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2日，星期日，晴。午后，鲁迅由冯雪峰、柔石陪同，走出景云里弄堂，去往数百米开外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下午两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诞生。自此，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翻开新篇章。

　　91年后的冬日暖阳下，我们行走在上海虹口区多伦路、四川北路一带，转马路，穿弄堂，再一次步入左联成立大会会场，穿梭于景云里、公啡咖啡馆、内山书店、大陆新村，寻访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一批左翼文化名人留下的足迹。我们不禁思索：左联这个名字，对于当下年青一代还有多少现实意义？回望这段于暗夜中呐喊、书写的篇章，为何至今让人心怀敬意？

站在时代潮头浪尖，追求先进文化，吸引和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左联是在血色中诞生的。

　　左联成立之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陷入最低潮。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历时两年的革命文学论争结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走进多伦路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一楼展厅再现了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时的场景。一方讲台，一块黑板，十几条长凳，在这间不大的教室里，50多位作家济济一堂，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文艺运动就此开启。

　　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代表中共党组织作《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发言。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的成立，是党从组织上加强对革命文化工作领导的开始。随后，在众人的期盼中，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即兴发言。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面对当时“左”倾激进表现，鲁迅表现出他的冷峻。他提出，革命作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并第一次指明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

　　大会直开到天色昏暗，通过了行动纲领，选举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执行委员。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正式开始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左联成立后，迅速向全国扩展，先后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和天津、广州支部等地区组织。1930年夏，左联东京支部成立。1930年11月，左联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

　　“左联是世界左翼文化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左联的许多活动都与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步。”在学者、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看来，“左联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它的先锋性”，将左联作为世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来观察，恰恰可以看出我们党的先进性——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追求先进文化，向着没落和腐朽开战，由此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以笔为枪，鼓舞大众，让红色文艺之旗屹立飘扬

　　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

　　上海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是鲁迅生前最后一处居所。隔着马路，就是新式里弄住宅东照里。1933年3月至6月，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在此间居住。就是在这里，瞿秋白抱病完成了《鲁迅杂感选集》的编选，并撰写一万五千余字的序言，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析鲁迅的创作及其思想。

　　跟随左联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脚步，我们从多伦路出发，沿着“鲁迅小道”行走。至今，虹口区仍然留存有大量左联遗迹，“鲁迅小道”便是梳理其中几个地点串联而成。小道见证多少历史风云，我们仿佛看到，90年前的“他们”行走其间，以笔为枪，鼓舞大众，让红色文艺之旗屹立飘扬。

　　左联重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推动下，左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以极大努力输入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据统计，自1919年到1949年，全国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书籍约1700种，左联时期翻译出版的占40%。除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等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辛克莱的《屠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等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

　　左联的业绩和作品站在了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制高点上，更是传诸后世的宝贵财富。2020年，左联成立90周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完成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和展陈改版工程，一些尘封的左联往事以新面目呈现在观众面前。

　　纪念馆三楼，是左翼文艺代表作品的展示。左翼文化大旗之下，文学、电影、戏剧等创作极大活跃。以电影为例，1933年3月，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1933年至1937年，陆续拍摄、上映了74部左翼电影。展厅中央，滚动播放着《渔光曲》《马路天使》《风云儿女》等电影片段。

　　“当年的左联盟员多是一群年轻人，我们希望面向今天的年轻人讲好左联故事。”左联会址纪念馆馆长何瑛说，“对先进文化的不懈求索，正是左联不可磨灭的时代意义。”

到人民中去，与身处的世界保持血肉联系，是“左联”精神对当下文艺的启示

　　首先，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

　　——《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

　　1933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茅盾长篇小说《子夜》，3个月内重版4次，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也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在周立民看来，茅盾《子夜》的成功，在于作家打开了自身生活经验的世界，以金融和资本的视角呈现1930年代的上海。同为左联盟员的艾芜写作《南行记》同样如此，对滇缅边境民众苦难与斗争，以及传奇风情的展现，开拓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新领地。“关注当下，到人民中去，与身处的世界保持血肉联系，正是左联精神的体现，也是当下中国文学需要的品格。”周立民说。

　　2016年，作家程小莹参与上海市作家协会发起的“红色起点”创作项目，一头扎进对左联往事的梳理，用三年时间完成了非虚构作品《白纸红字》的创作。在他看来，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左联首揭左翼文化大旗，推动了革命文化的发展。左联提倡的“文艺大众化”主张，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延安以及新中国文艺构建。

　　1936年初，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需要，左联解散，汇入抗日救亡文化的大潮。虽然左联存在仅6年左右，但它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新文学创作和批评、翻译介绍外国进步作品和作家、培养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人民大众的文学新路等方面成就卓著，为20世纪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首先就强调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说，左联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继续“目光向下”，从“为人生的文学”到“文艺大众化”，让新文学和新文化尽可能容纳更多的民众。就这一点来说，从“五四”到左联、再到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这条线索一直贯穿于党的文艺创作观之中，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隔90载，发端于左联的“文艺大众化”的思考，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