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筹建了一个文化书社，主要销售中外各种反映思想变革的图书报刊，诸如《达尔文物种起源》《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青年》《少年中国》《新生活》等，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书社开张后，如何扩大影响，打开销路，成为毛泽东等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是颇有头脑的，他拿起手中之笔，起草了多份文化广告加以宣传推广，包括《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等。这些文化广告，或侧重于所售书籍种类列举，或侧重于思想内容概述，或侧重于读书方法介绍，各有不同、相得益彰，读来毫无广告推销之感，倒有思想启发交流之雅趣。其中，《读书会的商榷》一文很值得一说。
　　《读书会的商榷》全文不足500字，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读书会的好处，概括起来就是：图书共享，切磋讨论，集资买报刊。要知道，当时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主要靠书籍报刊，而印刷技术又远非今日之便捷，故而书报虽广受欢迎但价格不菲。特别是对青年学子来说，大肆购书堪称奢侈之事。即便如鲁迅，在当时也常常抱怨购书费用之昂贵。1912年他在日记中记述：“审自五月至年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由此也无怪乎时人哀叹：“在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时候，薪水收入拿来对付吃穿住都有问题，又怎能顾到不能补肉长肌的精神食粮呢？”自然而然，毛泽东的点睛之笔也落到了卖书之事上来：“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虽说是为了售书毛泽东才大扬读书会之益处，但客观地说，对于读书会他的态度是真诚的。这不仅因为之前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提倡穷人子弟组织读书会合作买书、交换阅读；而且在其后的岁月中，他也多次组织读书会，并从中多有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