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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威警备区司令员刘佐1979年重访石桥战斗遗址
石桥伏击战我军等待敌人进入伏击圈
作家萨苏在其著作《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中,记述了一段发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事——1945年3月至5月间,日军五十三旅团少将旅团长吉川资被八路军击毙。抗战时期,在山东战场上被八路军击毙的日将级军官有两个:一个是于1939年在聊城被击中,不久后死于济南的中将沼田德重；另一个就是吉川资。但萨苏在书中表示:“奇怪的是八路军战史中却未见记载。”
萨苏的史料来自两个方面:时为日五十九师团(其下辖五十三旅团)师团长藤田茂的战后回忆录,以及藤田茂回忆录出版后日本报纸的有关报道。与此同时,近年出版的有些书籍和相关报道中,则对日毙命者的描述说法不一,有的说被击中的是日军五十三旅团旅团长田坂八十八,也有的说吉川资是日五十四旅团旅团长。
而查《大众日报》,1945年5月29日的一版有报道《鲁中我军反“扫荡”胜利结束打死敌寇旅团长一名》,文中说被打死的旅团长姓名和番号尚未查清。之后又陆续报道“击毙敌五四旅团长田板(田坂八十八)……”“毙伤日军约七千名,(其中有敌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团旅团长一名,系于五月七日鲁中之石桥战斗中被击毙)……”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大众日报》首先报道日旅团长被击毙
1991年出版的《八路军回忆史料》第三卷,收录了署名为黎玉、林浩、景晓村、李耀文的文章《横扫日伪军的最后一战——忆山东战场的大反攻》。文中说:“据此,山东军区决定推迟执行五、六、七3个月作战计划,迅速将主力隐蔽集结于主要交通要道两侧……经与敌20余天的周旋和奋战,歼日伪军5000余人,日军第五十三旅团少将旅团长吉川资被击伤,后毙命。”作者之一的李耀文时任鲁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委,此文写于1990年4月。
石桥伏击战中被击毙的正是日五十三旅团旅团长吉川资。
其实,石桥伏击战在山东抗战史上赫赫有名,发生于1945年5月7日的沂源石桥,八路军作战部队系山东军区鲁中军区二团三营,营长刘佐。日军系由吉川资所率步兵第五十三旅团一部。
那为什么此时乃至之后出版的多种书籍中,却对毙命者的身份说法不一呢?让我们来看看《大众日报》1945年这段时间的报道。
大众日报对此战的初次报道见报于1945年5月29日,标题是《鲁中我军反“扫荡”胜利结束打死敌寇旅团长一名》:“窜入我鲁中腹地扫荡敌伪,在我内外线军民夹击下,已于本月十七日分头由岸堤、沂汶向东、西两个方向撤退,……当千余敌人在××旅团长(番号尚未查清)率领下沿沂博公路南犯时,于石桥一带遭我主力伏击。我军向敌指挥部队猛扑,将敌冲散,我战士随即进入紧张之追击战,和敌展开白刃刺杀战斗,当场将敌旅团长击毙,此外尚击毙敌小钱大队长,佐滕、成山田两个中队长及四个小队长。敌兵死伤共一百余,伪军死伤亦达百余,缴获长枪三十余支,短枪五支,战马四十一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此乃我鲁中部队优秀的反扫荡战斗之一。”当时对所犯来敌的部队番号尚不明确,敌旅团长被击毙的具体时间也未说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击毙了一名旅团长级别的军官。
几天以后的6月3日,《大众日报》再以《山东军区司令部公布反击敌寇五月扫荡的经过及战果》的标题,报道这一重大战果:“此次反‘扫荡’战役基本上已接近结束阶段。就手下接到各区之反‘扫荡’作战经过与初步战果,综合公布如下:……当获得敌人在淄、博、泰、新、莱及临朐等地集结兵力之情报后,即判明敌人‘扫荡’企图,迅速进入备战,调整各种军事力量,实行紧急反‘扫荡’动员,以严阵以待之姿势准备打击进犯之敌。由博莱一带出动之敌两千五百余,五月一日合击南麻悦庄,我首避其锋芒,采用分散游击战,麻雀战扰袭爆炸之,以消耗疲惫敌人。而主力一部在有利地形布置伏击,准备歼灭其南犯之一股。该敌于七日晨,由敌某旅团长率领沿沂博路南下至石桥附近入我圈套,遭我猛烈突然袭击,我选择敌人指挥部发起果敢冲击,敌狼狈退却,我复猛追,常发生激烈的白刃扑搏,约半小时我连克四个山头,当场将敌某旅团长击毙(以后在朱位得敌日记‘七日石桥遭遇旅团长战死’云云,同时俘获之伪军亦有此口供,但姓名尚待查)及毙小□大队长一,佐滕、成山田中队长二,小队长四,以下五十余,伤敌四十余,毙伤伪军六十余,俘伪六十余缴获长短枪卅余支,战马四十一匹,其他物品甚多……”请注意括号内的文字,朱位位于沂源石桥以南四十余公里。这次报道较为详细地报道了战斗经过,时间、地点、运动路线均予以说明。关于被击毙者的身份,从缴获的日军日记和被俘的伪军口供中,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确证,“但姓名尚待查”。
又一个月后,7月7日《大众日报》的报道《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公布抗战第八周年光辉战绩》中明确提出:“击毙敌五四旅团长田板(田坂八十八),大队长小钱、滕田、大佐田宏,中队长左(佐)滕、成山田、松本、里见、村社、高清一,顾问长泽健治,高桥以下三七二○名……”现在我们知道,当时所报的敌之番号、姓名并不准确。
7月27日,时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的李作鹏,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长文《抗战第八周年山东我军对敌攻势作战概况》,对这一错误进行纠正:“综合全省一年来主要战绩如下……毙伤日军约七千名,(其中有敌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团旅团长一名,系于五月七日鲁中之石桥战斗中被击毙)……下列部队番号在我痛击下,全部或大部或一部已失去战斗能力:计日军方面,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团长战死；草野大队大部被歼所余无几……”然敌旅团长名字仍然阙如。
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一方面战时情况复杂,情报不够及时,语言也不通；另一方面,与日军那段时间布防调动频繁有关。
1945年3月,根据日军大本营拟定的上半年战争指导方针,侵华日军在山东组建以细川忠康为司令官的四十三军。其主力系第五十九师团,藤田茂为新任师团长。该师团下辖步兵五十三旅团和五十四旅团,吉川资新任五十三旅团旅团长,他的前任正是田坂八十八。
此军为新组建,使原有的作战序列发生变动。为了防备美军由山东沿海登陆,日第五十九师团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于4月6日从泰安移驻济南。吉川资率步兵第五十三旅团也进驻济南市区,于4月10日纳入第四十三军战斗序列。
吉川资于1945年初才再度调入侵华日军,此前他从中国战场返国已有两年之久。纳入第四十三军作战序列后十几天,他即率部参与“秀岭一号作战”,向沂源开拔。显然,日军数天之内的人事变动,未能被我情报部门及时掌握。1939年就入华参战的吉川资此前从未到过山东,此时刚刚调到山东战场三个月,“秀岭一号作战”是他任职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没成想就一命呜呼了。细川忠康、藤田茂、吉川资、田坂八十八这些日军将领,在中国皆血债累累,罪恶昭彰。没有及时弄清日军内部的调动情况,使得后来很多回忆文章中采用了“田板(应为田坂)”这个名字,有些引用者也就此以讹传讹。
刘佐的儿子刘军告诉记者,1979年,时任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司令员的刘佐,接到沂源县委的来信,请求他以石桥伏击战的指挥者与参与者的身份,撰写有关石桥之战的回忆录,他撰写了名为《石桥之战》的回忆文章。文章中,刘佐采用的就是最初的说法,三营伏击的是日五十四旅团,击中的是日五十四旅团旅团长田坂八十八(时日五十四旅团旅团长是长岛勤)。直到2007年刘佐去世,他都不知道,他们击毙的其实是日五十三旅团长吉川资。
石桥伏击战
如今在沂源县烈士陵园展室里,展出着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里边几个开枪射击的士兵身影不很清晰,但正是这张照片见证着沂源抗日军民对日军的最后一战——石桥伏击战。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现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炮声,大概不久就会打下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的前夜。”这次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
乘七大的东风,山东军区在胶东全歼伪军赵保原部、泗水战役全歼“和平救国军”暂编第十军和攻克蒙阴城等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编制了五六七3个月的作战计划,以发起强大的夏季攻势,在山东战场上拉开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序幕。
然而,4月底日军匆忙发动了代号为“秀岭一号作战”的“扫荡”,总兵力达到十万,其中以精锐主力三万,向我滨海鲁中为重点的根据地进犯,扬言要彻底摧垮我根据地,恢复1942年的态势。这次日军的兵力超过了1942年,是那时的两倍。日军增兵山东与世界形势有关,苏军已经攻占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的失败必定引起日本的恐慌,这次增兵山东便是为了对付预想的盟军登陆。
情报传到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决定暂停夏季攻势迅速转入反“扫荡”。鲁中军区二团奉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的命令,从夏季攻势集结地沂水诸葛、东里店一带,日夜兼程立即返回鲁山根据地。
5月5日,新官上任的吉川资一反常态,改变了日军夜伏昼行的行军规律,亲率日军一个400余人的大队和600余人的伪军,也是日夜兼程沿博(山)沂(水)路向沂源进犯。沿途不袭村庄,不扰居民,人不下马,马不嘶叫,行动诡秘,妄图出其不意袭击我军。
6日,鲁中军区二团命三营趁夜亦沿博沂路向石桥方向西进,任务是掩护主力向大安顶山一带转移,机会有利时,则不失时机“抓敌一把”。
到7日凌晨二时许,西进的三营侦察班在石桥西边与一支队伍迎面相遇,但双方均保持沉默,我方没有询问口令,对方也默默前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机智的我侦察兵在两队擦肩而过时,顺手从对方一人头上抓过来一顶帽子,但对方竟然一声不吭。两队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疾走过去了。
其实,侦察兵抓过帽子一摸帽徽就明白了,对方是伪军!他立刻向营长刘佐报告,刘佐判断这是敌人的先头部队。他命令部队向大安顶山移动,迅速摆脱敌人,同时派侦察班长曹科志等人进一步查明敌情。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刘佐与营教导员、连队干部等七八位同志在大安顶山麓开了个敌情分析会。大家正在分析着各种可能情况时,曹科志和侦察员拧着一个敌便衣探子回来了。一审得知,敌并未发现我方行动,仍继续向石桥方向移动。刘佐查看地图后判定,我部在石桥设伏最为有利,正好趁敌不意,攻其不备,不可坐失战机。这个计划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刘佐立刻布置任务,各连迅速进入战斗岗位,按计划展开。早上五时许,各连部署就绪,在晨光熹微中静候敌人进入伏击圈。
清风徐徐中,传来“得得”的马蹄声。先进入视线的是敌先头部队,很快后边尘土飞扬中,几十匹乘骑飞驰进入石桥西北的宽阔河滩。拥有多年作战经验的刘佐一望而知,这些骑马的人定是敌指挥人员。“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刘佐抓住时机一声令下:“打!”由十几名特等射手组成的突击班为先导,全营两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和数百支步枪顷刻之间,一齐射出长长的火舌,子弹怒吼着扫向敌骑兵。此时,大泉区区中队奉命也赶来参战,民兵们高喊声此起彼伏:“鬼子跑不了啦!打啊!”
敌人一时之间失去了招架之力,团团乱转。不少骑在马上的人中枪滚落马下,受惊的战马横冲直撞,又撞伤踩踏不少人。河滩上硝烟弥漫,人仰马翻。
但经过短暂的混乱后,训练有素的敌人重新集结,日军置伪军于不顾拼命抢占石桥村,由进攻转为防御。经侦察,二团首长判断,敌立足未稳,应予以攻歼。二团主力经过重新分配,由一营、二营主攻,三营转为预备队,担任警戒。
黄昏时分,二营攻入石桥村,与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三营则收拾伏击战中那些溃散的敌军,周围百姓纷纷赶来帮忙。日军残部突出合围,逃到公路以西一个小高地和薛家官庄,固守待援。到8日,日援军赶到,而我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二团撤出战斗。
此战歼灭日军二百余人,伪军四百余人,缴获良多。战后,鲁中军区二团受到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刘佐的儿子刘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石桥之战的特点在于不是单纯的伏击战,而是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战法,可分成预知情况下的遭遇战、伏击战和村落的攻坚战三个阶段。
刘军说,日军开始扫荡并向沂源开拔,八路军得到了情报,并迅速对部署作了调整,这就是预知。在急行军途中与敌遭遇,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这是遭遇的收获。为了确证这一情报,刘佐又派出侦察员“拧”回一个俘虏,弄清了敌军在遭遇中并未发现我方行动。据此,刘佐与三营其他指挥员分析判断,可根据有利地形来一场伏击战。伏击战取得了意料中的战果。敌人依据优势的装备和良好的战斗素质,攻下村庄据险而守。二团主力又开展了村落攻坚战,直至结束战斗。
日军这次“扫荡”仅仅持续了20多天,就仓皇结束了。从整个抗日战争史来看,日军这次以败退结束的“扫荡”,也是敌后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扫荡”。
随即,在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下,各军区相互配合,按照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的部署,相继发起了强大的夏季作战攻势,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序幕拉开了。
作恶累累的战争罪犯
不论是细川忠康、藤田茂,还是吉川资、田坂八十八,都是作恶累累的战争罪犯。
藤田茂正是执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首恶之一。2014年8月,山东省档案馆正式对外公布日本战犯、日本陆军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在山东所犯下的罪行。根据山东省档案馆公布的藤田茂罪行摘要显示,1945年5月,他指挥扫荡山东沂源,在文坦、青龙、大泉、历山等地区,杀死群众4272人,十余户群众被杀根绝,被打伤者1087人。同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1945年6月,在济南虐杀俘虏”,“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在6月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其中,1945年5月,在沂水西北28公里的石桥“杀害很多中国人民”,“放火,全部烧毁石桥村”,是藤田茂对石桥伏击战落败的疯狂报复。
侵华日军曾在1943年发动惨无人道的鲁西细菌战,致使1500公里土地成为“无人区”。战后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正是日五十九师团,由时任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时任五十三旅团长的田坂八十八执行的是,在馆陶和临清之间的尖冢镇附近,掘开河水正在暴涨的卫河大堤,致七县受灾,两万多人被淹死,100多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霍乱细菌被投放在河水中,随着决堤,水流到哪里,哪里就会迅速感染霍乱细菌。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霍乱菌在鲁西北十八县及冀南大名、曲周、永年、鸡泽、威县、清河等县猛烈蔓延开来。1943年“霍乱作战”是五次侵华细菌战中规模最大、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细菌战。
1945年3月调离山东战场的田坂八十八,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台湾被俘,并在台湾受审。因解放战争开始,取证困难,田坂得以逃脱制裁,被遣返回国,一直活到了1981年,于90岁时去世。
同样逃脱制裁的还有细川忠康。1945年12月27日,以日军签降代表身份参加了在济南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后,细川忠康即被关押,后被集中关押在上海江湾高境庙。随着国内战场形势的变化,设于上海的第一绥靖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竟对松井太久郎中将、细川忠康中将等重要战犯嫌疑犯不予起诉,无罪释放后遣返回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姑息养奸,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战争结束时,藤田茂与时任五十四旅团长长岛勤在朝鲜咸兴被俘,并于1956年6月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吉川资1939年来华参战。在1939年9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担任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兵器部长。次年,吉川资大佐接替了因判断失误而毙命的神崎哲次郎,任第三十九师团步兵第二三三联队长,直接参与宜昌战役,曾两度攻入宜昌。他还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直接参与者。“战绩”不错的吉川资在1943年3月奉命返回日本,任常驻九州大学特务机关长。1945年再度调入侵华日军的吉川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其指挥的第一战就被“斩”于马下。
吉川资是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作战死亡的最后一名将官,八路军山东军区以这场胜利的伏击,为在侵华战争中丧命的一长串日本将官名单,最后划上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