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迁居县城里面

　　1983年6月，我即将读完高中一年级，父亲刚满五十岁的时候，我家情况有一次改善。那时，汉阳县还没有建区，也就是说，汉阳县不叫蔡甸区。月底的一天，父亲奉命调任县供销合作联社教育股股长(即职工学校校长)。县供销合作联社在县城里面，父亲去县城里面上班。这样一来，我们全家就要搬进县城蔡甸镇里。比较起来，县城蔡甸镇好于柏林小镇。这个柏林小镇，是我产生不良习惯而又难以忘怀的地方，能够离开那个地方去县城，我感到很高兴。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都心情愉快。看来，我们家要第二次迁居了。第二次迁居，是我们家的归宿，如果进了县城，我们家不需要再迁移了。

　　父亲初进供销合作联社机关内上班那一个月里，我家仍然住在柏林供销社旅店内。父亲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去县城上班，下午下班以后骑自行车回柏林供销社家里。7月半的时候，我也从柏林中学里放暑假回了，哥哥已经高中毕业，闲在家里。我刚放暑假后的那天下午，走到柏林供销社文具柜屋子中看着摆在玻璃柜台内的书籍。营业员刘姐很热情，笑着招呼我可以走进柜台里面借书阅读。我笑着走进去，拿起了一本《心理学》。我想看那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知道一点心理学知识。当我坐在柜台里面认真看书的时候，从外面走过来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那是柏林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的营业员陈某，我认识的。当时我年纪小没有多想什么事，哪知陈某走过来劈头盖脸大声吼叫让我走开。我心里明白了，他是记恨着我的父亲没有提拔他。刘姐见状，连忙让我把书借回家去看。我回家后认真看书，没有把挨吼的事情告诉父亲。记得自小时候开始，只要是我自己在外面受了打骂委屈什么回家以后从来不告诉父母。但是在心底里，我看不起陈某那一种人。因为仇恨我的父亲，所以陈某欺负我。根据那本《心理学》里的内容描述，我初步判断自己患了单纯性精神分裂症。其实单纯性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神经衰弱病症，普通人都可能有的。而我的父亲听我说自己患了单纯性精神分裂症那句话以后，赶紧送我去县城供销联社隔壁的血防医院里照脑电图，检查报告显示，我的脑部功能没有毛病。我的父亲还不放心，接着带我去县人民医院里照脑电图，检查结果再次显示，我的脑部功能没有毛病。听我说自己有时候耳鸣，父亲干脆带我去了汉口二姑妈家里，托付二姑妈找熟人医生仔细照脑电图，确认一下我的脑部功能。二姑妈带着我专程去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里面找熟人医生仔细照脑电图，确认我的脑部功能没有毛病无器质性病变。看来，是父亲自己爱儿心切多虑了。至于耳鸣，是由肾虚引起的，那时我偶尔控制不住自己犯手淫，必然引起肾虚。我的父亲心里心急，唯恐我得了什么大脑疾病，因为对于当初自己家庭迁移至柏林供销社之后我的性格变得逐渐愈加内向，深深感到不安。我的母亲，更加关注我的身体状况，在母亲的心里，儿女们的身体健康问题远远重于她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那时我的心里比较矛盾，既希望查出自己脑子真是有病，而且得以彻底治愈，又希望自己脑子没有病不妨碍学习。

　　父亲被调进入县供销合作联社机关里面，是他长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结果。父亲多年的辛苦工作，得到了这次回报。对于我们全家而言，迁居县城是一件大好事。迁居，是需要住房的。那时，县城蔡甸镇里公共住房十分紧张。父亲只是普通干部，不可能被分配宽大的好住房。我家来自农村而且已经过惯了苦日子，要求本来就不高。

　　虽然我家可以迁居城里，但是住房情况比较困难。改革开放初期，党员领导干部中资产阶级作风开始流行。那时县供销联社机关院子里面，倒是空着一栋新建不久的“高干楼”，是准备分配给供销联社主任、副主任们及其家属居住的。用普通老百姓的语言表达，有肉吃者还有汤喝，没有肉吃者更无汤喝，这种情况好像不是从建国初期开始的。建国初期的党员干部习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方便别人为难自己。到底从何时开始倒过来，众所周知。由于“高干楼”竣工时间不长，还没有人家搬进去，即使想搬进去，也需要供销联社领导班子会议通过以后才可行动。供销联社院内那栋旧楼房底层里面，倒是还空着一室一厅的一个套间，面积三十平米左右，是新近调走人员及其家属腾出来的。如果我家迁居供销联社机关宿舍里，就只能在此套间里面住下来，也就是说，如果进城我家就必须搬入这个套间里面。除此以外，我家住房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当时，我家境况并无多大好转。母亲依旧身体欠佳，成天做着一系列家务事情;二姐仍然在偏僻的张湾供销社门市部上班，因是农村户口故做着临时工;哥哥已经高中毕业未能升学，也是农村户口，赋闲在家，不能正式参加工作;我只有十五岁，需要继续读高中。我们四人的户口农转非问题尚未解决，很长时间里面没有机会。那时农转非事情不是每年都办，而且需要争取指标。某些身居高位或掌握实权者，通常借此谋取私利，有收取钱财的，还有趁机奸污人家妇女小姑娘的。

　　父亲考虑家属户口农转非问题需要等待机会解决，眼下当务之急是解决住房问题。那套一室一厅的三十平米房屋，实在面积太小。父亲试着找了供销合作联社主要负责人王主任，诉说自己的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家里需要稍微宽敞的住处，请问能否让哪位领导同志先搬进那栋空着的新楼房里面，以便腾出一套面积大些的旧房屋出来，分给我们家居住。出于同情，王主任答应将在供销联社领导班子成员会议上面提出来并且征求意见。

　　在随即召开的供销合作联社领导班子成员会议上面，王主任讲起了我的父亲所反映出的家庭住房实际情况，王主任还未讲完，一个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吴某高声地表示坚决反对腾房出来。那位吴副主任说，股长要求领导同志腾房，无异于是犯上，我们如果这次作出让步，他以后就会更加得寸进尺，再说，他的家属都还只是农村户口，原本不能够要求城里住房，现在分给他一室一厅的一个套间，已经很不错了。

　　那是典型的低水平官僚语言，不近情理，心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其实他无什么本事，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已经坐上了供销联社副主任的位置，是因为他的叔父乃县里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第二把手)，树大根深。他们家族在本县官场上可算豪强，由于手握大权，看见哪个单位实惠，就让家属前往任职，旁边的人，只能够干瞪着眼。那种以权谋私情况并不罕见，各地都有。

　　既然年轻又有背景的吴副主任坚决表示反对，王主任不便在会议中间多提我家住房情况。会议没能解决我家住房问题，主任表示歉意。父亲听罢，还是感谢主任关怀。父亲心想，看来短期之内自家是不可能分得一套较宽的住房的，那就忍着克服困难接受现实，搬进那套一室一厅住房里面。

　　7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家由柏林供销社旅店搬到了县供销合作联社院子里。由于上次没有解决我家户口农转非问题，柏林公社党委周书记心存内疚，专门设宴请了我的父亲吃了一顿饭，表示欢送之情。这件小事，稍许安慰了我的父亲。凡人，都是血肉之躯。

　　那次搬家进城之前，我已经读完了高中一年级，父亲又一次去柏林中学，办了我的转学证明。搬家进城以后，父亲又必须替我找学校。中国是人情社会，即使进学校读书也要寻找门路。父亲经过托人情找关系，来回周折，终于找进县城内的一所普通中学，即蔡甸中学。那意谓着，我即将在蔡甸中学里面读高中二年级(毕业)。

　　那时，县城蔡甸镇里共有两个中学，除了汉阳一中(全县唯一重点中学)，再就是蔡甸中学(普通中学)。我没有资格进汉阳一中，只能进蔡甸中学。即使我有资格进蔡甸中学，也需要父登门拜访校长雷某。雷某原来是柏林公社教育组的组长，头年调进蔡甸中学。在我的父亲面前，雷某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经过我的父亲多次说情，雷某才勉强答应了。

　　劳神费力总算初步办成了我进蔡甸中学的手续，父亲心情稍微觉得轻松一点，而事实上，他的心里一直没有轻松的时候。没有儿女，他期盼儿女出生;有了儿女，他期盼儿女成人。儿女们小，他必须顶天立地;儿女们长大了，他也少不了操心。负责任者，永远不能懈怠。

　　大姑妈一家住在县城郊建新村，距离我家不远。每个几天，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家里人都很喜欢去大姑妈家里面串门，聊述亲情。特别是我的父亲，可以向大姑妈诉说他自己艰辛和苦衷。在我的父亲心中，自己养育四个孩子确实不容易。

　　在我们的眼里，敬爱的大姑妈简直就是一尊活菩萨。对了我们，大姑妈真是做到了关怀备至。老人家的恩情，我们今生今世铭刻在心不会忘记。

　　我的爷爷一共有四个孩子，按照出生顺序排列是：我的大姑妈、我的伯父、我的二姑妈、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两岁时候，开始没有亲娘(难产时大出血母女相继而亡)。那时我的大姑妈只有十五岁，代替已故母亲认真照顾弟弟妹妹，操持家务事情，接着还要出门下地干活。大姑妈十六岁时出嫁给了县城郊一个忠厚朴实的青年菜农，即我的大姑父。结婚以后的大姑妈，先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儿女们长大以后各自成家立业，增添孙辈接近十人之多。苦尽甘来儿孙满堂，是大姑父大姑妈的福报。好人，就应该一生平安幸福如意。

　　大姑妈嫁给了大姑父之后，仍然时常牵挂着娘家的弟弟妹妹。只要自己能够空闲下来，大姑妈就会带着儿女们去娘家住些日子，帮着做家务事情，陪着老父和继母聊家常话。不仅大姑妈好，而且大姑父也好。大姑父是一个非常热心快肠的人，很受我们整个家族人的欢迎。那时我的爷爷有弟兄六个，几乎每家人丁兴旺，那么多人，我的大姑父都能记住他们。

　　大姑父大姑妈老两口都很仁慈，平日与人为善，和我的伯父伯母、我的父亲母亲相处都很融洽，而且公平不偏不倚。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大姑父大姑妈都很关心体贴。特别是由于我家姐弟四人出生比较晚，被大姑父大姑妈视作无价之宝，每当看见我们，老人就都会充分流露爱怜的目光，不厌其烦地亲切呼唤我们的乳名，嘘寒问暖唯恐伤害我们。直到我们姐弟长大成人，老人都还保存呼唤我们乳名那种习惯。

　　母亲多次告诉我们姐弟四人这些情况：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斗干部成为潮流。由于父亲是艾联公社政府负责人，外加他出身中农家庭(在旧社会家里偶尔雇用一二个农民短工帮着秋收)，并且因为解放前夕在汉口交通路书店做学徒还有特务嫌疑，文革期间在寒冬腊月里曾经被单独关押在艾联公社某处黑房内数日，随时接受群众在大会上批斗，穿衣吃饭甚至睡觉休息都难以有保障。闻听这种情况之后，我的大姑妈在自己家里以泪洗面寝食难安。我的大姑父也是共产党员，出于亲情考虑，下定决心豁出去了，毅然冒着极大政治风险，不辞劳苦，每天夜里步行十多里路程，悄悄赶到我的父亲被关押的房屋外面，结交有关看守人员，疏通关系，从房屋窗口上送给我的父亲一些饭菜、衣服和棉絮……

　　亲情无价，最能体现在危难时期……

　　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人都还年幼，母亲在家里面护理我们姐弟四人，尚且很不容易。至于被关押的我的父亲，只能依靠我的大姑父探看。我的伯父没有社交能力，不能前往探看。那些日子，父亲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中农很难过关，是母亲家庭出身贫农帮了大忙，每当母亲受到质问时她都理直气壮地报出自己出身贫农成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意在斗私批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中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探索一条理想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全民反腐倡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许多干部私欲膨胀，滋生寄生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以功臣自居，生活糜烂，严重脱离群众，不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当官做老爷贪图享乐。身为干部，本来已经名利兼有，却还要利用职权占公家便宜，不顾广大老百姓疾苦，而且，有些领导人要以资本主义方式抓经济。正因如此，毛主席深感焦虑，鉴于苏修教训，决定防患于未然，不计个人毁誉，准备跌得粉身碎骨，果断发动文化大革命，考虑从上往下开展不易，就从下往上进行，简而言之，就是让群众造党内走资派的反。期望由大乱达到大治，探索出一条理想的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是除了周总理等一小部分人以外，很多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都不理解主席的战略思想，甚至加以抵制，尤其是带头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人物，自己受到批判以后，干脆把水搅浑，拨弄是非挑起武斗，以便从中渔利。这些革命同路人，当初就是怀揣入股分红动机参加革命，一切为了获得个人好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实用主义面目完全暴露无遗。这样，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破坏，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我的父亲那次被关押接受批斗，确实吃了苦也受到了教育。

　　父亲度过那次被关押接受批斗难关，我的大姑父大姑妈功不可没。大姑父大姑妈的恩情，我们感激终身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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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居县城最初那段时期，我家日常买菜可算是个费用，不像在柏林供销社旅店住着时，院子内能够有一块菜地。于是，母亲又恢复以前那种习惯，每天去菜场廉价买回处理的残次蔬菜，有时甚至弯下腰去，低头捡起地上别人丢弃的菜叶子，尽量节省家庭日常经济开支。因此，母亲不知看了多少白眼，然而为了家庭，她也顾不了那么多。穷人，有自己的盘算，不偷不抢，就是守住了自己做人的道德本分。做饭用米，必须花钱去粮店里面买。稍有机会，母亲就会步行到几里外的城郊乡间路上捡起农民掉落的谷穗，回家晒干搓成米粒。烧火做饭，需要木柴煤炭，木柴是母亲从外面捡回来的，煤炭是父亲带着哥哥用板车买运回来的。煤炭和着黄土浇水揉匀以后搓成煤球晒干，然后装入木箱里面放在楼梯间随时取用。

　　由于自幼亲眼熟视母亲勤俭持家精打细算，我也早已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习惯，每日清晨起床去蔡甸中学读书之前，在家里用开水泡炒米加盐调味，而舍不得用糖调味，因为糖的价钱比较贵。那些日子虽然清贫，内心里却充满着温馨。那个时候，我的老辈亲人们都在。之前我家在柏林供销社旅店里面居住时，每天早晨母亲能够做早饭给我和哥哥吃，迁居县城供销联社院内以后，已经没有那个条件。初进县城那个暑季，我曾跟随大姑父去电影院里看了电影《武当》，很受爱国主义教育，也非常喜欢那首内涵丰富具有启迪人生作用的主题歌词，其中人物陈伟、南山道人、陈雪娇、武云龙、司马剑的英雄形象，总是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