十分露骨，毫无掩饰。
此后，邓丽君开始推出连番的政治秀，邓丽君的表现无疑是积极主动的。1981年8月，邓丽君在台湾全省劳军一个月，跑遍各地军营，包括象征性极强的金门前线，此后台湾电视公司制作并播放了名为《君在前哨》的电视特辑。
在金门，邓丽君向对岸喊话并发表崇尚民主自由价值及反共言论。邓丽君在金门劳军时，与三军将士合唱的是内地所谓的“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并用大型扩音器高声对内地方向喊道：“各位大陆同胞：我是邓丽君，我知道大家在听我的歌，我感到非常荣幸，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请跟我一起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抗战时期的老歌，在历史上就饱受争议，一向被内地认为是鼓吹“国军反攻大陆”的反动歌曲，邓丽君到金门前线故意演唱这首歌，明眼人都知道她要向对岸传递什么信息。此后，邓丽君作为国民党宣传战武器，被媒体大肆炒作，常可见关于邓丽君“自由歌声破铁幕”的相关讯息，例如“最近，台湾女歌星邓丽君的歌唱录音带，受到中国大陆民间的普遍欢迎，根据外电报导，上海、北平、重庆和广州等大城市，随处都可以听到民众私底下偷偷得欣赏这位女歌星的甜美歌声，当时的‘革命歌曲’，已无法抗拒来自台湾‘自由歌声’的冲击…”
国民政府亦在当时的报纸报导邓丽君的音乐在中国造成流行一事。当时报导中最常见记者使用的，即是流传于中国的顺口溜，即“白天听老邓(邓小平)，晚上听小邓(邓丽君)”或“不爱老邓，只爱小邓”，描述邓丽君的流行音乐风靡中国社会的现象。
1981年初，台湾“新闻局”特别颁发“爱国艺人”奖给邓丽君。
鉴于这种软性宣导的良好效果，台湾“国防部”委托“央广”特别制作了“邓丽君时间”栏目，从周一到周六，每晚8点整播出25分钟，内容是邓丽君的相关新闻及她演唱的歌曲。这档节目通过“央广”的短波频率面向大陆播放，直至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才停播。
不可否认，“央广”的这档音乐节目带有政治意味——它受台“国防部”的委托制作，并一直受其掌控。邓丽君的歌声也确实为宣传战起到了不少作用。屡屡“立功”的邓丽君，甚至被台湾军方视为“台湾之宝”。
邓丽君的形象打造、演出设计与“反攻大陆”的政治任务紧密相关。邓丽君的代名词“十亿个掌声”就是旨在颠覆大陆而炒作的政治名词。1984年1月，邓丽君出道15周年巡回演唱会在台北举行，期间邓丽君专门会见从大陆驾机叛逃的反共人物王学成和孙天勤，鉴于大陆民众“不能自由的发表他们的感想，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默默的鼓掌”，于是，不仅邓丽君的这场演唱会，而且报道这场演唱会的电视节目也被命名为“十亿个掌声”，目的是希望“与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人们，互通心声里应外合，早日摧毁铁幕，重建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这场演唱会是邓丽君演艺生涯的高潮。
1986在年，邓丽君被美国《时代》 (Time) 杂志评为世界七大女歌星和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
在政治上，邓丽君不仅反共，而且走到宣传颠覆中共政权的地步。邓丽君常对当时的中共提出批评，并对中国人民表示关心，认为中国人民因身处中共“一党专政”、“不民主”、“不自由”的情境下而生活贫困。
邓丽君在1987年后就处于半隐居状态并淡出乐坛。可是，在和平演变中国的最关键的1989年5月起，邓丽君在香港出席民主歌声献中华义唱活动，声援北京学运，邓丽君在香港跑马场声援大陆民主运动的24小时大型演唱会上演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大肆煽情攻击共产党给华人及中国造成的灾难。六四事件后，邓丽君参与多次海外纪念六四的演出。在巴黎时，邓丽君也多次出席六四及流亡华人的活动，而且还准备自己出钱为大陆民运义演。她回台湾为国军官兵义演时，也不忘攻击中共，并合唱《长城谣》等反共歌曲。
1991年，已经淡出乐坛4年之久的邓丽君返台赴金门劳军，至此，邓丽君一共五次登上金门劳军，在台湾当红歌手中绝无仅有。邓丽君此次到金门喊话，有关影片及内容都能在网上搜索得到，喊话内容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诸如：“我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
邓丽君政治色彩浓重的葬礼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去世。5月28日，邓丽君出殡，所有在场的吊唁者都亲眼目睹，邓丽君的遗体上覆盖着国民党党旗!这在一名歌手的葬礼现场显得太过扎眼。 下面一组照片来自：@_藍色力量_ ID： http://t.cn/R8cashd
@人民日报 最近几年纪念军统特务邓丽君的微博共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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