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大罢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全球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最初，中国局势的演进与世界局势的演进几乎是两条平行线，只是偶有交集，但到了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却缠绕到一起。对中共建党背景的追溯可以循着这两条线索的发展而展开。

　　辛亥革命催生了一批新事物，带来了不少新变化，为传播与弘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爆发。虽然这场革命在形式上是温和的，而且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但是，这场革命开辟了20世纪伟大中国革命的时代，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彰显。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励起一大批志士仁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行民主而英勇奋斗，从此反动势力再不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

　　辛亥革命未能如其领导者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这被看作是这场革命的失败之处。此后十余年中国政坛纷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但是，历史的进步总是以曲折的方式实现的。辛亥革命还是催生了一批新事物，带来了不少新变化，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思想和人才基础。

　　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过去被专制统治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竞相成立，各种名目的政纲、宣言遍布报刊，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尽管这时的政党组织五花八门，不少带有会党性质，但中国政党政治的时代毕竟来临了。

　　民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发展实业，并着手经济法制建设，工商业界颇为兴奋，中国经济出现了一波长达十年之久的快速发展时期。当然，影响因素甚多，诸如欧洲战争的爆发即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中国现代经济水准的提升进而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变化，如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等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稍后能够发生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新式教育和新闻出版业在民国初年也有较快发展，这使得在清末已形成规模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得到进一步扩大。从总体看，新型知识分子以青年为主。他们既接受过旧教育，也接受了新教育，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成长的一代。他们知识结构新，思想先进，有强烈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因而也就具有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思想性格，最突出的是危机忧患意识、爱国救亡思想、变革与革命精神。这群人的选择，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发展方向。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还加快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这一系列转变不仅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视野。所有这些，都为传播与弘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日本借一战之机侵占山东，刺激了国人的爱国意识，使得随后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渗入了救亡的因素

　　1914年6月，以英、法、俄等协约国为一方，德、奥等同盟国为一方，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主要列强均卷入战争，无力他顾，这种形势被日本认为是对华扩张之绝好时机。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即以加入协约国参战之名，行趁火打劫之实。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11月，日军攻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根据地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全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基本无关中国的利益，但胶州湾问题牵涉到中国，又使中国不能对这场战争完全置身事外。战争爆发后不久，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决意严守中立”，其后又循日俄战争之前例，将胶州湾附近地区划为战区，听由日、德两军厮杀。日德战事结束后，1915年7月，中国两次照会日本，声明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离。但日本非但不理睬中国的要求，反而企图压迫中国就范，使其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合法化，同时彻底解决满、蒙等悬案，进而为独占中国创造条件。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消息披露后，国内反对的民意沸腾，集会抗议、成立组织、发出通电、抵制日货、征募救国储金等等，反日舆论和行动遍布中国。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政治的第一个交汇点，它刺激了国人的爱国意识，使得随后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渗入了救亡的因素。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该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认为，要改变中国，必须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唐宝林先生认为：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这个看法颇有见地。一年后，这本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

　　新文化运动能够蔚成风气，引导潮流，得益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教育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上任后即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学方针，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他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风，也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自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形成了一个以该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地。随着一批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陆续创办，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在新文化运动左翼人物的政治理想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转向学习苏俄建立劳农政权的过程中，李大钊起到了关键作用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同时也提倡新文学。这场由中国知识界左翼发起的运动之初衷是探索如何使中国走出辛亥革命失败造成的困境，以便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制度。新文化运动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落后，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这场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学革命的意义并非仅止于文化方面。如果没有白话文的流行，外国的新概念、新思想便无法比较准确地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并为国人所理解。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左翼人物的政治理想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转向学习苏俄建立劳农政权的过程中，李大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是在中国最早宣扬俄国革命，并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随后又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以李大钊心路为案例，可以窥探那一代人的思想转变。

　　李大钊的经历是有些特殊之处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李新、刘桂生指出：在中国早期的那批共产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曾与中国戊戌以后所兴起的改良主义有那么深的联系，在学理上作过那么严肃认真的追求和探讨；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曾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那么多的、那么经久不懈的探讨和追求，并对封建专制主义深恶痛绝，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在中国也没有第二个曾经信奉过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像李大钊那样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率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李大钊的探索与中国思想界的脉动是合拍的，而他的思想又是领先的

　　李大钊是学习法律与政治学出身的。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和思想探索者，他笔耕不辍，发表的文章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他的心路历程。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探索与中国思想界的脉动是合拍的，而他的思想又是领先的。

　　李大钊早期的文章和评论有许多内容涉及如何建立国家基本制度。这些文章也反映了他所怀抱的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例如，1915年2月初，李大钊以留日学生总会负责人身份写《警告全国父老书》，警告国人“日本乘世界大战之机欲攫取在华特权，欲灭亡中国”。这是他写的第一篇与一次大战相关的文字。随后，他又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历数“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揭露日本利用欧战之机将德国在山东特权据为己有，并指出中日间存在的其他问题。

　　1917年初，中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是否加入世界大战的争论。由于中国参战问题的提出，李大钊对这场大战的关注明显增加。二三月间，他连续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在《甲寅》日刊上，讨论与中国参战有关的问题。如：《中国与中立国》《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不有所表示》《我国外交之曙光》《今后国民之责任》《威尔逊与平和》《中德邦交绝裂后之种种问题》等。这些文章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李大钊提出，“此后吾国之外交不在战时而在战后，外交之致胜，不在以其实力与德为敌，而在以其诚心与协商国及中立国为友”；二是他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表示的和平主张寄托予极大希望，“然吾人终信平和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今且拭目俟之。”这表明李大钊很希望，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能有所改变。

　　然而，这时真正引起李大钊极大兴趣的是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关注俄国和欧洲局势的演变。从3月中旬到4月下旬，他连续撰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大战中之民主主义》《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俄国发生革命的原因、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和欧洲政情的变动。

　　最有意思的是，李大钊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对于中国政治前途之影响，在于“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他还说：“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那时，在李大钊眼中，是俄国人正在走中国人的路，而非后来说的那样中国人在走俄国人的路。

　　对于1917年11月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李大钊最初似未给予注意。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这年冬季，李大钊准备改换工作，准备离开上海；1918年初进入北京大学后又需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无力他顾。二是俄国在经历了二月革命之后形势并不稳定，继之发生的十月革命究竟是前一场政治地震的余震还是一场新的地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作出判断。

　　不过，李大钊毕竟在政治上是十分敏锐的。1918年7月1日，他写出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年11月，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李大钊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庶民的胜利》。他说：“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12月，他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这些文章以更加鲜明的态度表明了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赏和20世纪人类新式革命的期待。尚需说明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劳工地位的认识与中国战时派出劳工赴欧参战，因而获得战胜国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劳工这一阶级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由此大为提升。

　　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于1919年秋冬之际发表了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般认为，这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而事实上，这是对标题的误读。在中国，这篇文章的确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还不能说李大钊已自认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李大钊是抱着一个严肃学者对于一种自己尚不大懂得的大学问的那种非常恭谦的态度，愿把自己所知拿来与众人分享，共同探讨，而基本没有表明个人是否信仰的态度。

　　这一时期，李大钊所写的其他一些文章，如《再论问题与主义》《知识阶级的胜利》《欧文底略传和他底新村运动》等，也表明他此时对社会主义各流派之间的分野还不很清楚，而倾向于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要作介绍。不过，这时的李大钊已对资本主义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强调俄国革命是对资本的胜利。1920年，他与苏俄和共产国际来华代表接触之后，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醒”，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明显动向是转向社会主义

　　李大钊可以说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但他个人的思想转变显然不足以带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思想界的转向。从整体来看，这个转向是由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和五四运动随之兴起而推动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作为战胜国一方，中国人欢喜若狂，政府宣布放假三天，北京、上海等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幻想一个公正和平的时代即将来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处理战后问题的14点建议，被陈独秀誉为“世界第一好人”。然而，1919年初举行的巴黎和会却把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和知识阶层对西方文明的浪漫想象一起打碎了。把持和会的英、法、美等列强，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正义要求，包括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等，而且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在人民群众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五四运动就此爆发。从5月初到6月初，这场运动以学生为主。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和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6月28日，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经历的外交失败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彻底摧毁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们最初曾鼓吹“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醒”，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明显动向是转向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怀疑甚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不过，五四时期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各式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

　　当时，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但是，这代人一个可贵的特点是身体力行，勇于尝试新事物。1919年底，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过起“共产主义的生活”，并希望把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进行“新村”实验。这些实验自然是昙花一现，但对于参与其中的那批进步青年则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为他们摈弃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工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四运动发生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此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过程。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曾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五四运动发生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此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事实上，那段时间已有一批海外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除李大钊外，还有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起到过重要作用。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其中许多是马恩著作的节译。这样集中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实属罕见。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当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深感失望之时，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这些承诺后来虽未兑现，但当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对于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声。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还有一批年轻人，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张闻天、向警予等。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积淀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政党的条件逐渐形成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和俄共也准备派遣代表来华，以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俄政权所处的极其困难的环境，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中，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是推动中共早日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该组织成立后即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920年10月，北京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地点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到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其成员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随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由于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各地成立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两项工作：一项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实业救国等思想的论争。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并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另一项是深入到工厂、矿山、码头，开展工人运动。这时，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达到200万左右，是支撑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后即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亦积极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诉说工人的要求，以通俗的方式传播革命道理。这种尝试使得后来中共成立后，可以采取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采取过的办法，即深入中国社会底层，与工农结合，发动工农运动。先进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和引导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经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联系，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此，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最终，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或者说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开展阶级斗争以实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这是当时传入中国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论所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