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世经典。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了一生，他从这部史学巨著中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战争、吏治，体会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对其学术特点亦有独到见解。同时，毛泽东重视《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唯物史观。

　　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一生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教育家符定一注意到了毛泽东，让他学习清代史学著作《通鉴辑览》，这让毛泽东开始更系统地学习中国正史，也为他之后研读《资治通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开始研读《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这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智慧。多年以后，投身革命的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不减，无论行军、吃饭，还是扎营的时候，即使生病卧床，他也手不释卷。同时，毛泽东为提高军队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文化水平，还号召全党对历史进行学习。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这一切，都源于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对历史研究的重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不无钦佩地评价毛泽东：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对于历史研究，毛泽东一生孜孜以求，他所读历史典籍的规模之巨难以统计，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资治通鉴》。在他晚年，床头的一部《资治通鉴》被他翻阅得“支离破碎”，只得用透明胶“缝缝补补”。这部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毛泽东反复研究、批注、阅读了17遍之多。

　　从《资治通鉴》中获得历史经验

　　毛泽东反复研究学习《资治通鉴》，从中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更从中获取历史的经验。北宋时期，中国已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变迁，司马光“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近20年的努力编纂了《资治通鉴》。他的封建专制视角中，也带有民本史观的先进性。赤子之心，可昭日月。因此，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举《资治通鉴》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段话来论述治吏的重要性，他说：这段话“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资治通鉴》中的辩证法内涵，也是毛泽东重点研究的内容。他曾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发现《资治通鉴》的治学特点

　　《资治通鉴》中的政治军事内容多，经济文化的内容少。关于这个特点，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但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

　　《资治通鉴》记叙并剖析了1362年的历史，其始与终都有讲究。毛泽东认为：“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资治通鉴》写到五代就停止了，毛泽东认为：“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唯物史观演进与中国传统回溯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革命实践的历练中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有着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但他同时又深受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他读过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也读过《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书籍。在这之后，梁启超等人的史学思想，使毛泽东又受到资产阶级进化史的影响。但是，对于如何挽救当时中国的危亡，民族的未来要往何处去，毛泽东在当时的知识结构中找不到答案。

　　五四运动以后，以无产阶级主导的阶级联合逐渐形成，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对毛泽东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他的政治信仰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20年初，毛泽东开始组织安源、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并开始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指导革命实践。也正是这一年，毛泽东系统精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自此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再未有过丝毫的动摇。

　　从这时起，毛泽东早年受儒家和资产阶级影响的历史观，发生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在之后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他始终贯彻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理念，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全新的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并未失去其宝贵的价值。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从研读《资治通鉴》到《阶级斗争》再到《社会主义史》直至唯物史观趋于成熟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历史研究不是单行道，而是一条汇聚涓流的大河。他的历史观向马克思主义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跨越了时空与阶级等界限，将不同思想的光芒兼收并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研究800多年前司马光以封建统治者为视角所系统记述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他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这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和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让唯物史观自此具有了堂皇的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