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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共和已近十年，但中华大地仍暮霭沉沉，不见前路。
中国将往何处去?怎样才能救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路在何方。那时，各种新思潮、新思想让人应接不暇。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地方自治……乱花渐欲迷人眼。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来了13位客人。他们是中国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是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
几天后，在南湖的红船中，一个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诞生了。那时，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想到，28年后，这个年轻的政党，会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往胜利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的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面对困难悲观失望自动脱党，有的卖国求荣沦为汉奸，还有的被自己的野心吞噬成为可耻的叛徒。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
到上海去
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长沙。黑云压城，一场大雨将至。
毛泽东和何叔衡突然向好友谢觉哉辞行，他们马上要到上海去，至于去做什么，两人只字未提。毛何两人谢绝了谢觉哉送他们上船的好意，匆匆起程。后来谢觉哉才知道，他们是要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已经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去上海了。一年之前，他从北京返回长沙途中，路过上海拜访了陈独秀。
1918年夏天，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经老师杨昌济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馆员。那时的毛泽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壮志，却也像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在迷茫中寻找着前路。多年后，他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那时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在北大图书馆的日子里，毛泽东认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虽然他曾抱怨：“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也坦言那一时期他的思想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的途中，又专程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会面。当时，毛泽东正处于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他曾给好友写信说，那时“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年轻的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
与陈独秀的会面，令“睡在鼓里”的毛泽东茅塞顿开。1937年，已经率领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对斯诺说，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建议下，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只有6人，后来也不过10人。
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回忆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人物，除毛泽东外还有与他一同赴沪参加“一大”的何叔衡。
何叔衡在清末曾考中过秀才。可是，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他深感“子曰诗云”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想救中国，还得学习新文化、新思想。
当何叔衡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与毛泽东成为同学时，已经是个将近40岁的中年人了。由于他留着一撮八字胡，同学们都戏称他为“何胡子”。“何胡子”虽然比同学大了十几岁，但是追求新思想、探寻救国路的热情，丝毫不输于年轻人。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何叔衡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的日常事务都是他负责。毛泽东对何叔衡的感情也特别亲厚，他曾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1921年6月初，毛泽东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信中说，共产国际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他们建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开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看罢信后，毛泽东非常兴奋。几个月前，他曾收到同学蔡和森从法国巴黎的来信。蔡和森在信中激情澎湃地写道：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如今，蔡和森被公认为是最早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
国内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大概是远在法国的蔡和森所没有想到的。仅仅几个月后，他对好友发出的预言，竟然成为了现实——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就要召开了。
“南陈北李”
1956年春节，70岁高龄的董必武参观了重新发现不久的“一大”会址。当年，会议在法租界中秘密进行，代表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中间又经过几十年残酷的革命斗争，幸存的“一大”代表甚至都不记得开会地点的确切位置。最后，还是在周佛海妻子杨淑慧的帮助下才找到。
故地重游，董必武感慨万千。当年的会场还在，可与会代表却已经凋零过半。他提起笔挥毫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句话出自《庄子》，意思是有一些事开始看起来简单不起眼，后来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用它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再贴切不过。中共“一大”召开时，无论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没想到，它竟然会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就连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遗憾缺席了。
1920年2月，上了警方黑名单的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到上海后，他住进环龙路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不久，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批知识分子，就被吸引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在北大图书馆创立了“亢慕义斋”。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费解，其实它就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也就是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只有三名成员，除了李大钊外，另外两个人是北大教师张申府和北大学生张国焘。
张国焘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个风云人物。“五四”前夜，他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的全体学生大会上慷慨陈词。5月4日当天，他又是游行队伍中最活跃的人之一。由于擅长交际，张国焘很快就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当陈独秀常住上海后，张国焘则成为为“南陈北李”传递消息的“特殊学生”。
那一时期，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他的记忆中，陈独秀精力过人，非常健谈。每当午饭后，陈独秀话匣子打开，便跟他侃侃而谈好几个钟头。“谈得起劲时，他(陈独秀)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使是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1920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个外国人和他的翻译悄悄来到渔阳里2号。第二天，陈独秀兴奋地对张国焘说，此二人正是共产国际派到远东的使者维经斯基和他的翻译杨明斋。在维经斯基的鼓励下，陈独秀决定加快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张国焘回忆，当他回到北京告诉李大钊，陈独秀打算成立中国共产党时，“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李大钊说：“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开展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
遗憾的是，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打算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陈独秀却在几个月前接受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南方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去了。
1921年7月，身在广州的陈独秀正在为修建校舍争取一笔款子。他对好友包惠僧说，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于是，他让包惠僧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与会办报纸的陈公博，一起出席中共“一大”。
无独有偶，人在北京的李大钊也分身乏术。当时，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员会”的工作，整天忙着开会，也不能出席“一大”。
于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一大”。当时，刘仁静只是一个年仅19岁的少年。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诚如此言。其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还有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等好几个资深党员，但是大家当时都很忙。罗章龙要去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邓中夏要去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可想而知，在他们看来，这些活动都比去上海会见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重要。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当时许多党员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大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19岁的刘仁静被推到历史的前台，选他当代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英文好，可以给马林当翻译。这位思想激进的懵懂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解都十分肤浅。令人遗憾的是，几年后留学苏联的刘仁静卷入共产国际的政治斗争，加入了“托派”，被开除出党。抗战胜利后，更完全倒向国民党一方，对共产党信口雌黄。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留在大陆，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工作，直到1987年死于一场车祸。
刘仁静是一位“高开低走”的悲剧性人物，人生之路一波三折。从17岁起，他投身革命洪流10年，接着成为托洛斯基在中国最忠实的信徒6年，被国民党关押了2年，出狱后为谋生又投靠国民党12年。刘仁静参加了中共“一大”，却退缩躲过了中国共产党最激昂壮烈的拼搏奋斗。
刘仁静成为最长寿的“一大”代表，与那些早早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比起来，他当作何感想呢?晚年，刘仁静曾感慨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今天看来，陈独秀、李大钊和许多中国共产党草创时期的中坚人物，缺席“一大”的理由，都有些微不足道，完全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相提并论。参加了“一大”的13位代表，也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正亲身参与着一项开天辟地的伟业。晚年的刘仁静，说过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那时没想到是那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刘仁静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马林和“二李”
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暂时由李汉俊、李达负责。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抵达上海后，很快便与李汉俊、李达接上了头。
与维经斯基相比，马林的来头儿更大。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他是由列宁亲自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他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1921年4月马林动身来华，直到6月份才抵达上海。据作家叶永烈考证，马林从莫斯科出发后先去意大利处理了一些杂事，然后又绕道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最后才到上海。因为他的行程安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时间便定格在了7月。
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陈独秀到上海后，最先结识的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李书城成天在家读书，与外界很少往来，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却是一个对新事物、新思想极为敏感的人。
李汉俊早年留学日本。他起初喜欢数学，后来拜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门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既通日文，又懂得德文，可以同时阅读日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原版著作。因此，他被誉为当时中国最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
李汉俊态度雍容，很有涵养，表面看是一派学者风度，实际上他脾气很犟，绝不轻易附和别人的意见。
李达与李汉俊很像，也是个一心做学问的人，《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是他翻译的。
李达的脾气比李汉俊还火爆。张国焘回忆：“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马林同样是个性格鲜明、说一不二的人物。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他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性格耿直的“二李”和脾气火爆的马林，刚一接触，便如火山碰火山，闹得很不愉快。
1921年6月的一个傍晚，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屋顶花园——天韵楼与“二李”见了面。一碰面，马林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要求“二李”向他汇报工作。李汉俊表示，组织尚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让“二李”提交工作计划和预算，并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予经济支持。
“二李”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建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没有决定，即使将来加入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也还有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什么的。李汉俊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此时，从北京专程赶到上海帮助“二李”做大会筹备工作的张国焘，敏锐地察觉到马林与“二李”之间关系非常紧张。
与耿直的李达、李汉俊相比，长袖善舞的张国焘要圆滑得多，他与马林相谈甚欢。一时间，成为马林和“二李”之间的润滑剂。
起初，负责筹备中共“一大”，并给各共产主义小组发邀请信的是李达和李汉俊，可到了“一大”正式召开的时候，作为东道主的“二李”退居二线，张国焘反而代替未到场的“南陈北李”成为大会主持人。
很难说“二李”对这一安排是否心存芥蒂，但几年以后他们俩相继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时，都曾表示与陈独秀、张国焘存在矛盾。
北大暑期旅行团
1921年7月，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登上江轮，顺着长江一路向东来到上海。
董必武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在人们的印象中最突出的似乎就是“老”。其实，董必武参加“一大”时才35岁，远远称不上“老”。“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时年45岁，35岁的董必武已是年龄第二长者，13位代表中，30岁以上的只有五人，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毛泽东28岁，刚好是“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
这一群朝气蓬勃、敢作敢为的青年，硬是干出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董必武是清末秀才，读书时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历次革命活动。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机缘巧合，他在上海认识了李汉俊。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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