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由并存到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地、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其历史功绩，值得研究珍视。

　　共产党人信仰崇高而坚定，英勇斗争，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上世纪初期，陕西关中、陕北的一批学校，成为陕西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在这里工作学习的不少人，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树立崇高而坚定的信仰，后来成为革命领导者。

　　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成立。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九二六”会议，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出：“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一方应积极的培养我们的军队，一方更应积极的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省委领导、地方党组织谋划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重大武装斗争。1927年10月爆发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渭华起义是陕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武装起义。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陕北特委正式成立，统一领导陕北各地党组织，共青团陕北特委随即成立。1933年3月8日，为了加强党对创建军队和苏区的领导，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创建、扩大和发展照金、南梁先后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壮大陕北游击队以至红二十七军，创建、扩大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1935年2月5日召开的“周家硷会议”及有关会议决策，统一领导指挥红军及游击队、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使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更为统一、更为强大，取得了更大发展。

　　红军队伍日趋壮大，保卫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

　　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历尽艰辛，于1931年9月中旬建成南梁游击队，迎来陕北游击队会师南梁。按照省委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并向关中发展，成立中共队委，两支队伍1932年1月初合并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同时成立。为了进一步整肃武装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共队委会作为最高领导机构，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红军陕甘游击队基础上，于1932年12月24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1933年11月初的包家寨子会议，决定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召开南梁寨子湾会议，根据军事和根据地发展形势，决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陕北，中共延川特别区委1932年3月12日领导发动的淮宁起义，是陕北地区进一步建立发展武装力量的重要节点。淮宁起义队伍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1932年4月18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932年10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1933年4月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两次南下作战，北返途中被敌打散，至1934年1月恢复重建。中共陕北特委根据1933年7月的高起家坬扩大会议决策，加快建立和扩大红军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于1934年7月8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加快组建了3个红军正规团，并在1935年1月30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

　　1935年2月5日召开的“周家硷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及游击队。会议选举产生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5月初，两军主力会师，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组成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陕甘根据地共有40多支约3000人的游击队力量，农民赤卫军遍及区县。

　　苏维埃政权奠定群众基础，发挥对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基础支撑作用

　　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强调，“党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并明确省委下辖县(市)委8个、区委10个、支部153个、特支32个。

　　寺村塬红色政权是陕甘游击队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尝试，表明共产党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明确认识，进一步总结了革命武装是革命政权必要保障的经验教训。照金苏区的开辟，红二团的成立，保卫、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发展。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成立，特委书记金理科(后由秦武山接任)，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成立青年团陕甘边特委，习仲勋兼任书记。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农民代表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革委会党团书记。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革命根据地政权切实开展土地革命，实施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切实有效举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反动政府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反动富农和祠堂寺庙的土地，按照土地法政策和各村实际明确标准与办法，分地给没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红军及游击队更为壮大，更大范围开展土地革命，并且解决了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问题。陕甘边根据地积极开展经济教育文化等建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廉政建设，发展苏区经济社会事业，使根据地建设与拥军优属工作比较切实深入地进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先建立县级政权，再建立全根据地政权，是一个由下而上、由点向面的进程。各县在乡村普遍建立了贫农会组织、共青团和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土地革命集中在1934年底到1935年初普遍展开。

　　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以及根据地建设工作，充分彻底地调动了贫苦农民投身革命的积极性，切实地密切了党和红军、革命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艰辛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九二六”会议把坚决切实贯彻中央决策、领导群众创建政权提到了政治高度。会议强调，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的农协政权。”并提出了“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武装农民”等明确的口号。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各级党组织积极推动农村革命斗争掀起高潮。多次起义、兵变失败使党组织和领导人认识到根据地的至关重要，认识到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至关重要。在有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陕甘地区的共产党人在艰辛探索中选择了国民党当局统治比较薄弱的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坚持创建发展革命武装与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日趋扩大发展，最终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培养军队、培植军事基础是党在西北的特要任务，中共陕西省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由刘志丹创建的南梁游击队开始，武装力量发展历经多次整编，形成了统一领导指挥红军及游击队的大格局。

　　苏维埃政权对党和红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的陈家坡会议于1933年8月召开，省委与根据地领导等多数人的意见，形成会议的正确决策，保证了红二十六军的统一指挥行动，坚决地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新苏区，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陕北革命根据地，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由于政权组织日趋健全坚实、体制机制日趋协调统一、执政方略举措日趋切实有效，对主力红军生存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根据地注重廉政建设，一切党政干部，从穿衣吃饭到笔墨纸张等用品，均按最低需要发给。犯了错误都要给予相应处分。特别规定，如有贪污10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予以严厉警示。

　　贯穿陕甘革命历史的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2月14日视察照金时讲的：“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在照金落脚，就是因为群众基础好，他们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这里的群众能够支持革命。现在我们党要依靠群众，要把照金精神传承好、发扬好。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我们的事业就固若金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