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14时30分，北京天安门广场。

　　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提前半个小时就率领军乐团站到了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作为整个乐团的总指挥，他屏息凝神，微微昂首，盯着天安门城楼。身后，两位分指挥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浪，再向后，200名军乐队队员盯着分指挥，紧张而急切地等待着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15时整，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即，罗浪举起指挥棒，沉着地指挥着军乐队队员精神饱满地演奏了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2009年9月的一天下午，笔者在北京总政第一干休所探访了罗浪。罗浪老人有每天午睡后出去散步的习惯，那天他放弃了这个习惯，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和开国大典演奏代国歌的往事。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被俘后见到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的聂荣臻，开场白就是：“人也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了，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非常惊喜，赶紧缠着上级说，请把军乐队留下来，千万不要遣散，以备将来之需。

　　几天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的军乐队收容过来。”受领任务后，张致祥来到抗敌剧社对乐队队长罗浪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

　　罗浪和战友单洪顺一起，历时半个月，在保定、高碑店一带找到了所有军乐队队员。经过组织上政审、鉴定和调查，最后确定留下40人，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十多人，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改编为我华北军区军乐队(后来，以此为基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正式成立，罗浪担任军乐队队长兼指挥)。紧接着，罗浪又马不停蹄地到石家庄军校青年训练营挑选了40多人。他们当时所使用的乐器多数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到了1949年8月，组织上决定由罗浪负责组建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之后，他又联合了20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并收编了北平警察局军乐队20多人，组成了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回忆往事，罗浪老人说：“新成立的这支军乐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等，使用的乐器更是五花八门，基本上都是战利品。”

　　直到1949年8月初，罗浪才知道组建的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开国庆典。开始还保密，从阅兵副总指挥聂荣臻到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都再三强调这次阅兵的意义十分重大，要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聂荣臻还向全体人员发出一道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

　　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

　　1949年7月，罗浪奉命组建联合军乐队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成为指挥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人。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

　　罗浪记得在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式上，军乐队穿着刚发的新军装站在会场前排演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与第一排军乐队队员们握手。

　　当《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的时候，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由他在开国大典上指挥这一首重要曲目。两天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后，立即着手配器，他挑灯夜战，凭着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和顽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谱配器。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3遍。

　　国歌确定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又采用什么乐曲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9月初，阅兵指挥部就召开会议，几经讨论，都难以定夺。罗浪心里嘀咕着：赶紧定吧，定完了我们好练呀!

　　当时有部分人主张按老规矩办：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即德国的乐曲;也有部分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老大哥”的乐曲。

　　年轻气盛的罗浪则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就是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新中国自己的庆典，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况且华北军政大学曾在石家庄搞过一次阅兵式，用的就是经罗浪改编的我军军乐曲，并获得中央首长的肯定。

　　三种意见争论激烈，哪个也不能轻易否定，这让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为难了，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的他让罗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文字方案，一并上报到中央军委。那些哼唱了多年的熟悉的旋律征服了中央首长的心，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毛泽东随即潇洒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9个大字，周恩来批阅“同意主席的意见”。

　　罗浪当时所报的曲目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时光荏苒，这些歌曲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

　　200人的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

　　1949年10月1日15时，令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拉开了序幕。罗浪率领着军乐团在13时便进入天安门待命。秋天的北京是最美的，天高云淡，一切都透着喜庆。参加开国大典的军乐团军装和皮鞋都是新发的，就连乐器也都重新喷上了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200人的军乐队面向天安门城楼，站成两个方队，各自以10行横队和10行纵队的宏伟气势奏响同一支威武雄浑的乐曲。罗浪回忆说，我把大小军鼓都安排在第一排，这在当时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路，是为了展示一种威武整齐的新面貌，是为了形成一种鼓乐喧天的大气势，以宏伟的气势等待着党和人民的检阅。此时，毛泽东和开国元勋们正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突然，罗浪的心又“突突”地跳了起来。当时还没有报话机这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城楼上如何通知罗浪开始演奏《东方红》呢?在排练时，典礼指挥张致祥望着城楼上飘舞的红旗，急中生智：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发信号呢?于是张致祥与罗浪事先约定：就用这种土办法发出信号!直到1955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14时30分，紧张而又兴奋的罗浪，悄悄瞄了一眼军乐队，只见队员们个个仪表端庄，军姿挺拔。阳光下乐管泛金，乐鼓流银。罗浪心中暗暗喝彩。

　　14时50分，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的典礼指挥张致祥，看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谈笑风生，拾级而上。此时，罗浪正紧张地盯着张致祥呢。当毛主席一行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起了红绸子。顿时，军乐队奏响了高昂的《东方红》。这是9月30日刚刚敲定的欢迎曲。15时整，大典司仪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接着，毛主席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当时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司仪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却忘了宣布“奏国歌”。毛主席的话音刚落，罗浪就准备指挥军乐队演奏国歌，却未听到司仪发布命令。等了大约半分钟后，罗浪按预定的程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

　　司仪紧接着宣布阅兵式开始，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步兵、骑兵、炮兵和坦克兵等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共和国年轻的空军也首次驾机掠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虽然军乐队排练时间非常短，但在开国庆典上，200人的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

　　谈到国歌奏响那一刻的心情时，罗老兴奋地说：“老实讲，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就想着执行命令，坚决完成这次任务，不出任何差错。28响礼炮鸣响的时候，整个天安门都在晃动着，我知道这28响代表着28年浴血奋战的成果。军乐一响，整个天安门广场回声四起，好像有许多乐队在同时演奏，场面很壮观!事后回想起来，这的确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而我曾经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里扮演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角色，我很骄傲。”

　　后来，毛主席对军乐队在开国大典上的出色表演十分赞赏，兴奋地说道：“我们国家这么大，天安门又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于是，1951年初，有关部门责成罗浪负责筹建一支千人军乐团。聂荣臻为此批示并专门拨出经费用于军乐团建设。同年7月，军乐团扩编为1000人，罗浪担任团长兼总指挥。

　　国庆节都会到天安门看一看

　　当年，罗浪用他那苍老的声音追溯着60多年前的往事，笔者也从他的回忆中阅读着那些不曾经历过的年代。

　　罗浪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抗战前期到上海求学，17岁时到达延安，1939年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他说，开国大典是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次大总结、大检阅，是解放区党组织和地下党组织的一次大团圆，也是一次战利品的大展览。罗浪回忆，当时参加阅兵的队伍所使用的全是历次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军乐团的乐器、战士手中的枪支，从天安门前经过的每一辆战车、每一件战利品上，都留有中国共产党人28年艰苦奋斗的痕迹。

　　开国大典后，罗浪于1949年底南下，后来调到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工作。1950年，任上海交响乐团副主任。1951年，罗浪又回到北京，为国庆两周年筹建千人乐队，作为华北军乐团团长、总指挥，他参加了国庆两周年庆典。1952年，罗浪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乐学校的校长、训练总监部军事电影处处长、中央广播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制片室主任。他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2002年罗浪被授予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罗浪的音乐创作内容十分丰富。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创作的作品有歌曲、大合唱、歌剧等200余首。这些歌曲，成为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乐曲方面又创作和改编了数十首，如典礼、仪式用曲《东方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他还为话剧《子弟兵与老百姓》《戎冠秀》，为电影《晋察冀新闻》(一、二、三号)《百万雄师渡长江》等创作音乐，指挥录音。他的作品广为流传，深受欢迎，周恩来总理曾选用他的军乐唱片作为馈赠外国贵宾的政府礼品。

　　晚年的罗浪虽然身体多病，行走有些不便，但他直言不讳：“我还有三个愿望：真想再爬一次长城，做回好汉;再回福建老家去探望乡亲;然后去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看看外面的世界……”

　　环顾罗浪的客厅，我发现有一幅晨曦中的天安门彩照，那里曾留下了这位老人生命中最难忘的记忆。

　　那次采访到了尾声，罗浪深情地说，他几乎每年国庆的时候都会到天安门看一看，停一停，回忆往事。天安门广场浓缩着中国的发展之路，当一个个方队踏着他们演奏的旋律走过时，那种激动而自豪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罗浪操着苍老的嗓音感叹道：“我是在内忧外患、颠沛流离中长大的，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天让我终生难忘。”

　　罗浪于2015年7月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去世，享年95岁。罗浪生前在接受采访时，经常提到，自己音乐生涯中最难忘的是开国大典。在最近火热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我们也可看到“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