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钳制和吸引了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还让红二、六军团有了战略依托，使其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红二方面军。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亦是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重要战略区域。

　　【追寻】

　　2月28日，烟雨迷蒙，坐落在张家界市永定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在一方闹市中，静静伫立。

　　推门步入纪念馆右侧的省委礼堂旧址，166位曾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将帅的照片全部陈列于此。87年前，就在这座礼堂里，任弼时、贺龙等向战士们传达中央指示，正式开辟湘鄂川黔苏区，一场轰轰烈烈策应中央红军的运动从此展开。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向湖南进行战略转移，计划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调集了40万兵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妄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与潇水之间。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红二、六军团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在任弼时、贺龙的率领下，红二、六军团对国民党发动了为期2个月的湘西攻势, 相继占领永顺、桑植、大庸(今张家界)等地，一片拥有40多万人口，纵跨400里、横跨240里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全面形成。

　　1934年11月26日，湘鄂川黔省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大庸成立，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关向应等为委员，正式开启了长江南岸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的历史序幕。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省委开始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让处于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中的红色阵地得以进一步巩固。”纪念馆讲解员杜双介绍，当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展土地革命。

　　湘鄂川黔边区地处武陵山区，封建势力顽固，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同官僚军阀相勾结，对农民群众大肆搜刮，百姓生活苦不堪言。1934年底至1935年春天，湘鄂川黔省委连发3个土地革命文件，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广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湘鄂川黔省委吸取了以往土地革命的教训，对一些具体政策进行了修正和创新：只没收富农的土地，不没收其房屋、财产;道士、和尚、牧师等人，同样分配土地;对地主家属，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这样既活跃了根据地经济，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据记载，仅大庸、永顺、桑植、龙山四县就有近15万人获得土地。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纪念馆里一张印有“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歌词照片备受瞩目。“在当时，参加红军是根据地最为光荣的事情。”杜双解释道。

　　根据地建立后，为了掩护中央红军顺利长征，随时准备对抗国民党“围剿”，“扩红运动”势不可挡地开展起来：在政策上优待红军及其家属;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用少数民族语言张贴标语、文告;收编土著武装，加强对地方赤色武装的领导;纠正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与统一……红二、六军团迅速发展壮大，至1935年9月，达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

　　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根据地各项建设日益发展，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政府。1935年初，蒋介石抽调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根据地实行六路军事“围剿”。

　　在反“围剿”斗争里，红军先后作战30余次，共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师、1个师部和1个旅，缴枪8000余支，新建立了慈桑、宣恩、龙山3个县的革命政权，牵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敌军，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

　　【感言】

　　87年前，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将士们带着革命理想的火种，开展土地革命、培育红军2万余人。他们在一次次绝境中重生，用坚守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时代意义。一百年来，怀着坚定理想信念，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