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苏联在伯力对山田乙三、高桥隆笃、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日本侵华细菌战战犯进行审判，并将庭审记录用中日英法俄五种文字公开出版，由此使世界知晓日本曾于二战期间在中国长春设立一支细菌部队，即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因使用“满第100”秘密番号，故被称为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一〇〇部队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利用动物、植物甚至活人作实验，研制和生产鼻疽、炭疽等烈性致病细菌，更在中国大地上实施细菌战，犯下滔天罪行，时至今日仍贻害无穷。

　　前身机构主动收集和研究强毒菌苗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设立临时病马收容所，即一〇〇部队前身机构，负责军马炭疽、鼻疽病的检疫。在检疫过程中，病马收容所有意识地主动收集炭疽、鼻疽菌苗。在1932年8月，病马收容所长安达诚太郎遵照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人至四平、辽阳等地，搜集炭疽菌苗，开展强毒菌苗研究，旨在准备实施细菌战。为了研究和培育强毒菌苗，安达诚太郎增设细菌研究室，派专人从事强毒菌苗研究，为日后一〇〇部队从事细菌战研究作了初始准备。

　　遵日本大本营命令自上而下逐步改编为细菌战研究机构

　　1933年2月15日，临时病马收容所根据关东军“关作命第二六〇号”命令，改编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陆军大臣上报《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提出临时病马厂“强化”为“细菌战对策研究机关”。同年8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根据天皇敕令，将临时病马厂正式改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8月3日，关东军司令部向天皇上奏“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改编完成”。自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成为奉天皇敕命设立的从事细菌战研究的专门机构。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建立后，厂址迁至长春孟家屯，面积约为50万平方米，内设各类细菌研究室，同时整合细菌学科研精英，设立第一、二、三、四部，其中第一部负责军马血清诊断，第三部负责血清制造，第四部负责细菌器材补给，第二部人员最多、业务最核心，集中了一〇〇部队、关东军乃至日本细菌研究人才，划分为细菌、病理解剖、临床、化学、植物病理五个科，专门负责各类菌液研究与生产。齐全的实验室和分工细致的细菌研究部门，为军马防疫厂从事细菌战所用菌液研究、实验、试验奠定基础。

　　准备和实施细菌战

　　1937年6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向陆军省上报“军用细菌研究从业者命令”件，得到批准后，在一〇〇部队内组建了以兽医大佐高岛一雄(曾任一〇〇部队长)为首的“军用细菌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军用细菌”研究。

　　随后，一〇〇部队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将炭疽、鼻疽病菌在战俘身上开展人体活体实验。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关东军开展人体活体实验“A”报告、“G”报告，记载一〇〇部队开展炭疽、鼻疽菌感染的活体解剖实验情况，实验持续时间约为6个月，实验对象主要是中国、苏联等的战俘。所有被实验的战俘，经过3天至108天不等的折磨后全部死亡。俄罗斯国家录音档案馆藏伯力审判录音显示，原一〇〇部队成员三友一男亲口承认曾将混有毒菌的食物，在不知情的前提下给中国战俘食用。三友一男还供述“自己对一名俄国人曾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第一〇〇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经实验后，一〇〇部队联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等日军其他细菌部队，配合日本华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在云南、浙江、江西等地实施细菌战。1942年4月，日本大本营为了报复“杜立特空袭东京”，命令关东军派遣一〇〇部队、七三一部队，携带细菌弹在浙江衢州、义乌撒布细菌，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伤害。至今浙江省内依然有被炭疽细菌武器感染的受害者，甚至出现“烂脚村”，贻害之烈于此可见。

　　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为了扭转败局，命令一〇〇部队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细菌战实战步伐。原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分部’计划，命令一〇〇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科，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此时，一〇〇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1944年3月，一〇〇部队已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1945年3月，一〇〇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平樱全作率队在中苏边境准备实施细菌战，要求提前购买500只羊，90到100只的马和牛，在日苏战争发生后，立即用“飞机喷洒”方式将先购买的牲口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当地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军队。

　　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实施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约，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地实施的战争犯罪，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遗憾的是，一〇〇部队在战败前夕，烧毁文件、破坏细菌研究设施，大部分队员提前撤退，返回日本，逃脱了正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