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乡村书写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在这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面前，文学没有缺席，也不能缺席。如何完成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乡村书写，也即如何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日新月异的中国来说，乡土中国书写依然是新鲜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论述“文字下乡”的问题时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费孝通先生笔下20世纪40年代的那个“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文字不仅早已下乡，城乡差距正在努力缩小，乡土中国正阔步迈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字下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从历史的视野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可谓是“文学下乡”的问题。我们的“文学下乡”能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

　　历史是一条长河，洪流滚滚，不可阻挡。身处伟大的新时代，中国人民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我们每一天都身处创造历史的现场。如何讲好当代乡土中国故事，真实呈现新乡村的发展变化，文学就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扶贫攻坚工作的艰巨性、创造性，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努力使“老少边穷”地区摆脱贫困，始终是党和政府念兹在兹的伟大梦想。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和正在证明，脱贫攻坚是中国故事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我们作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来寻找答案，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原点，也是考察乡土中国的晴雨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之一。只有抓住脱贫攻坚的主要矛盾，才能抓住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命脉，才能深刻理解新时代赋予脱贫攻坚的现实意义。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我们的“精神高地”，但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洼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何描写和叙述这个反差，解析它的历史原因、过程和结果，准确阐释今昔之间、世代之间的发展背景、进程和方向，探析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路径，以及新乡村的历史性巨变，正是文学需要着力开掘的地方。

　　以文学引导新乡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

　　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肌体上的一个痼疾，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世界现象，不仅发展中国家深陷其中，发达国家也难以规避。能否摆脱贫困?如何摆脱贫困?这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而中国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因此，脱贫攻坚和新乡村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学最值得关注、最值得书写的领域之一，可谓是一座富矿。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扶贫工作的伟大实践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确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开辟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历史视野下的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提供了无限可能。也就是说，只有把脱贫攻坚纳入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获得历史的纵深感、鲜活的生命力和磅礴的创造力。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中国始终在发展的基础上根据阶段性目标，力所能及地将发展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倾斜，推动扶贫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引导人民群众既扶贫又扶志，实行“志智双扶”，从根本上医治贫困顽疾。“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显然，脱贫攻坚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新风尚、新人物。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看到人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口袋富起来”了，而且“脑袋富起来”了。现在正处于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现场，我们要用文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崭新的线索、塑造崭新的人物、记录崭新的实践、讲述崭新的故事，引导新乡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文学要抓住新乡村发展变化的主轴

　　新时代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近年来，乡村叙事比较流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热衷于小我情调、沉醉于私人经验、泛滥于欲望消费、自卑于微观叙事、沉沦于历史虚无、重复于生活碎片，失去了标准、体统、深邃和辽阔。一些作家的乡土中国书写沉浸于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甚至“挂羊头卖狗肉”，打着非虚构的幌子贩卖营销其虚构的乡土之作。他们或以微观叙事、口述史、田野调查的名义，编造行政区划根本找不到的村庄或者子虚乌有的人物，夸大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或念叨着西方确立的一套所谓的“标准”，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为“我的世界”，再用显微镜放大乡村存在的非主流东西;或把琐碎、落后的个案典型化，别有用心地遮蔽、忽略乡村的发展进步和整体的真善美。

　　尤其需要批判的是，有的作品以“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进行语言“编码”，经过雕琢、修饰之后，“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再经过“隐喻”的手段呈现出一个“非虚构”的地方，并且把“中国”套装进去。此类作品中弥漫的“乡愁”，聚焦于乡土的破败和迷失，以及人性的弱点和暗处，带着戾气、怨气、娇气，十分矫情。而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奔小康道路上奋斗的身影，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你若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绝不是虚构的隐喻所能遮蔽和表达的，也不是口口声声以“救赎自己”来为新乡村唱挽歌。当然，对于新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正视，就像需要正视阳光下的阴影一样。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应该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紧紧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脱贫攻坚伟大工程的主题、主流，抓住新乡村发展变化的主轴、主体，既要记得住乡愁，又要反映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然，我们的文学就无法阐释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伟大变化，就不能跟上新时代的铿锵步伐。

　　(作者：丁晓平，系解放军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