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对怎样读书有其独特见解。毛泽东在与工作人员孟锦云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三步读书法”，他说：“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是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毛泽东的三步读书法，尤其在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要读。这里说的读，是下功夫真读。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间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因为无论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当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发生的一些问题，存在一些思想混乱，通过读它来统一思想，纠正模糊的思想认识。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自己带头读，还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组成一个读书小组，与他一起读，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阅读和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获得了不少启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许多思想观点深受他赞同。例如，关于十月革命的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这样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这段话与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一致的，深受他的赞赏。他说，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是一样的。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他说这个提法好。

　　二要怀疑。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倡导读书不要盲从，读书要有大胆怀疑的勇气。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时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怀疑其中不正确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例如，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问题。毛泽东对这个“客观必然性”的提法很赞赏。同时他也对此提出了疑问：“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那么，这个客观必然性怎么体现呢?他认为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宁认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才需要有一个相当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是提出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以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视角来研读，并且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事物。他说，作为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科学，“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如，关于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应当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三步读书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既有对原著的赞同，又有对原著的怀疑，还有独创性的意见。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对全党具有指导作用，特别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起到了很好的纠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