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一些历史考察和分析有着重要意义。

　　传播中探索：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萌芽

　　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形成于资本主义发达、内在矛盾日渐显现的欧洲。如何将之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是20世纪初摆在早期共产党人面前的时代课题。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求真态度和唯实作风，强调要从具体历史环境出发，不能不顾国情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而应客观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由此，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开启者，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思想基础。

　　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立即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陈独秀强调，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

　　毛泽东作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去法国寻求革命真理。在许多人劝他出国留学时，他回答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在当时出国留学成为时尚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是他后来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组织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奋斗目标，其实质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实际斗争中很快发现：中国革命如果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尤其是在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是组成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革命的前景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党的二大确定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

　　实践中突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实步伐

　　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如何认识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照搬照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搬硬套，带来惨痛的教训;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将刚刚成立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推向了革命潮流的前列。1927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党的领导机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在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次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

　　1927年9月，毛泽东等人受中央指派发动秋收暴动，随后向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进军，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于1928年4月也上了井冈山，实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朱毛会师，发展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时，全国先后建立起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先后撰写发表了一系列光辉著作，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著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这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完全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其后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通向胜利的新道路。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由于早期一些党的领导人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又受国际和国内复杂环境影响，党内教条主义盛行，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将苏联经验绝对化的倾向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特别是王明等人认为，山沟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并给毛泽东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毛泽东于1930年发表了声讨教条主义的檄文——《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大声疾呼：“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这是毛泽东从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上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初步概括，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思想雏形，阐发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步伐。

　　理论上升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由于“左”的指导路线的影响，红军丧失了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但革命的挫折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认清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认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从党的方针政策方面，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一系列文章，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上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与此同时，毛泽东从思想路线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批判了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主观主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哲学的高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上具有重要意义。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全会还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把握，已经克服并超越了狭隘的经验性认识，成熟并升华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

　　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党于1942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此基础上，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会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不停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呈现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