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和郑老伯接触了几次后，郑老伯知道我原来也在他们这里的县办中学上过学，还和他的两位亲戚是同学，就觉得关系更近了。郑老伯觉得遇到我，是遇到了一个可以听他说话、听他倾诉的人，他觉得我对他的经历感兴趣，从没有显出厌烦的情绪。他说：“给村里有的比自己岁数小的年轻人说，人家不愿意听，说我说的是老黄历。没有老黄历，哪来的新黄历，没有昨天，哪有今天?了解过去才能够更好的知道未来。”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身体，说，“学校不是有历史课吗?我们这岁数的人，浑身上下都是历史。”

　　我觉得郑老伯说话很有趣，便说：“你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太丰富了，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经历的事，告诉给现在的孩子们，让他们了解过去。你们知道的，比历史教科书上具体的多，生动得多。”

　　郑老伯见我愿意听他的谈话，兴致也越来越高。接下来几天几乎是只要我和朋友在家，就过来坐坐，谈论一会，有时也下两盘棋。老人记忆力很好，看问题不偏激，能够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人和事。他不人云亦云，他说自己这一辈子的最大优点就是，永远说良心话。自己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辈子就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不管政治风云怎么变幻，也不昧着良心说话。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在生活中，一个不说真话的人，一个昧着良心说话的人是很可悲的。也是不能深交的。昧着良心说话也可能会得到暂时的一些利益，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会受到人们和自己良心的谴责。说话要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就是对得起良心。不说良心话的人，就是欺瞒天地。就是对天不尊，对地不敬。人这一辈子，最关键的就是要走正道，不要走歪路、走邪路。

　　这一天的话题就从走路说起了。郑老伯说，现在孩子在自己村里上个学都得家长亲自接送，过去哪用家长接送。上一年级的孩子都是自己去，放了学自己回家。十多岁的孩子外出串亲戚，走个十里二十里的家长也不用管，也不会出事。现在竟然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钱包，偷东西，偷孩子，什么怪事都有。

　　郑老伯说自己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经常单独走很远的路，有时还经常走夜路，也不害怕。那时没有坏人。或者说很少有坏人，有一些成分高的，犯过错误的，在群众的监督下，很多已经改造好了。即使有个别的想干坏事的，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早已看透。人民群众的警惕性很高，随时对一些可疑的人会及时的向民兵、向有关部门报告，若有人想着为非作歹，常常是还没有行动，就被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所包围。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警察，一个乡里也没有派出所，只有一个兼管治安的人员，也一年到头在村里参加生产劳动，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刑事案件。现在警察多了，一个乡里就有十多个，还是忙不过来，很多案件也破不了。

　　过去单独外出，不怕会遇到坏人。在我们这山区，主要是怕遇见野兽，特别是狼。这家伙又狡猾，又凶残。遇到一只狼，还不要紧，一般一个男劳力能对付得了，怕的是遇到一群。如果在路上遇到人了，不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心里觉得踏实了。因为觉得自己有个伴，走路也不寂寞了。有什么事也多了个照应。过去在外出的路上，遇到好几个陌生人，后来都成了朋友和亲戚。

　　一天，郑老伯晚上从山西省临近河北省的和顺县往回走。和顺县有自己的亲戚。由于和顺县气候比较凉爽，气温比较低，不适合种小麦，平时吃玉米面比较多，好多人家需要榆树皮面掺合到玉米面里，玉米面就不松散了，可以做成像面条一样的东西吃。和顺县的人当时还喜欢吃辣椒。郑老伯每年都要给山西省的亲戚送这两样东西。或者山西的亲戚来河北了，让他们带回去。这次正好生产队里派他到山西联系买牲畜的事，他就顺便把榆树皮面和辣椒带上来。顺便也看看亲戚。回来时，亲戚给他带了梅豆和邢台当时稀缺的土豆，共有六十多斤。由于办事有些耽搁，他为了能够早点赶回去，便决定趁着晚上大明月往回赶，因为自己平时走夜路也习惯了。走到山西与邢台交界的处的半山腰，突然自己肚子很痛，难受的有些受不了。便坐下来休息一下。不一会，只见从他来的方向走过来两个人，他不由一阵惊喜，觉得这晚上走路有同路人了。一会儿，过来一老一少，老人有六十多岁，精神挺好，小的十八九岁，也很精神和帅气。两人来到他跟前，他和两位打了个招呼。原来是两位要到邢台走亲戚，本来天黑时就可以到山下的一个亲戚家，可是两人走错了路，又折了回来，所以天晚了，只好走夜路。两人见他不舒服，就问了情况，老人说，可能是中医上讲的一种阴气引起的突发性肚子疼。老人说，可能扎一扎就好了。随手拿出自己带的针，在郑老伯的嘴里边的腮部扎了两针，让郑老伯用手揉揉腮部，吐出了一口血，很快肚子就不疼了。老人家告诉他，自己这是祖传的医术，遇到这种情况，今后自己就可以从嘴里边扎一扎腮部出现的两个发青、发黑的点，或者是一道发青发黑的地方，就能治好。郑老伯觉得很神奇，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老人告诉他，按中医理论讲，你的这种肚子疼，会在腮部有一个感应区域，只要扎这个地方就能治。郑老伯要给老人家钱，老人家说什么也不要。说自己这手艺给别人扎一扎治病，从来不收钱。给村里以及外村的很多人扎过。就当做一点好事。过了一会郑老伯觉得没有事了，就打算起程。老人要帮着郑老伯拿东西。郑老伯不好意思让老人家替自己拿，再说了郑老伯当时也就三十多岁，四十不到，怎么能让老人替自己拿东西呢?老人见郑老伯执意不肯，便让年轻人与郑老伯交换一下东西拿。年轻人扛着有二十斤重的一个口袋。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说着话。到后半夜，老人到了山下的亲戚家。分手时郑老伯告诉老人家自己的家庭住址和自己的姓名。到了第二年郑老伯村里过庙会时，老人和年轻人来到了郑老伯家。老人并且送给郑老伯一个很精致的三棱针，教给郑老伯几种常见病的扎法。从那以后，郑老伯就与老人、年轻人走成了亲戚，每年都会互相到对方家里去看看，或住上几天，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老人传给他的医术，后来还真用上了。村里人或者在外边工地上干活时，遇到老人说的病症，郑老伯就会按照老人教的方法，进行治疗，还是很灵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次郑老伯外出，到了山西省一处乡村，顺便搭乘了一辆拖拉机，车上坐着十几个人。那时公交车还比较少，很多偏远的地方没有通公交车，一般是每个乡政府所在地才通有一趟公交车。很多不顺着大公路的乡村，人们外出都是搭乘农用的拖拉机，或者马车。当时农用拖拉机是允许载人的，谁在路上走着，见有农用车过来，招招手，一般都会停下来让坐的。这天走着走着，车上有一位中年人突然觉得肚子很难受，疼痛难忍，头上直冒汗。车上的人都有些慌了，不知所措。车上有中年人的同村的乡邻，问怎么了，说早晨一块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这里离卫生院比较远，这可怎么办。开车的就赶紧停下车，怕是坐车吹的，或是颠簸造成的。车上没有其他懂医术的人，郑老伯就凑过去，按照老人教的方法看了看，说了自己的判断，然后问中年人怕不怕扎针。中年人说，不怕扎针，只要能够不让自己疼就行了，自己简直有些受不了了，都想躺到地上打滚。郑老伯平时也会随身带着老人传给自己的针，以备自己或者遇到了需要自己救助的人，随时就可以救人。现在，郑老伯就按照老人教的方法，扎了几个地方。出了点黑色的血。一会儿就止住疼了。大家都夸郑老伯是神医。郑老伯忙劝住大家不要这么说。自己不是专门学医的，然后向大家介绍了自己会扎针的经历，大家都很惊奇，也很欣慰。郑老伯说没想到老人传给自己的方法，不光能够救自己，还能够帮助别人，感到自己很幸运，也更感激老人的无私地传授。

　　2

　　有一年冬天里的一天，郑老伯从山西往回走，打算住到前面还有五六里路的一个村的亲戚家里。可是这天带的东西比较重，走到现在这个村里，人们早都收工回家，家家户户已经掌灯，准备吃晚饭了。他累得实在受不了，便坐在一户人家门前的石块上休息。这时房子的主人，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出来了，见到郑老伯，就问怎么在这里坐着。郑老伯说自己是河北邢台人，打算赶到前面的村子亲戚家住。老人说，今天就别往前边的村子去了，还有好几里山路，最近这里晚上有狼，说郑老伯自己一个人走，没有一个帮手，不安全。老人让郑老伯住到自己家里，明天再走。郑老伯有些不好意思打搅人家，毕竟不认识，没有打过交道。可是老人执意要让郑老伯住下，说郑老伯不住下来的话，就一会派人送郑老伯，要不自己不放心。郑老伯觉得那样给人家找的麻烦更大，人家把自己送到亲戚家，再回来，既耽误很长时间，影响人家休息，夜也就更深了，可能还会给人家带来危险。郑老伯便答应住下来。老人便把郑老伯让到家里，让郑老伯吃饭，给郑老伯烧热炕，拿出新被子让郑老伯盖。第二天早上，又给郑老伯做了早饭，吃过后，才让郑老伯走。郑老伯很感激，要给人家钱，主人说什么也不要，给人家留点东西，人家也不肯。老人说，在他们这里，遇到有陌生人在自己家门前路过休息，都会接待的。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不能让人饿着肚子走，也不能让人摸黑走路，说那就是不道德的，违背了村里的规矩。在那个时代，郑老伯就这样认识了很多人，交往了很多的朋友，以至于成了经常来往的亲戚。那时候，民风淳朴，社会风气也好。

　　而现在外出，别说晚上，就是大白天，在行人稀少的地方，看到前面有人，反倒不敢走了，因为现在干坏事的人多了，你不知道前边的人是劫道的，骗钱的、还是逃犯。人和人之间没有了信任，少了温暖，少了亲情，多了猜疑。

　　前几年，浆水镇这里过庙会。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庙会，距离邢台比较近的山西省的和顺县、昔阳县的很多人也来赶庙会。在人来人往的山路上，就有几个年轻人劫道。劫走了很多来赶庙会的人身上的钱物。附近村的有的商贩晚上回家也有被劫的。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有很多人不敢来赶庙会了。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郑老伯到市里办事，这天来到商店买点东西。他一进商店，发现有个小偷在一位顾客身后掏钱包。郑老伯就大喊一声：“有小偷!”商店里的营业员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还在和顾客谈生意。商店里有不少顾客，只见大家看看自己的包和兜没有事，又看看郑老伯，应该有好几个顾客看到了小偷，可是没有人吭声，很麻木，很淡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无动于衷。被偷的顾客像是发现了小偷在偷自己的包，瞅了一下身旁，马上转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一样，任凭小偷的手往衣兜里掏。郑老伯觉得很奇怪。在六七十年代，几乎见不到小偷。如果发现有人偷东西，往往人们会理直气壮，挺身而出;偶然有人喊一声有小偷，只要听见的人不管男女老少，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奋不顾身的去抓小偷。郑老伯多么希望商店里的人们和自己一起制止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啊!可是现在人们的反应很冷淡。小偷狠狠地瞪了郑老伯一眼。郑老伯见人们没有反应，仍然没有退缩，对小偷喊：“瞪什么瞪，瞪我你也是小偷。你也偷钱包了。”小偷毕竟胆怯，匆忙间钱包掉在地上，小偷跑了。郑老伯上前把钱包捡起来，交给被偷者。被偷者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人家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急急忙忙走了。郑老伯很不理解，人们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只要与自己无关，就会不闻不问，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郑老伯心里很憋屈。也没有什么心情欣赏商店的货物，觉得商店里的人，好像都用异样的目光看自己，就像自己是个怪物一样。郑老伯走出商店，茫然的在大街上走。自己帮人制止了小偷，挽回了损失，没有成就感，没有开心，反倒好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很多的疑惑在心里翻腾。

　　郑老伯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走出商店应该有两三站地了，突然身后有一个人喊“大哥”。他没有理会，觉得自己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不可能是喊自己的。他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接着又听到了几声呼叫。看看身边没有别的人，他停下来，转过身子。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出现在面前。他定睛一看，这不就是刚才在商店里被小偷掏钱包的、自己帮着把钱包捡起来交还给的那位妇女吗?他有些纳闷，又有些好奇，不知道这位妇女怎么出现在自己的身后。他默默的站着。只见那位妇女先开了口：“大哥，你是从乡下来的吧?”郑老伯回答是乡下来的。这位妇女说：“谢谢你，要不是你今天钱包就没了。”郑老伯说不用谢，问这位妇女是不是自己当时也发现被偷钱包了。这位妇女说了经过。自己来商店站到柜台处正在看里边的货物，就觉得有人跟在自己后边掏自己的衣兜。自己知道遇上小偷了，可是自己不敢吭声。因为现在的小偷很厉害，不光偷钱包，如果被发现了，或者喊叫了，小偷们身上还带着凶器，还伤人呢!

　　郑老伯说：“那小偷也太猖狂了。”

　　妇女接着介绍说，自己的邻居就因为被小偷掏钱包时，喊了一声，被小偷扎伤了。小偷还经常有同伙，有放风的，有下手的。这些商店里的服务员，很多都认识小偷。他们也不敢吭声。小偷们有的是流窜性的，也有很多有自己的范围，经常在固定的商店里、汽车上等地方作案。

　　郑老伯问：“小偷这么厉害，那公安部门就不管管吗?”

　　妇女说，公安部门没有人管。其实只要在一个地方蹲守，半天就能抓好几个。很多小偷公安部门也知道，就是不管。还有的小偷还向公安部门的人进贡呢，与某些干警称兄道弟。如果上边说真的要抓小偷了，小偷比咱们都知道得早，就稳当几天。或者暂时到外地避一避风头。有一个小偷每天在某公交车上扒窃，有一天这位妇女的一个亲戚坐某路车，钱包被掏了。这个亲戚给一个熟人说了是在某公交车上丢的，这个熟人是另外一路班车上的司机，跟该路车上的司机都是一个单位的很熟，就问了这位亲戚是个什么样的钱包，当时坐车时亲戚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对自己的这位亲戚说，给问一下，没想到两天后把钱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这位亲戚。亲戚问怎么要回来的。人家说司机跟小偷都很熟，只要说是把自己的朋友的钱包掏了，什么长相，多大岁数，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钱包，小偷就给送回来了。

　　妇女说，今天在商店里的这个小偷应该是流窜性的，手还比较生，看着你很执着，自己跑了。妇女从商店出来后，悄悄观察了周围，没有什么异常。便在附近等着郑老伯从商店出来，要给这位好心人提个醒，便悄悄地跟着走了这么远，确定了没有小偷或者同伙跟随自己和郑老伯，自己才放了心。便跟上来。妇女建议郑老伯今后不要轻易的管这样的闲事，现在市里很复杂，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

　　听了这妇女的一番话，郑老伯很吃惊。没想到过去安定的、充满正义的局面，在毛主席去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会变成这样。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怎么成了好人怕坏人了。郑老伯告别了妇女，心里更加烦闷，一连多少天想不明白，过去常说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万年长，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郑老伯想不明白。

　　后来国家终于进行了长时间的严打， 才使这种局面有所扭转。

　　3

　　与郑老伯一起来的李老师讲到，在1976年以前，农村里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夏天晚上经常开着门睡觉，自己家里和大门上是没有锁子的，甚至自己家的柜子上也不上锁子。那时没有人丢东西，生产队里的很多用具，没有分下去的粮食都在院里或场上堆着，也没有人随便拿。那时谁要是拿了别人的东西，拿了集体的东西，是很丢人的。在思想意识里是维护集体，关心别人，学雷锋，做好事，那社会环境真的是就像毛主席诗里写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

　　李老师接过话讲，自己当时还在上小学时，冬天下了雪，不管是在寒假假期，还是平时，早晨起来就和大人一起把自己门前路上的雪扫出一条道，然后就跑到学校扫雪，不用老师组织，大家就是很主动的去做，在心里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如果哪一次自己去晚了，干的少了，没有人批评自己，自己就觉得很不自在，很不好意思，就觉得像欠了别人的几百块钱一样，或者偷了别人的东西被人发现了一样，感到惭愧、内疚很长时间，就要想法在别的事上多干点。还主动帮助村里的五保户，军烈属家扫雪。经常是把人家门前的雪扫了，还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如果人家知道表扬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怕别人会认为自己图虚荣，图表扬。当时有句很盛行的话，叫做“做好事不留名”。用古人的一句话，叫做“欲人知其善不是真善”。村里人也是主动垫路，帮助邻居，如果看到了一些小的活，哪里的地堾子坏了，队里的排子车不好用了，就主动进行修理。村里出现过多次，麦田某块地里的麦子没有收完，有人在晚上借着月光把麦子割下来，等着第二天队里派人往回收。队长找不到做好事的人，有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商量着做的，大家就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往外说。

　　李老师后来在市郊教过学，说起当时的情况时，那里的同事也是一样赞叹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素质高。也经常是自发地做好事。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局面就完全变了，人们开始变得自私，偷鸡摸狗的事就经常发生。李老师讲到自己一个亲戚，在村边住着，过去家门上也从来不上锁，可是后来就经常丢东西。家里门和大门上都上了锁，好了一段时间。后来一般的锁子不行，就都换成了最大号的实心的锁子，还不行。八几年过完麦天，打得麦子装了三十多袋子，在家的一个屋子里的里垛着，可是有一天晚上回到家，几十袋子麦子全丢了。在周围的很多村子里都丢过粮食，几乎什么都丢，农用家具，家庭用品，喂的牲畜，猪羊，牛马驴骡，都丢过。村里人每天胆战心惊的。过去是夜不闭户，现在很多人家，是白天紧锁大门，或者人在家里，也插着大门。门上窗上都安上了防盗网，或者加固了钢筋棍。

　　4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次郑老伯进城办事，顺便往回买了些东西。身后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兜，也很重，吃力的走着。有一个快四十来岁的男人，穿衣打扮也很入时，看着也很和气，面容也很清秀，文气，像个地地道道的人。走到郑老伯身边，问郑老伯往什么地方走。郑老伯如实回答往前面的长途汽车站走。那个男子说，自己也往汽车站走，顺路，要帮郑老伯拿东西。开始郑老伯没有同意，不愿意随便麻烦陌生人，欠人家的人情。虽然早就听人说现在骗子很多，出门要当心，虽然也有警惕性，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但是郑老伯平时很少到市里来，仔细端详了这位一番，看着对方说话态度也很诚恳，不是那种流里流气的、说话不着边的人。用郑老伯多年历练的见多识广的眼光看，对方也不像个坏人，最后还是相信了对方。郑老伯觉得过去帮人拿东西，那是经常的事，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到处都有。郑老伯觉得自己可能遇上活雷锋了。就让对方帮自己拿手里提着的兜。对方给郑老伯寒暄了几句，然后说自己到前边还有点事，先走几步，会在车站口等郑老伯。郑老伯便同意了。那位男子提着兜很快的往前走了。郑老伯也尽力加快了脚步，可是由于自己背得东西确实很重，再说自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腿脚毕竟没有年轻人走得快，不一会功夫，看不到年轻人了。郑老伯隐隐有一点担心，可是还是往好处想。等郑老伯急急忙忙赶到车站口时，看不到那位男子。就到里边找，也没有。这下有些慌了。在这里等车的正好有自己的乡邻，就让人家给看着东西，车站里里外找了好几遍，都没有。他把自己刚才的事给乡邻说了。乡邻说，可能是遇到骗子了。就到车站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接案的人懒洋洋的，待理不理的，说这么点小事，不值得立案。人家不光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还责怪郑老伯自己不小心，还说没有时间管郑老伯这些小事，大事还管不过来呢。郑老伯心里很生气，公安部门不就是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吗?人民群众养着你们，国家养着你们，就让你们什么事也不干，什么是大事，过去讲，人民群众的事就是大事，人民群众是主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衣食父母，工作人员是公仆，现在公仆比主人横，需要主人求仆人，对于这样的人，就该扇他耳刮子。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批评过这种人：“有的人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

　　现在竟然是这样的国家工作人员，郑老伯又生气，又很不理解。

　　李老师说，最近见报刊上有下边一段话：

　　共产党人的政治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人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自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也作为衡量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讲政治的根本标准。

　　李老师说，这话说得很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如果真的各级政府部门，每个共产党员都能照着去做，就好了。

　　这几年国家机关的工作态度、精神面貌有了不小的转变，但是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还是相差很远，还有很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现在觉得过去毛主席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国家面临的需要改进的问题很多，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