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创刊号一版。

■本报首席记者 郭泉真

是一个独到的视角，是一次新鲜的重温。

1931年，《红色中华》报在江西瑞金创刊。1937年，更名为《新中华报》。1941年5月16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而成的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中国共产党发展到成熟时期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这三份重要党报，对应着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重要时期，也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后、特别是党中央1933年离开上海之后，地处偏远根据地的十多年奋斗里，怎样将视线和关切投向自己的诞生地。看到延安大学图书馆收藏、整理，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报所登有关上海报道、评论及其他文章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感叹：“硬是从这三份不在上海出版的红色报纸中，发掘出为数甚多的上海史料。”“其中不乏前所未知。”

上海，始终是一个全局性的视点

《红色中华》报关于上海的报道，近半数集中在1932年淞沪抗战前后。

《新中华报》在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后，几乎每天都在有限的版面上，大量刊登有关上海抗战实况的报道。

《解放日报》有关上海的报道，最为集中的是1941年、1946年。前者，是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动之年。后者，是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动之年。

正如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所说，“国情和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然而这些怀抱革命理想的先辈们眼光并未因身处农村而受到局限，他们始终放眼全国、放眼世界”，“正是这种全局性的战略眼光最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早在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一·二八”事变之前，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报，便已开始密切关注并积极报道日本人在上海的异常行动。在其1931年12月11日的第一期版面上，就“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日本企图”，报道了“上海学生万余人，在上海闸北，南市，游行示威并赴京请愿”。一个月后，1932年1月13日，其又报道“闻日本即调国内大小舰七十余艘出动，均携带毒瓦斯烟幕弹，准备采取直接行动”。

而在1932年1月27日，“一·二八”事变前一天的版面上，《红色中华》报更以醒目标题呼告——《日帝国主义准备占领上海 大调军队来沪》。

同日刊登的几则消息，是当时上海与中国的生动写照：

其一，“沪日人昨日复举行二次大暴动，二次火烧三友实业社，华捕一名被杀，两名受伤，下午沿途游行示威，袭击商店街车，西捕两名亦受伤”“美政府某要人谓日本将在上海租界内有军事行动”“日本战舰多只，二十六日已奉令开往中国”“日本在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今日向（上海）市长提出最后通牒”“如中国当局决定拒绝，则日方将令海军占领上海之华界”；

其二，就在《日帝国主义准备占领上海》一文右边，刊登的是《上海工人学生举行大示威》，“三万余人在共产党领导下，高举红旗大唱国际歌”“高呼各种革命口号”；

其三，下一版是《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利，在上海互斗丑态》，及“上海大新染厂发生惨案，资本家请巡捕枪杀工人，死伤二十余”“日华纱厂罢工潮扩大”……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红色中华》更是接连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号召全国声援，2月3日第一至四版、第五版、第七版的全部报道，均与“一·二八”事变相关，呼吁“驱逐日本美国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同样，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后，《红色中华》报已从瑞金长征到了延安，改名为《新中华报》，但从报上折射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全局、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依然没变，也依然把上海作为一个全局性的视点。

除了报道，还有社论。上海抗战爆发之初，1937年8月16日，《新中华报》就发表《为第二个一·二八檄全上海爱国民众》：“淞沪的大炮声音，已经震动了全中国。然而我们所深虑的，也正是如何保证不要再重复‘一·二八’当时的惨痛经验，立即实行武装全民众，立即动员整个民众。”9月19日刊登的社论《上海战争的现势》，再次呼吁发动全体民众参加抗战，要求“决然的开放民众的救亡运动，动员广大人民到抗日战争中去，我们才有可能保卫江浙，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及至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当天第一期刊有《沪郊游击队活跃》，报道共产党抗日斗争，此后6年对上海的报道也持续不断，涵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慕尼黑阴谋在上海”、日本经济侵略、各国势力较量、上海社会生活等众多方面，“勾勒出红色视域下上海的形象”。聚焦这种勾勒，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全局性，即“上海这个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前沿阵地、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源地或主战场”。

这次斗争，这份小报，之前均未见提及

翻看一篇篇报道，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三份红色报纸均频频出现。

专家表示，这些十分详尽的报道，保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

如1932年春夏期间，上海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目前发表的中国新闻史论著均未提及”，而在《红色中华》报上，则从4月28日的《上海时事新报罢工影响》，6月2日的《上海报馆工人总罢工》，到6月9日、16日均有报道。

与此同时，从《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到《解放日报》，也以16年间所登相关报道，真实反映了1931年到1947年的上海社会生活、人民生活状况。1941年6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的一篇“本报上海通讯”，名为《迷乱的上海》，里面写道：抗战以后，江浙人民一部分逃到上海，上海人口激增，曾经有一个时期达到四百多万的数目；其中，除了一部分是殷富之家，迁沪作海上寓公者外，大多是家无隔宿之粮的贫苦人民；所以，现在上海如果要找房子，一间客堂楼至少八十元，多则一百五六十元，亭子间也贵得可惊人；一个煤球的价格，等于抗战前的一个鸡蛋；一出大门，就随时随地可以看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乞食者；头上的帽子，一不小心，就会“不翼而飞”；可是跳舞厅，电影院，旅馆，却是笙歌妙舞，通宵达旦，敌人占领区更是“鬼蜮的世界”……

这些，对上海史研究，可为参考。

另一个令研究者兴奋的新发现，是一份《捷报》。

在《红色中华》报上，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曾出版过一份取名为《捷报》的群众小报，“专门介绍红军胜利及苏区生活，并揭露统治阶级的一切欺骗宣传等，每期可发行三千份，群众非常爱读”。而在现有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论著中，这份《捷报》“均未见有提及”。

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看来，三份红色报纸的这些上海新闻，记录了发生在这座城市的革命事件和社会生活情态，留存了珍贵记忆，也“以特殊视角揭示了上海作为红色革命重镇，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及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一直处在共产党人的视野之中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1年至1933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这里也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这里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商埠，也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和经济势力博弈的舞台。1933年中共中央虽由此迁出，但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一直处在共产党人的视野之中。从上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身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上海的关注集中于哪些问题、哪些领域，三份一脉相承的报纸提供了基本完整的线索和丰富的历史记录。

对处于偏远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报纸是了解外部世界动向的主要途径。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刊载的新闻报道，不仅是对现实和历史的一种记录，同时其选题和内容也反映着报纸指导者和编者的眼界和水平。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章百家

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 开启了新的研究视域

就上海史研究而言，作为一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显学（重点研究方向），目前已是人才济济、成果累累，其中不乏以报刊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仅以《申报》为研究对象探讨上海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已不胜枚举。进而言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报刊为研究对象的上海史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但基本上都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出版的机关报刊以及其他报刊为研究对象……诚然，在这些上海出版的党报党刊上，有关上海的新闻、言论占有很大的比重，理应成为上海史研究的重点。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到成熟时期的、具有中央机关报性质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以及其他不在上海出版的重要报纸，是怎样反映、怎样评说当时发生在上海的历史事件的，至今未引起上海史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有关成果也极为罕见。对其史料的专题发掘，为今后的上海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