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发布的次日，即1948年5月1日这天，毛泽东提笔致信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工作的沈钧儒(号衡山)，以协商的口吻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收录了这封信，内容如下：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五月一日

　　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和毛泽东书信的热烈反应并不出人意料。这里有必要把当时香港的有关情况给读者作一个交待。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9月底，周恩来在上海听取中共香港工委连贯、杨琳的汇报后指示说：“蒋介石完全撕毁和谈假面具，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迟早要赶走我们，我们也准备再穿几年草鞋。有些民主人士、文化人以至我们的干部要疏散到香港、东南亚一带，香港工委要作好安排。”还有一个情节，就是1947年3月8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在延安听取钱之光等人的工作汇报时，周恩来对钱之光说：现在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已去了党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将陆续去。要钱之光带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和香港建立联系。后来钱之光到烟台、大连把事情办妥。这为后来内地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许多民主人士转移、避居香港，以及为再后来秘密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周恩来早已未雨绸缪，似乎一切都按照他预先筹划安排的那样进行着。当1947年11月6日蒋介石以种种借口逼迫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后，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转移到香港之前，周恩来将党在华南的指挥中心和海外情报、统战中心及干部转移到香港继续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组建了隶属于中共上海局的香港分局，由方方担任书记。又把极富情报和统战工作经验的潘汉年由上海调到香港，配合方方开展工作，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负责做陆续转移到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文化界等方面人士的统战工作。与先后到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朱学范、蔡廷锴、郭沫若、马叙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数百位民主人士建立和保持着联系。

　　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各界精英，时刻关注着内地的战局和时局。当潘汉年将毛泽东的信函交到李济深、沈钧儒手上时，不难想象他们是怎样激动的心情!同时，中共香港分局迅速将“五一口号”刊发在自己主办的《华商报》上。中共中央关于“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经《华商报》报道，迅速传遍整个香港。不出意料，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约而同地赞同和欢呼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项主张。接下来，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引导和支持下，他们举行座谈会畅谈新形势与新政协，发表文章阐明立场和观点，草拟方案，研究办法，一个以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为主旨的新政协运动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