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2020年7月19日是埃德加·斯诺115周年诞辰。斯诺是一位杰出的记者和作家，他立场鲜明，爱憎分明，他揭露邪恶，捍卫真理，他深入群众，脚踏实地做调研。斯诺更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和参与者。他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他为抗战中的游击队提供帮助，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密不可分。他的思想的转变与升华离不开鲁迅和宋庆龄等人的影响，斯诺称“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鲁迅去世后，斯诺写过几篇感情深挚的文章纪念鲁迅，本文章为其中一篇。高尚的人们的心灵总是相通的。

　　鲁迅是当代中国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文学家。他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使自己成为整个民族历史组成部分的作家之一。他生活于中国革命之中，毕生的经历就是描述那个伟大而又激烈的运动的一部史诗。1917年，他为中国的新文化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直到1936年10月19日，他55岁在上海逝世止，他在思想领域中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

　　在使鲁迅成名的那些现代寓言性质的精短小说——杂文中，有一篇题为《一件小事》。在这则故事中，鲁迅讲述了自己在乘坐人力车撞倒了一个老女人时的一段经历。他承认自己在人力车夫停下车去搀扶被撞者时，曾感到烦躁和愠怒，并怎样命令车夫快走。鲁迅肯定那个女人根本没有受伤。使他觉得惊诧的是那个车夫拒绝往前赶路，随着那个老女人去警察局投案了。他注视着这两个人走进了警察局的大门，那个车夫是自愿走进这扇大门的，鲁迅敏捷地意识到了这一自首行动的伟大意义，他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去年5月在上海的一次访问中，当我看到鲁迅时，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因为当鲁迅出来迎接我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个儿真的很小，只有5英尺多一点。然而，自从4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起，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身材相当魁伟的人。我真怀疑自己竟会有这样一个糊涂的、错误的记忆。但是我很快就忘掉了这一点，直到几小时后，我告辞时，他站起来，我才又一次看到他的确非常矮小。

　　事实是，当鲁迅在场时，你会忘掉有关他身材的一切，而只注意他那雕凿精致的头部曲线，刚毅的面容和眼睛里射出的深沉的光芒。正如他说自己“必须仰视着”去追随那个人力车夫那样，和鲁迅在一起时，你必须仰视着去领会他那崇高的思想。我认为鲁迅确实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虽然他的外表很虚弱，他的躯壳只是一张被他内心的炽热的烈火燃烧着的褪色的羊皮纸，但他所具有的迷人的魅力，使你无法区分出这一精神和肉体的差别。

　　然而使鲁迅的形象显示出无上高贵和尊严的并不是他那颗硕大的、带有两道粗黑浓眉的杰出的头颅，也不是他那双深邃的眼睛，而是人民倾注给他的巨大的爱。自从我来到中国，七年中从未感到一个中国人的死，像鲁迅那样真正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

　　一个国民党元老最近被人暗杀了，没有人为此哭泣。当胡汉民逝世时，他获得了所有官方的礼遇，在官方资助的报刊上也按照习俗发表了一些颂扬他的文章，但除了他的亲朋至友外，多数人是出于礼貌才掉下几滴虚假的眼泪，恐怕没有一个年轻人会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包括可怜的黄郛和中国前总理，昏庸的段祺瑞在内都是如此。尽管官方在他们的棺柩上堆满了花圈和言过其实的挽联，却丝毫也蒙骗不了人民群众，恰恰相反，这一切使人们感到耻辱，他们转过头去，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去鞭挞一具僵尸。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这样问道;“某某人死了，你知道吗?”

　　“是吗?”听的人回答道，“这对他的家庭是一个不幸.但对中国却是一件好事。”然后，人人都给予他一个最后的宽恕的微笑。

　　但是对于鲁迅的死.他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事情发生在我刚刚结束了和中国红军在一起的四个月的旅行回到苏区边界时，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我遇到了由八个学生组成的一个小队，他们是到苏区来为“共匪”工作的。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知道吗?鲁迅去世了。”

　　“啊?”和我在一起的一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叫道，然后他难受得只说了声“唉呀!”，我从未听他谈起过鲁迅，此时，我惊讶地看到他的眼里满含着泪珠，这八个学生是这样的生气勃勃，滔滔不绝，但有好几分钟他们都默然无言，你无法不感受到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悲痛。

　　“你认识他吗?”最后，我问那位年轻的军官。

　　“有谁会不知道鲁迅呢?我从未见过他，但大家都知道鲁迅是人民的朋友。我们共产党人都非常爱戴他。”

　　后来，消息传到了保安(在陕北的红色“首都”)，一定引起了大量的同样的反响。我听说在整个红色中国都为鲁迅召开了追悼会。不久前，我读到了(红色中华日报)发行的一份特刊，专门纪念自革命开始以来，中国产生的两名真正的伟大作家之一的鲁迅。

　　最近，当鲁迅在上海安葬时，人们看到了一个在私人葬礼中罕见的场面。无数衣衫褴褛的男人、女人和童工——他们的双手由于在缫丝厂、纺织厂和喧闹的都市中昏暗的车间里辛勤劳动变得粗糙了，他们和成千上万个双手柔软、受过教育的人们——作家、编辑、记者、科学家、教师及大批虔诚的学生汇集在一起，伴随着鲁迅的遗体来到他的墓穴。穷人热爱他，因为他维护了他们的利益;学生热爱他，因为他是他们在文化知识上的良师;知识分子喜爱他卓越的领导，甚至一些银行家也对他才气横溢，辛辣的笔锋表示敬意。上海有名的金融家章乃器因而赞扬他说：

　　“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替被压迫者说话，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写作并不是为了泄私愤，也不是为了使有闲的人们欣赏，他只是写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整个世界都在哀悼鲁迅，在他的墓前，来自各国的人民——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的民众聚集在一起，鲁迅的精神将永存……”[1]

　　作家、编辑、教员、教授和科学家们在各个城市举行追悼会，由衷地写下了颂词，赞扬鲁迅作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的崇高品德。许多人远道而来，只是为了能谦恭地加入行进的行列，这个行列弯弯曲曲地通过了那些能目睹这一葬札的拥挤的街道。这是一个使长期被压抑的感情大迸发的时刻，哀悼鲁迅具有双重的意义，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动。每本杂志，每份报纸都开辟专栏公开赞美鲁迅，而当他活着时，却只有少数编辑才敢于发表署他自己名字的文章。

　　鲁迅的去世最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的青年，他们深深体会到这一巨大的损失。他们哀悼鲁迅，因为他是他们的导师，是惟一能够理解他们的人。从广东到北平，从上海到遥远的成都，在苏区，在白区，学生们举行群众集会，宣誓要发扬鲁迅的精神。毫无疑问，鲁迅是最受他们爱戴和尊敬的一位文化领袖。在北平，学生联合会发表了一篇特别献辞赞颂鲁迅，并向全国散发了一本纪念册。在上海，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这样向鲁迅致词：

　　“先生，你竟真的离我们而去，我们竟真的丢掉你的领导了，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大声地呼号，但任凭我们喊破了宇宙，终于也听不到一个字的回响!我们再也禁不住嚎啕大哭了，我们情愿把我们千百万人炽热的血来重暖你那冰冷了的躯体!

　　“先生，我们听到你的回答了：‘踏看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是的，你已经建了这塔的基础，我们将去建造它。‘咬定了真理，辨明了是非，铁一般顽强地战斗前进!先生，你那贯串在全生涯的那一条泼辣的直线，将成为我们民族列车的轨道，将成为我们历史工程的指针!”[2]

　　为什么鲁迅会如此深受人民的爱戴?

　　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偶尔会出现这样一类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代表，他的一生如同一座大桥，跨越了两个世界，鲁迅是这样的人，伏尔泰也是如此。我认为雪莱、托尔斯泰、沃特·惠特曼、马克·吐温和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他所处的时代都是这样的一些代表人物。只是因为时代接近的关系，人们才随口把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不过，鲁迅远远超出了这个称号。也许，更确切地说.应称他为“中国的伏尔泰”。但事实清楚地表明，最恰如其分的称呼应是“中国的鲁迅”，因为鲁迅这个名字本身在史册上就占有着光辉的一页。

　　鲁迅的祖父是一位翰林，这是大清帝国授予的最高学位。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一个学者，也是一名官员。由于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决心把鲁迅培养成一名学者，因此，直到清朝垮台，鲁迅一直受着青年人所能得到的那种传统教育。不过，也许是由于在青少年时代曾度过一段贫苦的生活，当鲁迅在政府部门就职时，他从未利用自己的职权去榨取人民的任何财富，而是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只是利用自己的职位去抨击那些贪官污吏，因而也就失去了这一职位。

　　几乎像林肯·斯蒂芬斯作出一项社会决策那样，鲁迅在社会革命中慢慢地，一步一步发展了他那激进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只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的观点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而这些作品又大都用笔名发表，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有许多人认为鲁迅的死是一个醒悟者的死的原因。他很早就抛弃了幼时受到的封建王朝的教育，几年后，摆脱了愤世嫉俗的思想，几年后，又进而超出了怀疑主义——一直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几乎全都怀疑，甚至“怀疑于自己的失望”。他不停地写着，表达自己日趋成熟的感情、知识和洞察力，使批评的锋芒更尖锐有力。最后，当他快50岁时，支配他的则是一种取代不了的恨，痛恨一切在生活中他认为是“违背社会准则”的事。

　　最初，他恨封建主义，恨虚假伪善，恨贪污腐化，恨欺骗撒谎，鄙视资产阶级的傲气，鄙视任何形式的奴役。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邪恶，就如第一次读但丁的书时，他“本能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异端”。他恨残暴和不公正，恨愚昧无知，恨折衷妥协。但是使他深恶痛绝的是那种把所有这些社会的罪恶归咎为“自然”的宽恕和容忍。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有一次说道，他爱耶稣，但是憎恨基督教，他相信耶稣和列宁一样不能容忍邪恶，而基督教会比魔鬼本身还会宽容罪恶。

　　没有什么能比他留给自己妻儿的遗言更能显示出他的个性：“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根据这条准则，我们能探索出许多鲁迅的创作动机。他要“建造一座新的塔”的决心来自于他对过去一切无用的习俗的极端憎恨，他的工具就是“白话”，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使白话成为国语。鲁迅把锋利的笔蘸入了取之不尽的“无情”的井内，写下了讽刺性的 “随笔”。那些有力的杂文奇特地激起了读者辛辣的笑声和对腐化、虚伪、野蛮的义愤。

　　鲁迅早期学到的医道并未完全荒废掉，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他给中国文学施加了手术刀带来的那种新的解放的影响。像外科医生那样冷酷无情，当他一旦在对社会的剖析中发现了坏死的肌肉和毒瘤时，就用医生那干净、利索的动作，迅速地把它们剜掉。

　　当然，在他的性格和作品中有不少缺点,从批评的角度看，这种冷酷无情很可能是他主要的弱点，无疑地，这给他的思想和作品带来偏见，也严重地阻碍了他的才华的发挥，但他完全意识到这些偏见，对此深信不疑，他还能向你追溯出它们的历史背景。他确实从心灵深处信服他所爱、所鄙视的一切。我无法告诉你这在一个天才的中国人身上是一种多么罕见的品德。由此，他深信他是在为世界上的一切好事而奋斗，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目的，这给他的内心带来了安宁。我相信，他正是在这种安宁中死去的。

　　有人曾说过：从一个人结交的朋友中可知道他的为人，但他与那些人为敌却能赢得人们的爱戴。我有一种感觉，鲁迅对此将会报以赞同的微笑——即使在他的例子中，历史也许会推翻这一警句，因为现世的敌人早晚要死去，而鲁迅对他们的抨击将永存。

　　(来源：《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原载《民主》杂志1937年6月8日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