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游客在马克思故居内参观。

　　改变我们世界的那个犹太人

　　一个世人熟知的段子说，改变世界的是若干个犹太人：摩西说“一切即法”，耶稣说“一切即爱”，马克思说“一切即钱”，弗洛伊德说“一切即性”，马克·扎克伯格说“一切即对话”，爱因斯坦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其中，19世纪的马克思恐怕是当代中国人最熟悉的陌生人：小学生也能念叨几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甚至说出“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然而，这个名字仅仅等同于一些理论和格言、几部著作的名字，而不是一个鲜活的个体，更鲜有人在意他的犹太人身份。

　　以赛亚·伯林生于1909年，比马克思足足晚了近90年，但至少有一种亲近感会使他对马克思发生兴趣，那就是，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是脱离了犹太教的犹太人。马克思的父亲是典型的虔诚的犹太教徒，生活范围很少越出教区的小圈子，而马克思却背离了出身，他对犹太教的感情甚至比对基督教更淡薄。他一生的奋斗实际上都在将自己成就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伯林也很相似，他生在立陶宛，为躲避德国纳粹的迫害而来到英国，又先后在美国和苏联担任外交职务，很难用一个国籍来限定他的人生。

　　但伯林跟马克思又绝非一类人。伯林在文化上完全认同英国的传统、制度和习俗，终生所持的政治立场是温和的自由多元主义;而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却执意要打破既定的资本主义格局，掀起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伯林并不认同马克思，然而，在他自己所成长的年代，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德国等欧洲国家也爆发了激烈的工人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世人无法忽视的一支力量，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之花已经结出了果实。对此，伯林产生了浓厚的思想史兴趣，他这一番研究，是为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来历而做的：马克思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怎样一步一步地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和学说?1939年，伯林这部《卡尔·马克思》出版，副标题正是“生平与环境”。

　　那时，伯林所能依赖的材料非常有限，仅仅是马克思已出版的著作和他的书信而已，然而，凭着精确的常识和发达的感受力，他试图描绘这位革命导师的性情。书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教材中都找不到的词句。

　　伯林说，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他不喜欢朴素可见的常识，缺少儿女情长的细腻情感，而执意钻研理念的世界。二十多岁时，他经历了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最为辉煌的年代，深深浸润其中，为此，他跟父亲闹得很不愉快。父亲认为儿子沉浸在一个干枯晦涩的观念世界里，简直走火入魔。马克思终生都活在贫困之中，长期接受恩格斯和其他朋友的接济，这种体验让他确信，世界就是泾渭分明的。伯林多次说到马克思的“意志坚定”，认为马克思从不自我怀疑，他的内心世界“似乎并不复杂，也很安全”，只有贫困、疾病和敌人的胜利能让他不愉快。

　　在伯林的描述中，马克思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他先是在德国痴迷了数年黑格尔，从而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以及规律的那一套论断。1843年冬他到了巴黎这个自由之都和革命的策源地，接触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以及早期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又和众多流亡的激进人士一样前往伦敦，进入了他既平静又辉煌的人生阶段：整天泡大英博物馆，日以继夜地研究和著述。马克思逐渐确信，需要唤醒无产阶级，打造一支反压迫、反剥削的国际力量，才能既顺应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又发挥“主观能动性”，让资本主义早早走进坟墓。

　　伯林善于从著作中发现性情，对人的评价都一阵见血。他说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虽是个二流哲学家，但其思想对马克思有“点破”之功。又说恩格斯虽然不具备“原创性发现的能力”，却善于理解他人发现的“实际适用性”，故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能够卓有成效地推广其学说，引起更多和更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作为自由主义者，伯林从未改变他对苏联的怀疑，但他却并没有受“后见之明”的干扰，而是致力于理解马克思是基于何种性格特点和人生阅历，建成自己那座独特的思想大厦的。

　　他在结语中说，马克思想改变的是一个“普遍观点”，想让人明白，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不应该像现实中的那样，但结果，他不仅改变了观点，连这些关系本身也被他深刻地动摇了。不管被喜欢和支持，还是被憎恶和反对，他都是最强大的思想家，世界因他而彻底变了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