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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1975.9.25《人民日报》
我们大寨大队共有八十三户人家，四百五十多口人，耕地面积原来是七百九十四亩，现在是八百四十六亩，平均每人土地一亩六分多。
大寨是一九四五年解放的，一九四七年建党，一九五三年办起了初级社，一九五六年转为高级社。从合作化到现在，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坚持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坚持对小生产的教育改造，不断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比较充分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使一代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也使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斗争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们大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大寨变成了新大寨。群众说，现在的大寨是：新人、新事、新思想，新地、新村、新产量。
解放前，大寨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不到一百斤，总产量最高是八万斤。到去年，总产量就达到了七十七万斤，接近于解放前总产量的十倍。林、牧、副业的收入比办社初期的一九五五年增长七十六倍。全大队的总收入达到十九万四千八百多元，增长了十倍还多。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直接带来了经济上的另外三个大变。
一是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多。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平均每年交售粮食十万零五千斤。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平均每年交售粮食二十四万五千斤。从一九七一年到去年，每年平均交售的粮食上升到三十三万斤。就是说，这几年，大寨每户社员每年要向国家交售四千多斤粮食。
二是集体经济的家业越来越大。一九五五年，那是办社第三年，我们只积累了八百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到一九七三年以后，大队每年的公共积累就增加到四万七千四百多元，相当于一九五五年公共积累的六十倍。由于公共积累迅速增加，就大大提高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三是社员的收入也有了合理的增加。一九五五年，社员的平均每人分配收入是六十六元，去年平均每人分配收入是一百七十六元，增长了一点七倍。刚办社的时候，一个劳动日的分值是三角，到一九六七年以后，一直保持一元五角，增长了四倍。
总之，合作化二十多年来，我们大寨的发展是很快的，而且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反复，也没有什么大的马鞍形，基本上是上一节，稳定一段，又上一节。为什么?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顿过在政治、思想、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天也没有放松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一、坚持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二十多年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胜利线，坚持这条路线，就能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走不偏方向，革命就前进，生产就大上。
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大寨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一系列斗争。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后，资本主义这个顽固派并不因为有了人民公社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也并不因为大寨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有了发展，就不再捣乱了，相反，它变得更狡猾了。它总是千方百计地瞅我们的空子，利用集体经济前进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同我们争夺阵地。
一九六三年，我们昔阳遭了一场大洪灾，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这时候，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公开活动起来，他们叫喊：“现在活命要紧，只要抓到钱，就是正确方向!”这股资本主义的妖风也吹到了我们大寨，大寨的两条道路斗争更加激烈起来。一些人想乘机走回头路，他们说：“如今再不能把大家捆在一起熬日子了，有本事的吃本事，没本事的吃苦头，各奔前程吧。”是依靠集体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呢，还是拆散集体经济，各奔前程，走回头路呢?党支部为这事，一连召开了七夜会议。陈永贵同志总结了依靠集体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指出了各奔前程的坏处。他说：“困难是坏事，也是好事，资本主义利用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同志就学会了在困难面前识别资本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党支部做出一个决定，发动群众重建被冲毁的大坝和土地，同时，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大批判。大批促大干，大干出大变，我们一口气大批了二年，大干了二年。我们在同困难斗争中把冲毁的土地重新建成了高产稳产的“海绵田”。
一九六四年，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不久，叛徒刘少奇刮起的“桃园经验”的黑风吹到了大寨。那时候，大寨来了一个“四清”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一些人想方设法要否定我们大寨合作化以后走过的道路。工作队执行错误的路线，支持了资本主义，歪风邪气又抬了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永贵同志在石灰窑上召开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使全体支委认清了当时斗争的性质，鼓起了斗争的勇气。我们在工作队和群众面前，表明态度，亮明旗帜，同错误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一光辉文件指引下，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党的十大以后，我们党支委同陈永贵同志一起学习十大文件，对照十大精神，总结我们抓大事的经验教训。支委们提出了很多怪现象：为什么苹果长在树上就丢了呢?为什么有人砍了兄弟队的树自己做镢把呢?为什么有人把自己的家具给了集体使用，有的却把集体的东西据为己有?后来，我们把这些怪现象一一作了阶级分析，就比较明确地认识了一个问题：在我们大寨，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是化公为私、损公肥己。于是，我们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开展了反对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斗争。这一揭，党员清醒了，贫下中农也清醒了，他们看到：我们大寨并不风平浪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依然存在。忘记了这一点，就要上大当，吃大亏。
二十多年的实践使我们清楚了，对资本主义，就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资本主义从哪里冒出来，我们就从那里斗;资本主义打上什么旗号活动，我们就扯下它的什么旗号来斗。正是通过斗争，我们才正确地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地落实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才把人心扭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上，走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金光大道来。
二、坚持大干社会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斗争实践使我们懂得了：山河要想变，就得艰苦干，要创社会主义大业，就要舍得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
靠大干，我们改变了旧山河。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合作化后的十年中，我们为改造旧山河投了十一万个工，在七条沟里打了一百八十三条大石坝，在八道梁和一面坡上，打了总长达九千三百米的土墙，把四千七百多块地合并成了二千九百块。一九六三年以后，我们连续大于二年，全部修复了受灾的土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又开始为机械化准备条件。就说近四年吧，我们大干了四个冬春，就搬倒了大大小小三十三座山，填平了十五条沟，移动了近七十万方土和石头，又把二千九百块地改造成了一千五百块。现在，我们把全部坡地建成了水平梯田，有二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可以用拖拉机耕作了。
靠大干，我们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我们在治山治沟的同时，又开了一条十四华里的盘山渠，把郭庄水库的水引上了虎头山，又在虎头山上建起了三个大蓄水池。从此，旱大寨已经平均一人有了一亩水浇地。
靠大干，我们建成了大寨田。经过二十多年的大干苦干，终于把“三跑田”改造成了“三保田”，又把“三保田”改造成了“海绵田”，再进一步把一部分土地建成了能机耕、能浇水的“人造小平原”。
靠大干，我们绿化改造了虎头山。过去虎头山是荒草山，石头山，秃头山。现在，虎头山上有了四百多亩幼树，全大队有了四万多棵果木树。
靠大干，我们战胜了天灾。一九六三年大洪灾，大寨房塌、地冲，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一年恢复了产量，二年恢复了土地。大灾之年粮食不减产，第二年又过了“长江”。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我们又遇到连续三年大旱，我们提出：天大旱，人大干。一九七三年，我们发动全大队社员，人担，人拉，人端水，一窝一窝点种。大干了四十多天，五百五十亩玉米全部下了种。这一年，亩产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五斤。
靠大干，我们建成了新大寨。现在，全大队新房新窑七百七十多间，比过去增加了一点八倍，每人平均一间半还多。
舒舒服服改变不了旧面貌，轻轻松松干不了社会主义。但是，要干就要批，要干就要斗。我们不但敢批资本主义，而且也敢批妨碍大干社会主义的一切阻力。
第一，我们坚决批判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开始十年造地工程时，我们大队有的人，害怕投资大，投工多，不合算。我们发动群众算了两笔账，一笔是眼前账，一笔是长远账。算账使大家明白了，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看眼前投资不小，得利不大，但是，我们是干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不但要看一年，看两年，而且要看十年，看一百年;我们不能只顾自己吃饱肚，还要想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我们的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的劲要使在关键上。正是在激烈的思想交锋和对比教育中，才把群众的思想统一到治山治水、改天换地上来。
第二，我们坚决批判了怕苦怕累的懦夫懒汉世界观。有人只想舒舒服服过日子，不想艰苦奋斗创大业。他们看见山也愁，沟也愁，梁也愁，坡也愁，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我们又不断地发动群众批判了懦夫懒汉世界观，使干部和社员都懂得了，坐在炕上等不来社会主义。要想变，就得干。怕苦怕累不是贫下中农本色，图闲偷懒是剥削阶级的本性。因为我们不断地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才使干部和群众保持了持续大干的劲头，才做到了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
第三，我们坚决批判了大干到顶的思想。一九七○年，我们党支部决定，为了加速农业机械化，搬山填沟造平原。有人却说：“树再高还能摩着天?”我们认为，树是摩不着天的，干社会主义也是不能到顶的。我们就发动群众批判大干到顶思想，开始了麻黄沟搬山填沟造平原工程。从那一年开始，我们连续干了三年，就重新治理了四条沟，造了一百一十亩小平原。
要大干，干部要带头干。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十年造地，还是搬山填沟造平原，不论是抗洪还是抗旱，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不论是苦活还是重活，我们大队干部从来是同群众干在一起的。
既要大讲革命，又要大干革命，只讲不干不是真革命。既要大讲社会主义，又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也不是真搞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从二十多年斗争实践中学懂了的一条真理。
三、坚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大寨大队始终把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当作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不断地教育广大群众，时时不忘全中国、全人类。
我们在处理国家与集体的关系中，坚持了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原则。一九六三年，我们大寨遭了洪灾，集体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时候，有的人把困难变成向国家伸手的理由，想趁机往回捞一把。是单纯依靠国家呢，还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困难呢?我们党支部向全体社员讲清楚，受灾的不是一个大寨，也不是一个昔阳，遇到困难的时候，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主要应该强调自力更生，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经过大讨论，全体干部、社员统一了思想，开始了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大寨的斗争。一九七二年，我们昔阳遇到了很严重的旱灾，大寨的粮食总产量也比上一年少了百分之十三。我们发动全体社员，在保证社员口粮不低于四百七十斤的基础上，每人节约七十斤粮，支援国家。这一年，虽然我们确实有灾，也确实减了产，向国家提供的粮食达到四十万斤，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一年还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在处理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中，坚持了不断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积累与分配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简单地留多少、花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要不要保证社会主义农业不断扩大再生产，要不要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的问题。我们批判了“分光吃净”的错误倾向。并且根据生产发展、收入增加的情况，合理调整了积累与分配的比例。我们大寨刚办社那几年，因为生产水平低，收入不多，积累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分配部分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六。后来，随着生产发展，收入增加，我们就把这个比例改变了。以一九七三年为例，在总收入中，除了当年生产投资、农业税、管理费用外，我们公共积累占到了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社员分配部分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
这样处理积累与分配的关系，社员的收入一点也没有降低。刚办社那几年，虽然分配部分占的比例很大，由于整个收入不高，实际分配给社员的只有一万三千多元，每个劳动日只有三角钱。一九七三年，实际分配的金额达到八万四千八百多元，等于办社初期的六倍半。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是一元五角。
正因为我们正确地处理积累与分配的关系，我们大寨大队的集体经济发展就比较快了，也越来越厚实了。全大队的场上作业和农产品加工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运输、耕作、农田基本建设和排灌也实现了半机械化和部分机械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农业发展的速度。
我们在处理社员分配与集体福利的关系中，注意有计划地逐步扩大集体福利事业。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逐步地认识到，能不能正确地处理社员分配和集体福利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方向道路问题。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集体经济的收入不断增加，我们适当调整了集体福利和社员分配的比例，全大队留的公益金总额从一九六七年的一千元，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四千五百多元，八年增加了三倍半。我们体会到，集体经济处理分配问题，要着眼在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上，要着眼在组织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上。开头使社员的个人分配部分大一点，是为了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后来根据条件的变化适当提高集体福利部分的比例，也是为了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培养社员的共产主义思想。
我们在处理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中，不断地提倡爱自己的集体，也爱兄弟队的集体的思想。有一年，我们大队卖一头牛，看表面，那头牛长得又肥又壮。所以，拉到城里，兄弟大队的人都围着要买。有的给六十元，有的给七十元，有的还给八十元。这头牛虽然表面好，但受了内伤，我们不能骗兄弟队，就把话给大家讲清楚，作价二十七元，卖给了食品公司。有一年遭了灾，有的大队派人来大寨买饲草，张口就给三角钱一斤。我们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每斤三分钱。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我们不是要钱，而是要社会主义方向，要共产主义风格。
一九七三年，是我们昔阳连续大旱的第二年，开春旱得种不下。只要把渠道打开，水就能流到我们地里。但是，我们偏偏堵了渠道，动员全大队社员担水点种。为什么水从地边过，还要担水点种?因为我们是干社会主义的，不能只顾自己多打粮，不管兄弟队下不了种。所以，我们甘心吃苦挑担子，也要把水送给兄弟队。结果，我们下了种，兄弟队也下了种，都按时完成了春播任务。
二十多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教导，坚持不懈地对干部、党员和全体社员世行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不仅教育干部、党员和社员要好好劳动，而且教育他们懂得劳动为了啥;不仅教育干部、党员和社员懂得热爱集体，而且要教育他们懂得为什么要热爱集体;不仅要教育他们常常想到大寨的四百五十口人，而且要教育他们常常想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正是通过这种经常的、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才使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干部、党员和社员的头脑里发芽、成长起来，才使一个又一个平平常常的庄稼人办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事来。
四、不断加强党支部的革命化建设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是真理。在一个大队，要斗修正主义，要斗资本主义，要改造旧山河，要在斗争中把人心齐在大干社会主义上。这么多事，这么多复杂的斗争，靠谁领这个头?靠谁带这个路?就靠党支部。
我们的这个党支部在合作化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经过困难的考验，也经过胜利的考验。困难没有阻挡得了我们的前进，胜利也没有使我们停步。现在，我们的老书记陈永贵同志调到了中央，但支部中老一辈的同志还不少，他们都是从民主革命干到现在的，二、三十年了还是那么朝气蓬勃，还是那么一股劲，坚持革命，坚持斗争。其余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上来的又不为名，不为利，不图轻闲，也能象老一辈那样朝气蓬勃干革命。为什么能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不断地加强了党支部的革命化建设。
特别是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来，我们更注意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自己，把党支部的革命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们大寨大队加强党支部的革命化建设，主要抓了三条。
第一、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二十多年来，我们把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抓得很紧。无论在党支部委员身上，还是在党员身上，只要有一点苗头，我们就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教育他们分清界限，提高觉悟，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坚持继续革命。贫下中农说：“我们的党员是没‘病’预防得好，有‘病’治疗得早，干部党员得‘病’少。”
第二、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党支部给干部订了三条守则：不自私，不特殊，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了坚持这三条守则，我们又经过大家讨论，定了一个“三不准”的规矩，就是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开会;二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坐在家里办公;三不准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去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七三年这八年中，我们现在的九个支部委员参加劳动平均每年都在三百天以上。
第三、接受群众监督。二十多年来，我们大寨已经形成一个很好的风气。这就是干部、党员只能为人民服务，不能高人一等，干部、党员必须受群众的监督。实践证明，这个监督很重要，有了这个监督，资产阶级思想就不容易腐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有了这个监督，我们的党员、干部就不容易迈错步，走错路。
我们党支部十分注意征求群众的意见，还注意从工作中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把它叫“工作做不好，党内找原因，群众有错误，领导找问题”。
我们提倡：谁对干部有意见，就直截了当提出来，直截了当就是最好的方式。哪里群众多，哪里就是最好的场合。因为我们认为，群众有了意见反正是要说的，当面不讲，背后也要说，会上不说，会外也要说。所以，我们就创造条件让群众当面说，直接说，怎么对革命有利，就怎么说。
总之，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一个大队，领导一切的党支部，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接受群众监督。有了这几个坚持，才能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只要有了一个敢斗敢干的党支部，反对资本主义就能不断胜利，大干社会主义就能不断前进。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革命和生产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了一些进步，但是，我们深知，大寨并不尽善尽美，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差距，还有不少缺点。我们还有大量艰苦的斗争需要去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需要去完成。这次国务院在昔阳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鼓舞;全国各地代表来到昔阳，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的信心更足了，干劲也更大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次大会的精神，学习先进的经验，在这次大会的鼓舞和推动下，大批了再大批，大干了再大干，批出个新水平来，干出个新样子来，用更大的成绩来报答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的关怀，用实际行动来感谢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新华社昔阳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