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作家像柳青那样，为了写作而变成其写作对象。

　　在1953年到长安县皇甫村落户之前，柳青已经是地道的文化人。他做过报刊编辑，在文艺团体任过职，参加过《中国青年报》的创办，还创作了《种谷记》、《铜墙铁壁》等一批优秀文学作品。

　　的确很难想象，有着这样经历的人会和一个农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有关记述里，人们看到的柳青通常穿着老式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小帽，和当地的农民没有什么分别。当然，在另外的场合，他可能还有另一个形象——一身西装，一副深究式的金丝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这两个反差强烈的形象竟完美的结合在柳青的身上。

　　柳青的体验生活与一般作家不同，他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到农村暂时生活一下，而是以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角色十七年扎根在农村，把自己当成农民，把农民当成兄弟姐妹，和农民打成一片。农民也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柳书记”，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与农民之间建立了血溶于水的深厚感情。

　　他深入人民生活的对象化态度异常坚决和彻底，在皇甫村他和农民一道积极投身于当时农村正在进行的合作化运动，给区乡干部、农民讲社会发展史，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亲自指导王莽村“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胜利农业社”。他经常与公社干部王培德、胜利大队王家斌一起研究农业生产，并与他们成为了终身朋友。当时，由于生产队死了牲口，他还停下手头正在写作的《创业史》第二部，编写了《牲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发给农民作为指导。生产队里水泵出了问题，没有专业的修理工，他也义务去修理。1960年4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长安县的领导劝柳青不要把钱全部捐掉，多少给自己留一点，但他说他也是社员，他的所有劳动收获也应该像其他社员一样全部归公。

　　当然，柳青扎根农村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当农民，而是为了写农民。他首先是一个自觉的立志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作家，他要写出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心路历程。他投入农村生产生活中，用心地体验，细致地观察，深沉地思考当时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合作化运动及其三农问题，真正做到了入身入心入情。可以说，《创业史》这部小说正是他殚精竭虑、用生命书写的作品。

　　他曾经说：“《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的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人的态度，就有我自己的写照。”他还说：“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怎样塑造自己呢?在生活中塑造自己，在实际斗争中塑造自己。”在《创业史》中，柳青精心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民形象，而同时也努力地塑造了自己，他是完全地把自己溶入到农民当中，溶入到社会主义事业当中去的。

　　柳青从不讳言他的创作目的，他说：“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也因此，在后毛泽东时期，《创业史》和其它类似作品一样，被打上“政治工具”的标签。然而，认真考察《创业史》的创作，它绝不是生硬的迎合政策，而是以人物为中心，细腻地揭示人们的情感、立场和价值观发生变革的过程。用柳青的话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表现出来。

　　《创业史》展现了“创事业”与“创家业”的矛盾冲突，实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小农经济私有制理念的碰撞斗争。解放前梁家经过几次创家业失败，梁三老汉发家致富的梦想破灭。解放后，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土地，梁三老汉“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的梦想又复活了，眼见蛤蟆滩的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家业越创越大，他指望儿子梁生宝也能走创家业的路子。然而，从小倍尝生活的辛酸的梁生宝，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当“老资格”的党员郭振山还停留在“创家业”的小农意识里不可自拔、革命意志消退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了蛤蟆滩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他积极、聪明、公道、能干，一心扑在群众的事业上，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勇于作出牺牲。他团结带领贫苦农民发展生产，远赴外地购买优质稻种，组织群众进山割扫帚卖钱补贴生产资金不足，他帮助困难户度过难关，面对两户退组毫不动摇，紧紧地把群众团结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最终使合作社克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绩，令那些一心想往个人发家致富路上奔的单干户刮目相看，心服口服。梁三老汉也经过事实的教育，终于相信了梁生宝的事业，他对儿子从心底里服气了。“在党可以把一个庄稼小伙子变得这样强大，窝囊受气一辈子的梁三老汉，有什么话说呢?”

　　小说过深入描绘通蛤蟆滩的社会变迁，以及包括梁三老汉在内的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塑造了梁生宝这一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农民光辉形象，并且将这一光辉形象永远立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上。

　　柳青原计划要完成四卷本的《创业史》，写作内容从互助组阶段到成立生产合作社，直到最后建立人民公社，然而因种种原因，第二部《创业史》还未来完成时，他却在1978年带着遗憾辞世。因此，他的《创业史》也成了一个未竟的事业，这恰恰就像一个寓言，现实中的中国农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了分田单干的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被抛弃，由土改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波接一波的汹涌澎湃的农村发展浪潮戛然而止，经过转折后的农村走到了一条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的历程作为一部艰苦创业的历史，那么这样一部“创业史”也如同柳青的小说《创业史》一样，成为了一个未完成的宏大工程。

　　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获得广泛赞誉的《创业史》被逐渐冷落，一些人认为它不过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政治写作的代表，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对此柳青生前曾有预言，说他的作品需要“五十年后以后再看吧”。柳青曾对女儿说：“下一个时代，你们会右，也许右得不能再右了，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再寻找正确的的路。”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单干后，小农经济的繁荣景象仅仅在改革之初昙花一现就消失了，90年代后就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尽管中央先后采取措施，减免农业税、开展农村振兴计划，实行精准扶贫，但没有根本上改变三农状况，“农民分化、农业弱化、农村空心化”的新三农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的发展。

　　与之对比的是，一批毛泽东时代延续下来、至今仍然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如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山西大寨村、河北周家庄公社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实现就地城镇化，达到全体村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历史的发展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梁生宝式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产生是完全的可能的，他们就是陈永贵、王宏斌、吴仁宝、雷金河。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化事业的余辉也艰难的延续至今，闪耀着熠熠光彩。

　　然而，历史的发展不可能简单重复，在当前的条件下，中国农村何处去?中国农民何处去?中国农业怎么发展?如何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道路?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沉重话题。当今，以文学的形式展现这一思考的作家并不多见，而刘继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创作的小说《人境》刻画了马垃这一乡村知识分子形象。马垃思想敏锐、内心丰富、情感深沉，有文化、有见识，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既是观察者、思考者，更是一个敢想敢干而又沉稳务实的实践者。面对家乡神皇洲的凋敝状况，他组织农民成立了神皇洲第一个农业种植和销售专业合作社，积极筹划利用贷款解决村里的灌溉和饮水问题，架设电话线与网线，使乡村进入互联网时代，并设计了整治污染、种植花木、重建民居的蓝图，期望实现他心目中的农民乐园。他给举目无亲的孤儿“小拐儿”以家的温暖与庇护，重树了谷雨等村民对土地的信心、对生活的奔头以及活着的尊严。“村民们散了多少年的心似乎又重新聚集起来了”，与此同时，马垃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孤单落寞的离群索居者变成了一个温暖而充实的人，踏实的劳动与真诚的奉献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目标及新生的感觉”。然而，农村贫富分化和衰败的现实，政府的实用主义和骑墙偏袒，资本的疯狂肆虐。最后合作社被解散，神皇洲也被一片大水淹没，喻示着以小农为基础的农民协作组织在政商联盟进攻下无可奈何溃败的现实。

　　小说中的描写也真正是现实中的情况，一方面几十年的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新三农问题突出，农民纷纷离开农村奔向城市，只有留守农村的老弱病妇还在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政府扶持资本下乡，对农民的土地确权流转，希望通过资本组织规模经营，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危机和农民出路都成问题。

　　所以，《创业史》提出的问题，揭示的真理，到今天仍没有过时，这也是正是它常读常新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讲，《创业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践行初心的历史进程，虽然中途夭折，但历史的真实存在永不磨灭，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今天我们回顾柳青其人其作，既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又是一种思想的出发;既是一种历史的召唤，又是一种现实的启迪。透过重重的历史风烟，我们仿佛看得到，在一片潇潇春雨的原野上，闪现着的那些真诚的共产党人的身影。

　　这正是：

　　春风处处说柳青，山河故国总关情。

　　千年苦农翻身日，改天换地一时新。

　　沧海轮回风物换，余韵绵绵叹昔今。

　　谁言尧舜皆虚话，创业艰难青史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