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是列宁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口授的一篇具有纲领意义的重要文章。在这篇不到3000字的短文中，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批驳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借口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来否定十月革命的论调，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应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性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为后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

　　十月革命让俄国走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列，但落后的经济文化，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提出了严峻挑战。十月革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还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站在不同的立场，人们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普列汉诺夫声称，“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工人阶级在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夺取政权，只能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考茨基也打着经济分析的幌子攻击十月革命，认为俄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他将十月革命比喻为一个怀孕妇女疯狂万分地猛跳而引起的“早产”，预言这样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孟什维克党人苏汉诺夫也站在了批评十月革命的立场上，他撰写了7卷本《革命札记》，记述了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指责列宁缺乏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断言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

　　面对苏汉诺夫等人对十月革命的责难，列宁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列宁提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用这个论点来否定十月革命的人，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十足的改良主义者。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但在同时，他们也强调，社会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各种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历史过程中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只会“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列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也造就了能够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联合的条件。“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他们必然要奋起斗争，不失时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道路。

　　相比之下，苏汉诺夫等人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用以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金科玉律”，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一些教条主义。“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究其根源，在于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指示，他们完全不理解，甚至没有注意到。

　　用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的。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是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既要从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出发去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要重视某一个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状况，避免抽象地谈论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显而易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苏汉诺夫等人认为十月革命不应该发生，而且认为不应早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结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机械地、形而上学地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在西欧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并以为这就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个别发展阶段特殊性的统一。“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当然，列宁肯定俄国可以改变一下历史发展顺序，并不等于说他忽略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恰恰相反，他始终高度重视这个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强调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力，用革命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客观经济前提。他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命题，强调“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认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针对苏汉诺夫等人的批评，列宁质问道：“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回顾十月革命以来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列宁指出，我们“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东方国家革命将带有更多特殊性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会具有不同的特点。马克思在晚年的思考中批判了那种将他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点，强调不能够用西方经历过的过程来强制规范经济落后国家，尤其是东方社会的发展。列宁也在论证十月革命必然性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东方国家。

　　列宁将俄国定位于西欧和东方国家之间的国家，指出俄国国情决定了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同时，由于东方国家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因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探索落后国家革命问题时提出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等观点，揭示了东方国家革命的特殊性。而对于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那些人来说，由于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东方国家革命的这些特殊性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预言。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改造”创造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平改造的先例，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辩证法的阐释至今依然富含生机，充满活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书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要求我们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