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0年，旧历腊月二十四，凌晨时分的杭州城一片漆黑，唯独西湖东岸不远处闪着点点灯光。灯光之中，人影幢幢。

　　那里是太学，南宋后期的太学。当时太学将近两千名学生，分处几十个斋，每个斋都相当于一个班级，而每个班级的学生都在祭祀灶神。对宋朝太学生来说，祭灶是过年以前最为隆重的一项集体活动。

　　祭灶是传统习俗，该习俗在现代中国仍有残留。北方民谣有云：“二十三，祭灶仙。”每年腊月二十三是祭祀灶王爷的日子。怎么祭呢？一般在厨房摆一供桌，供桌上摆些灶糖。灶糖又甜又粘，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上天述职的时候没办法打小报告。

　　宋朝祭灶有所不同，宋朝人要到腊月二十四或者二十五才会祭灶，在仪式上也比较丰富：除了摆灶糖，还要摆酒，还要撕下灶神的旧画像，贴上新画像，最后还要把旧画像烧掉，让喝过酒、吃过糖的灶神跟着那缕缕青烟直上云霄。

　　宋朝老百姓祭灶，有的在腊月二十四晚上进行，有的在腊月二十五早上进行。太学生祭灶却要赶一个大早，赶在腊月二十四凌晨。俗话说得好，无利不起早，太学生这么早就祭灶，说明祭灶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至少他们心目中，祭灶能带来好处。

　　宋朝老百姓祭灶，地点通常在厨房。太学也有厨房，甚至有好几个厨房。但是太学生人数太多，假如一千多人乌乌泱泱都去厨房，厨房再大也得被挤爆。所以他们只能分别在斋里祭灶，也就是在各自的班级里祭灶。

　　太学生祭灶会摆什么供品呢？有灶糖，有甜酒，另外还有三道果盘：大枣、荔枝、蓼花糖。

　　大枣随处都有，晒成干枣，长期保存。荔枝虽然不容易保鲜，但在宋朝已经有了成熟的蜜饯工艺，福建、广东和四川的商家将荔枝加工成荔枝干，全国各地都有销售。所以，祭灶的时令虽是冬天，太学生们仍然能买到大枣和荔枝。

　　蓼花糖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宋元时期江南地带比较常见的一款糕点，做法如下：将糯米磨成粉，用热水烫软，加糖加油，揉成粉团，切成长条，用麦芽糖挂浆，撒上芝麻，粘上青红丝，最后过油一炸。捞出来，又酥又脆，一嘟噜一嘟噜的，就像蓼花的花穗，故此得名蓼花糖。

　　用灶糖祭灶，是为了粘住灶神的嘴。用甜酒祭灶，是为了把灶神灌晕。灶神晕晕乎乎飞上天，嘴巴又被粘住，想说坏话说不出来。即使挣扎着说出来，必定也是好话——毕竟他享用了人间的糖和酒，吃人嘴短嘛！

　　那三道果盘又有什么寓意呢？

　　其中寓意跟谐音有关。大枣、荔枝、蓼花糖——枣、荔、蓼；早、离、了。太学生通过祭灶，希望借助灶王爷的神力，早一天离开太学。

　　做太学生

　　其实有各种优待

　　太学生为什么急着离开太学？太学难道不好吗？当然不是。宋朝太学对太学生其实有各种优待。

　　北宋前期本来没有太学，只有国子学。国子学是国立最高学府，但只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含七品)的子孙。小官和平民的孩子想上学，要么去私学，要么去某些州府兴办的地方官学。这样办学，社会阶层会越来越固化，既不公平，也不利于朝廷选拔人才。所以到了宋仁宗在位时，范仲淹搞新政，借鉴汉朝就有的太学体制，在京城建了一所太学。这所太学主要招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但也允许地方官学推荐上来的优秀平民子弟就读。

　　北宋首都在开封，范仲淹新政时期建造的太学自然也在开封。最初招生人数很少，全校只有两百名学生。到宋仁宗快要驾崩的时候，太学生增加到了六百名。

　　范仲淹新政以失败告终，太学却保留了下来。宋神宗在位时，王安石搞变法，把太学当成培育和选拔人才的基地，太学扩招到两千多人，学生待遇也有所提升。根据考试成绩，太学生分为内舍生和外舍生。内舍生成绩好，免收学费，每月还有三百文的“添厨钱”，也就是饮食补贴；外舍生成绩稍差，只免收学费，没有饮食补贴。

　　宋徽宗在位时，蔡京主政，太学扩招到三千多人，分一百个班级，这一百个班级又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个等级。外舍生免学费，无补贴；内舍生免学费，有补贴；上舍生不仅有补贴，还能参加每年一次的“升贡”考试，一旦通过这个考试，马上就有官做。

　　离开太学

　　意味着可以做官

　　进入南宋，国土面积小了，太学规模也小了。南宋初年，宋高宗和文武百官被金兵追着东奔西逃，小朝廷在河南商丘、江苏扬州、江苏南京、浙江宁波、浙江温州等地不断迁徙，连个落脚点都没有，所以没建太学。后来宋金议和，宋高宗把杭州改为临安府，杭州成了实际上的首都，开始着手恢复太学。

　　衣冠南渡，人多地少，杭州土地尤其紧张，南宋的皇宫都非常逼仄，哪里有空闲土地建造太学呢？宋高宗有办法，他不是在1142年(旧历1141年底)杀了岳飞吗？岳飞在杭州西湖东岸有一处住宅，被宋高宗收归国有，在1143年改建成了太学。

　　1143年南宋太学刚一建成，就招收了七百名学生。后来宋高宗当太上皇，太学生又超过了千人。到了南宋后期，太学人数稳定在一千四百人左右。理论上说，太学是宋朝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第二个选拔官员的基地，所以这千余名太学生都有机会做官。可是这么多学生，不可能每人都给一顶乌纱帽吧？所以必须从中选拔。怎么选拔呢？还是要考试。

　　在南宋后期，太学生每月一小考，每年一大考，每四个月还有一次期中考试。成绩优秀，能从外舍生升为内舍生；成绩拔尖，能从内舍生升为上舍生；成绩一般，只能老老实实当外舍生。外舍生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做官的，内舍生和上舍生想做官，也要等待朝廷的选拔。有时选拔人数太少，而够资格参与选拔的人太多，只能抽签。宋高宗的养子宋孝宗在位时，一千多名太学生里被选拔做官的只有七个人，剩下千余名学生只能继续等待选拔。个别学生成绩差，运气更差，一直在太学里待到七十多岁。

　　僧多粥少，做官太难，等不及选拔的太学生干脆去参加科举考试，一旦考中进士，马上光宗耀祖。我们熟悉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有一个铁哥们儿叫陈亮，他当年就是太学生，在太学长期苦读，人到中年还没官做，一气之下去考进士，竟然中了状元！遗憾的是，这哥们儿中状元不久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当官。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肯定能猜到太学生祭灶为何要摆大枣、荔枝和蓼花糖那三道甜点了——枣、荔、蓼：早离了。太学生都在祈祷上天，渴望早点儿离开太学，因为离开太学就意味着做了官，没必要再留在太学熬日子。

　　事实上，宋朝太学生渴望当官的激情非常强烈，他们不仅在祭灶时祈祷，除夕祭神仍要祈祷。在年夜饭的餐桌上，太学生同样会摆出三道果盘：大枣、荔枝、蓼花糖。不是爱吃，只为讨个吉利。

　　太学过年

　　不放寒假

　　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除夕就是春节前夕，太学生怎么不回家过年？为何要在太学里祭神和祈祷？难道他们就不放寒假吗？第二，太学生都是文化人，文化人怎能如此迷信？怎么非要向上天祈祷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宋朝太学是有年假的，但却没有寒假。每年春节、寒食和冬至，太学生各有三天假期。古代交通落后，从杭州到成都要走半年(当年陆游从浙江到四川上任，路上花了六个多月)，别说没有寒假，就算连放两个月假期，远路的学生也来不及回家过年。所以呢，他们只能留在学校过年。

　　再说第二个问题。宋朝太学生都是孔子门徒，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代表不相信怪力乱神。我们熟知的宋朝文化人，例如苏轼、朱熹、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秦少游，对神神鬼鬼都有点儿迷信。苏轼当地方官，一遇到大旱就焚香求雨。王安石晚年退休，还把住宅捐出去当做寺庙。秦少游带着老母亲坐船经过洞庭湖，不能顺风挂帆，竟然在船头杀牲祭神，还写下一篇《祭洞庭湖神》的文章。连这些大腕都如此迷信，太学生祭神时摆三道果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咱也不必苛求古人，就说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只因为“卧佛”与“offer”谐音，某些青年学子就去卧佛寺烧香，祈祷早日拿到国外名校的offer，不也是尽人皆知的老新闻嘛？

　　苏东坡推荐秦少游做太学博士

　　文章最后，让我们八卦一下那些与太学有关的宋朝名人。

　　最有名的可能要数李清照，她十八岁嫁给赵明诚，当时赵明诚二十岁，正在北宋太学读书。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不是太学生，但却在太学当过老师——李清照八岁时，李格非担任太学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

　　李清照是婉约派词人，另一个婉约派词人叫秦少游，苏东坡的门生，也在太学当过老师。1090年，通过苏东坡推荐，秦少游当上了太学博士。不过这次推荐遭到了苏东坡政敌的抨击：“秦观素号薄徒，恶性非一，岂可以为人师？”秦少游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怎么有资格去大学当老师呢？

　　其实苏东坡的门生不止一个在太学当老师。有一个叫晁补之的学生，在太学当太学正；另一个叫张耒的学生，在太学做太学录。太学正和太学录都是主抓校风校纪的行政人员，宋仁宗时期可由学生兼任，后来由专职官员担任。

　　苏东坡没在太学当过官，也没有当过太学生，但他却和弟弟苏辙一起在太学门口租过房。1061年，苏氏兄弟在京城参加一年一度的制科考试(相当于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为了能在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里专心备考，在太学正门东南侧租了一所民房。

　　我们都读过田园派诗人范成大的名作：“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其实范成大是南宋政治家，官居副宰相，他曾经对南宋太学进行改革，增加太学生当官的选拔名额。范成大有一个堂兄范成象，则在太学里担任太学录。

　　南宋最著名的豪放派词人是辛弃疾，他娶妻范氏，而范氏的父亲——也就是辛弃疾的岳父——名叫范邦彦，曾经是北宋末年的一名太学生。范邦彦在北宋没有当上官，北宋灭亡以后，此人官瘾未减，参加了金国的科举考试，做了金国的官。当然，后来他又投奔了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