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布《红军中党员发党证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局决定红军中的正式党员一律发给党证”。此次发放的党证封面正中竖排印着“中国共产党党证”七个繁体大字，封面上方弧形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图为欧阳平（原名欧阳俊法）的党证。（图片选自陈洪生著《长征路上的“红小鬼”》一书）

　　党员证作为党员身份的一种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起到了一定的管党治党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探索与党员证件、党员身份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回顾这一历史，可以从中见证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的进程。

　　“党证对每个党员有同他入党一样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都应完全负责保存他自己的党证”

　　中国共产党在很早就与俄国共产党（布）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正式成立后，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指导。因此，中国共产党颁发党证这一制度可能是受到俄国影响。早在1920年7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就作出《关于在全俄范围内对俄共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和建立统一的党证》的决议。1920年底，统一格式的俄共（布）党证替换了旧的党证。1922年，这一格式的党证统一集中印制，首次实行俄共（布）全党的统一编号。1921年刘少奇在俄国任中共旅俄支部委员时，既是俄共（布）党员，又是中共党员，发的是俄共（布）党证。

　　目前中共党内最早提及党员证的文件是1923年6月中共三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章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由此可见，虽然中共三大并没有发布专门针对党证的文件，但党证的签发与收回在当时已成为党组织默认的实施党员管理的方法。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统一战线工作，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议案》规定：“（中共）新创设之组织，须遵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之党纲章程及党证。”按照规定，这一时期中共各级组织均需使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放的党证。1927年4月，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胡汉民所作《清党之意义》曾提及清党“不能单以党证为凭”。由此可见，党证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统一发放，但这一时期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的党证可能有些不同。

　　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自然不会再用国民党所发放的党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酷的生存环境，党员管理也面临困难。1928年，针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悲观思想，井冈山根据地整顿党的组织，进行“洗党”运动。“清洗之后对党员重新立表，登记造册。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

　　文献资料及现存党证表明，1933年中共中央曾为红军中的正式党员统一发放党证。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布《红军中党员发党证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局决定红军中的正式党员一律发给党证”，且“党证应由中央局组织部编号盖章颁发，目前首先发给红军中与独立师、团的正式党员（地方党部与警卫连、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以后再发）”，并同时发布了《党证条例》，对通过党证进行党员管理提出了16条具体要求。还规定，在党证发放前，要“详细调查现有正式党员的数目”。现存的朱德（党证编号：第001128号）、欧阳平（原名欧阳俊法，开国少将，曾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党证编号：第014968号）、杨立三（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党证编号不详）等的党证均为此次发放。

　　此次发放的党证封面正中竖排印着“中国共产党党证”七个繁体大字，封面上方弧形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下方横排印着党证编号。首页是一张表格，登记着党证持有人的基本情况：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入党年月、发证时间等。封底印着《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二、没收帝国主义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当时有些党员对党证不够重视，遗失了党证，只以登报声明作废了事，在组织上没有加以必要的考察与审查。针对这种情况，1934年4月1日，中央组织局发布了《关于保护党证的决定》。《决定》对党证的重要性及遗失党证的处罚办法作了规定：“党证对每个党员有同他入党一样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都应完全负责保存他自己的党证。”“如因自己不注意妥当保存党证而致遗失或者无故遗失党证的，应受党纪律上的处分。”

　　《决定》起到了应有的效果，许多党员同志都对党证有了足够的重视，长征途中甚至出现了“长征走多远，党章党证带多远”的现象。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率部翻越党岭雪山时，发现许多冻僵的战友遗体被埋在雪里，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

　　上世纪五十年代，党曾有过实行统一党证制度的打算，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除中央统一发放党证外，也有部分党组织自主给党员发放过党证。如1934年10月，川陕苏区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党组织决定给优秀党员签发党证，以对全体党员形成激励作用。每一位党员都要在支部会上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简历、作战表现等，再经群众评议、支委会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签发党证。开国少将陈波将军（原名陈汉清）的党证就是此次发放的，当时共颁发了2000张党证，但新中国成立后仅发现了这一张。这张党证已血迹斑斑，党证上方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头像，及两颗五角星，下方表格内是姓名、年龄、籍贯、发证时间等陈波将军的基本信息。

　　再如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避免伤员或牺牲的战士无法确认身份，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印制了一些《临时党员证》，要求每个党员带在身上。这种《临时党员证》印有“战时党员守则”十二条，证内是持证党员的基本信息。

　　抗美援朝时，在朝鲜战场上同样发放过《临时党员证》。1950年志愿军九兵团入朝作战后，伤病员中的共产党员在集中医治的过程中纷纷要求过组织生活，有的同志则向原所在部队索要党员证明。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向原单位求得党员证明是很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1年3月，志愿军九兵团政治部及时向全体共产党员发放了《临时党员证》。据时任师司令部机要科机要员的老兵吴志勤回忆，《临时党员证》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些找不到部队的同志凭《临时党员证》过上了组织生活，并找到了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党员证制度不断探索。五十年代，我党曾有过实行统一党证制度的打算。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时认为，发党证对于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并决定结合发党证的工作，对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大的整顿。1956年1月，刘少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双方的会谈纪要透露出，中共中央组织部曾要求苏共中央管理党证的机构介绍印制党证和颁发党证方面的经验。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管理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域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党员队伍也日益呈现出流动频繁、结构复杂等特点，这些都给传统的党员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使流动的党员能够及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94年1月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员流动中组织关系管理的暂行规定》。同年12月，中组部发布《关于试行〈流动党员活动证〉制度的通知》，《通知》明确自1995年7月1日起实行《流动党员活动证》制度。《流动党员活动证》适用于短期外出（6个月以内），或长期外出但暂时无法转移组织关系的党员，是流动党员参加党的活动的凭证。党员可持证在外出所在地或单位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但不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再次明确流动党员外出前应向所在党支部“领取《流动党员活动证》”。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加强进城务工人员中党的工作，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党员教育管理，不断探索党员教育管理新模式、新途径、新方法。2017年10月16日，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央组织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开通仪式，该系统具有党员电子身份认证、组织关系网上转接、党员教育网上开展、党组织活动网上管理、党员和党组织数据网上统计分析等功能，是促进党员教育管理服务迈向信息化、智能化的有力举措。

　　在中央积极探索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也实施了党员证制度或新型的党员管理制度。如2014年江苏省洪泽县在流动党员中试行集身份验证、活动积分、网上互动为一体的“电子流动党员证”。通过建立党员信息库，为全县1300多名流动党员统一制作以身份证号为识别码的电子活动证，流入地党组织可凭借电子活动证信息上网鉴别党员身份，验证后可实现党组织关系的网上转移。IT技术的运用，不仅优化了党员教育管理，也提高了党员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目前，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全国统一的党员证，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管理制度却在不断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