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峰(1896—1976)，湖北省保康县人，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一名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中央秘书处外埠交通科科长，中央交通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分局局长，红二、六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对外联络局局长，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部长等职务。王震等人评价他说：“德峰同志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越是沧海横流，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

在上海创建秘密交通

　　革命战争年代，党内秘密交通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它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党的各级组织之间互相来往的文件、护送党的干部、运送特别物资和经费等。1925年初，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这是党内第一个秘密交通机构。1926年，改归新成立的中央秘书处领导，称交通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中央秘书处内设置内埠交通科(又称内部交通科，简称内交科)和外埠交通科(又称外部交通科，简称外交科)。到1928年底，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一是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二是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三是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土地革命战争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革命根据地又很分散，交通工作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吴德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上党内交通领导岗位的。1928年底，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央秘书处外埠交通科科长，负责与革命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吴德峰上任后，对原来的北方线、南方线、长江线进行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力量。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外部交通科便把中央与各地的交通健全起来，形成比较严密的工作体系，建立起环环相扣的秘密交通网。

　　据1929年中央秘书处的统计，一年时间由外交科送往各地的文件有5523件，各省经过交通员送到党中央的文件达4687件，其中不少是十分重要的。例如，1929年2月，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并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来中央”。毛泽东接信后回信说，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目前应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党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的一些意见。中共中央和红四军前委之间的信函往来是由党内交通传递的。如果没有党内交通，毛泽东的重要意见很难反映到党中央。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0月又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的交通局，并将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归并于此。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组成秘密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局长。在吴德峰领导下，中央交通局很快打通了上海党中央至中央苏区瑞金的交通线，随后又打通至湘鄂西、赣北、鄂豫皖等苏区的交通。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在组织机构上是绝对机密、单线联系的。每一位同志来上海和党中央联系，每一件情报和机密文件的传递，每一项重要物品的输送，都要经过吴德峰的具体组织甚至亲自执行。

　　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决不可疏忽大意。创建党内交通工作伊始，吴德峰就领导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严格保密制度。他还进一步明确，对秘密工作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如果有人违反纪律，他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错了就是错了，没有任何理由可讲!敌人决不会因为你有原因有理由就不抓你、就不砍你的头。”吴德峰不仅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对自己和家人也严格自律。在上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在他家开会。他总是安排好后就回避，夫人戚元德站岗放哨时，也是不看、不听、不问。吴德峰还告诉妻子：“除本职工作外，不该问的不能问，就是夫妻间也不能例外，不该知道的，知道的越少越好，否则害人、害己、贻害组织。”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护送干部。从1930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为巩固和扩大苏区，党中央抽调100多名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其中有项英、任弼时、徐特立、邓发、萧劲光、刘伯承、伍修权等;第二次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和在上海工作的干部受到严重威胁，贺诚、梁广、罗明、陆定一等先后转移到中央苏区;第三次是1932年至1933年初，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包括博古、张闻天、杨尚昆等40多名干部。前两批护送行动是吴德峰亲自部署的，后一批他也作了精心安排。

　　在1931年的一次转移行动中，周恩来、王首道和黄火青等人分批从上海坐船去汉口，拟通过一个在汉口码头背后摆小摊的秘密交通点，转往湖南株洲进入中央苏区。但他们出发后，吴德峰得知武汉出了叛徒、那个秘密交通点已被敌人破坏的消息。吴德峰当机立断，精确计算三人的船行时间，分头派人把他们拦截回来，从而化险为夷。当时那一幕真是惊心动魄。

　　1931年9月，党中央决定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人先后分批转移至中央苏区。为了保障这些同志的安全，吴德峰亲自分地区、分段，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专门研究路线，抽调一批忠实可靠、最有经验的交通员护送，必要的地方还组织了武装交通护送。为了打前站，吴德峰先行到中央苏区考察落实，确定了安全可靠的路线。12月，周恩来从上海出发到汕头。吴德峰启用了由他直接领导的汕头绝密交通站，安全护送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圆、钞票和电讯器材等。1930年下半年，他亲自到鄂东特委书记胡梓处取回重达10斤的黄金回上海。周恩来称赞他“胆大心细，对党忠诚，是党可信赖的好同志”。在解决苏区物资供应问题上，吴德峰创造了开铺子的办法解决。苏区缺什么物资，就开什么铺子。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我们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交通局就利用社会关系，在汕头开了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中央苏区的需要。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两年九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满腔热情，工作精益求精，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领导西安情报工作

　　1936年10月，吴德峰随同红二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12月，他抵达陕北保安，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任局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考虑到吴德峰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带他去西安参加谈判。经过积极斡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在此过程中，他协助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随后，吴德峰根据毛泽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遵照周恩来的安排，化名吴铁铮，先后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第38军高参的身份作掩护，在西安负责组织和领导党的秘密情报机构，开展情报工作。

　　当时西安是敌我斗争的前哨。我们党在西安有三个机构：一是有着合法身份的红军联络处，后改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伍云甫任主任;二是中共陕西省委，是个半公开机构，省委书记为欧阳钦;三是直属中央领导的秘密情报机构，由吴德峰负责。三个机构根据不同对象分别行动，同时又密切配合，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机构最初设在兴隆巷的一个四合院内，刚开始只有吴德峰及其爱人戚元德和勤务员肖佛先三人。1938年，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译电人员，办公地点也从兴隆巷搬到曹家巷12号。同住机关的有陈养山夫妇、陶斯咏夫妇、蹇先佛、罗青长、于忠友、肖佛先等。大家以亲朋关系相称，住在一起亲如一家。

　　秘密工作风险极大，经常命悬一线，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吴德峰在西安工作时，在堂屋的一个佛龛洞里放了两把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放着，准备紧急情况时使用，并与妻子戚元德约定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他经常强调：“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勇敢坚定者被敌人抓住只能捐躯，贪生怕死者、叛变者，组织是决不会饶过的，敌人也只视为癞皮狗加以终弃，决不会有好下场。”他随时准备为党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长期秘密工作中，吴德峰总结了一套对付敌人的有效经验，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他总能够转危为安。有一天，吴德峰与罗青长带着装有一份秘密文件的手提箱在街上走，敌特突然在街两头设卡搜查行人。进退两难时，吴德峰迅速走进街边的书店买了一本软皮碑文字帖，借开箱取钱将秘密文件夹进字帖里，再请店员用包装纸将字帖卷起来包好。接书时故意付了一张大票子，示意罗青长等候找钱，他则拿着书先走了。罗青长出书店时，看到他已走近哨卡等候搜查。只见他从容不迫地将手中的书举过头顶，伸开两臂让敌特检查，结果有惊无险。

　　西安秘密情报机关设在曹家巷12号，后来13号突然住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的同志建议搬家，但吴德峰认为不宜马上更换，应利用“灯下黑”与敌周旋，因为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会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一天，有个特务跟踪他走进曹家巷，他灵机一动，径直叩开 13号的门，还热情地同开门的人搭话，跟踪的特务以为是自己人就走了。吴德峰对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特务也很有办法。他曾让办事处的人抬出两个装有大石头的木箱，叫伪装成黄包车夫的特务拉着在城里转圈圈，把特务累得直求饶，再也不敢来了。还有一次，他叫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拿着没装胶卷的照相机，对着在门口伪装卖香烟的特务“咔咔”拍照，硬是把这个特务给“照”跑了。

　　在西安，吴德峰选派一些对党忠诚、家庭关系复杂、便于掩护的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心脏部门，开展秘密情报工作，建立起多层次、多角度的情报工作网络。在他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工作的有戴中溶、王金平、熊向晖、肖德、霍建台、王昭贤等人。戴中溶是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夫人黄葳的哥哥，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毕业的高才生，曾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和建立无线电通讯网，官居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吴德峰经调查考核后认为，戴中溶的经历虽然复杂，但思想进步，有革命要求，遂决定起用他。经请示周恩来后，派黄葳做工作，说服戴中溶利用便利条件为党工作，并先后派罗青长、王金平、赵耀斌等与之联系。熊向晖是我党安插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秘密情报人员，职务是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肖德、霍建台等人则打入敌特组织内部，分别充当敌特组织的侦缉队长和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特务。

　　秘密工作需要同各方面人物打交道。吴德峰对西安社会各阶层进行了系统、详尽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状况、生活习惯以及社会交往情况。经过认真分析，他认为在国民党内部存在左、中、右三种势力，并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中间派占大多数，是可以争取共同抗日的力量。他将调查与分析写成材料上报党中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吴德峰几次回延安，毛泽东都亲自与他长谈，了解情况。这为党中央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

　　吴德峰非常注意搜集国民党政治、军事动态，这是秘密情报工作的重要方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此后又秘密颁发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吴德峰将这些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中央据此编写了《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的阴谋。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吴德峰通过戴中溶的关系，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掌握斗争主动权提供了情报保障。

在延安指导情报和交通工作

　　1940年6月，因吴德峰在西安的处境日益危险，党中央调他回延安任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交通局对外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即“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实际上，农委并不管农村的事，干的仍然是情报和交通工作，主要负责敌后及国统区的交通，护送干部到晋察冀、华北、太行山一带开展工作，同时还负责部分国内情报工作，并承担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

　　吴德峰到任后不久，就接受了派送一批秘密工作干部到西安的任务。他带着一卡车刚培养出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包括发报员、译电员和机要员等去西安分配工作。派送途中通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检查，才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这些秘密工作干部分赴全国各地后，吴德峰化装成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高级官员返回延安。这次行动是他西安秘密情报工作的延续。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各抗日根据地需要大批干部，延安的许多干部也要到各地工作，因此开辟延安至各地的交通线迫在眉睫。秘密交通是吴德峰的老本行，干起来得心应手。在他的领导下，农委很快建立健全了延安至内蒙古、新疆、上海、重庆、晋察冀、太行山、东北等地的秘密交通线，交换秘密情报、机密文件和运送物资、输送干部等工作也顺利开展起来。吴德峰还组织工作人员在农委的窑洞顶上架起电台天线，负责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系，并打通了经内蒙古、外蒙和兰州、新疆往来苏联的两条国际交通线，保证了延安与苏联的交通畅通。

　　20世纪40年代前期，党内交通有几次重大行动。一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部分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转移到苏北;二是1941年至1943年全国各地主要是县团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三是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局回延安;四是一批批党的干部和优秀青年从延安出发前往各地岗位;五是向往进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人士奔赴延安。这些大的交通行动，都是在吴德峰及中央交通局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1942年3月，刘少奇一行从苏北回延安，党内交通负责护送工作。刘少奇途经山东分局、湖西区、鲁西区、北方局、太岳区、晋绥分局，于12月底平安抵达延安。途中负责带路和护送任务的党内交通，采取接力的办法分段转送，一路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103道封锁线，多次遇到扫荡、伏击。在艰险的行军过程中，党内交通人员配合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

　　在长期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革命生涯中，吴德峰舍生忘死，严守纪律，缜密细致，临危不惧，多谋善断，充分展现了一位隐蔽战线重要领导人的风采。特别是其坚定不移的信仰令人钦佩。他出身于士绅家庭，其父兄在湖北军政界都有显赫的地位，但他为了救国救民，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王震曾说：人家闹革命是被逼上梁山，吴德峰却是家产万贯自己走上梁山。吴德峰与戚元德生了9个子女，大多送人或夭折、下落不明。他晚年谆谆教诲子女：“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时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昌盛富强，多少革命者前赴后继。你们必须继承先烈遗志，更加努力刻苦为之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