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津是位于冀鲁交界处的一个普通小县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它因一部小说而闻名。这部小说就是作家郭澄清初版于1975年的《大刀记》。《大刀记》以战争、人情、人性纵横交织的维度，故事以梁宝成、梁永生、梁志勇三代人为代表，叙述了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胜利近40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一部运用宏大叙事，将家族悲剧与民族悲剧相结合的史诗般巨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红色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一大批红色文学作品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成为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刀记》以强烈的史诗意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而艰辛的历程，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强烈的鼓舞作用，是一部家族史与民族史融合的民族诗史杰作，对当下文学创作具有引领意义。

　　1975年，三卷本《大刀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大刀记》一出版，就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接连被改编成电影、评书、戏剧、连环画等艺术形式，一时间《大刀记》家喻户晓。

　　红色文学经典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大都具有豪迈激昂的悲壮气概和超拔高迈的崇高风范，其根本价值和主要意义在于将英雄情怀彰显出来和传承下去，砥砺和激发当下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感。《大刀记》中最典型的英雄形象，毋庸置疑是大刀队队长梁永生。他出生在20世纪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家庭出身，注定了他要承受着各种压迫。压迫使梁永生懂得了仇恨，仇恨激发了他强烈的反抗精神。在幼年时期，他就敢于蔑视豪门大户。门大爷在授艺传刀前，就严肃地叮嘱他要保持大刀的骨气，使他认识到只有大刀能替穷人说话。通过教书先生房兆祥的讲述，使梁永生深受太平天国“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感染。从他大闹黄家镇、夜闯龙潭的一系列行动中，可以看到这种革命传统的影响。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复仇思想的普通农民，父母被白眼狼用阴谋手段逼死，他踏上复仇之路，历经种种磨难，最终参加了革命，并将家仇上升为国恨，为了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不懈奋斗。就作品结构而言，这部作品采用了古典传奇小说手法，例如独特的叙事视角、章回体的叙事结构等。同时，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时常会设置一些离奇的情节，利用悬念环环相扣，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正是在创作中借鉴了古典文学的叙事技巧，《大刀记》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英雄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创世史、成长史与心灵史。红色文学经典作品的重要标志，以及与其他文学艺术经典在思想意蕴和美学风格的重要区别，在于其无与伦比的悲壮美与崇高美。《大刀记》中的美无疑是那口作为象征符号的“大刀”：这口大刀，能替咱穷人说话，能把咱穷人那一肚子苦水控出来，能把那人情事理正过来。

　　第一次出现“大刀”，就带来了一股咄咄逼人的寒气，给大刀赋予了骨气和精神的内涵。从一口大刀到大刀队，大刀队伍在扩张，“大刀精神”在发扬，“大刀队”这一觉醒的农民英雄群像诠释着英雄情怀。革命的成功自然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正是人民群众筑起的铜墙铁壁，为奋勇杀敌的大刀英雄解除了后顾之忧，保证了大刀队的游击战得以顺利展开。可以说，从高黑塔到长工，从长工到长工的儿子梁永生，从梁永生再到大刀队⋯⋯大刀传承的历史，是从报一己私仇的个人抗争，到团结群众、共同抗战的过程。大刀的主人们从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斗争，即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凌辱的中华民族站起来的缩影。

　　“大刀”形象的塑造和“大刀精神”的提炼，很好地诠释和彰显了齐鲁文化的豪爽与担当。“大刀精神”既有历史承继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将在新时代语境下再次熠熠生辉。

　　“大刀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同时又是农民基于自身的生活经历而自发地续接并逐渐形成。因此，《大刀记》在传递这种“大刀精神”时，注重从表达方面与其民间性特征相匹配，那就是民族化的表达方式，从而既从艺术的层面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内在统一，同时，从接受的层面使最广大的大众读者群体能够有兴趣读、有能力读，在从民间性的层面初步理解“大刀精神”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接受“大刀精神”的深髓。

　　《大刀记》在语言运用上，采用了丰富精彩的农民语言，自然清新，营造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充满地域文化风情特色。郭澄清出生在德州市宁津县时集镇郭皋村，少年时便从事革命工作，这种成长经历给郭澄清的创作带来十分深远的影响。书中，“啥穿章儿”“甭捣鼓啦”等词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样的词语在郭澄清的作品中还有很多，郭澄清在充分利用鲁北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可以说，郭澄清是较早将鲁北方言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当代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在运用了鲁北农民语言的同时，对这种语言进行了提炼加工，使之既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又成为感情丰富、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因而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浓郁的鲁北文化气息。这或许也是家乡宁津交给郭澄清的重任，因为宁津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它急需一位文学家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

　　当然，郭澄清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局限于地理特色的描写，而是对独特的人文景观、风情民俗展开了文学性加工。宁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民风习俗丰富多样，其中关于节令时节、婚丧嫁娶等的描写，在《大刀记》中描写得尤为生动具体。如第一章《闹元宵》中的元宵节、第二章《灵堂栽赃》中的葬礼⋯⋯这些传统古老的习俗，在小说中的描写趋向口语化，朴实自然，生动形象，放置在鲁北平原这样一个地域背景下，再结合小说中情节的推进，显得别有风味。

　　郭澄清以近似白描的表现手法，再现了故乡大自然的瑰丽，而这些文字与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气质、境遇是比较一致或接近的，以景衬人，赋予了人物更鲜明的个性。可以说，郭澄清的地域乡土书写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乡土叙事的回应，将地域文化引入乡土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在通过鲁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描述里，深藏着他对鲁北人的精神文化心理的探索和探究。

　　郭澄清既然要为农民创作，就必然要考虑农民是否读得懂，是否喜欢读。所谓读得懂，就是要照顾农民的文化程度，就是要大众化。他大量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说书艺术的传统手法，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的艺术形式。

　　1955年，郭澄清在《河北文艺》第10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郭大强》，后收入197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澄清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热情歌颂了农村的新人物、新思想、新风尚。他要写出榜样一样的人物和故事，让榜样的力量来影响和引导社会生活。他坚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他写出了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短篇小说《黑掌柜》和《公社书记》。这说明，郭澄清的小说更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长篇小说《大刀记》所折射出来的“大刀精神”，也只有在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叙事过程中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来。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开启了新一轮重大文学转型和变革进程。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电视剧播出平台不断增加，2015年，《大刀记》被改编成电视剧。当然在此之前，作为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大刀记》就已经被改编为电影、戏剧、评书、连环画等多种形式。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文学的“经典性”通常意味着典范性、超越性、传承性和独创性。在互联网时代，媒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大刀记》依然能葆有青春活力，可见这部作品在时代中主流化和精品化的凸显。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大刀记》在一定程度上，走在了媒介转变的前列。1975年，《大刀记》的广播剧一上线，就在全国迅速产生了轰动的效应，那时，每台收音机前都会围坐着人群，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人们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句话，可谓是“家家收听《大刀记》，人人称颂梁永生”。1977年，《大刀记》的电影版上映，基本上保持了原作的基本结构模式，这确保了原作所蕴含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得以清晰地凸现出来。同年，《大刀记》的连环画版出版发行，连环画图文并茂，有一种类似电影的效果。由于《大刀记》连环画先于同名电影面世，所以连环画的场景和人物形象也为后来同名电影的拍摄提供了素材参考。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大刀记》分三次出版发行。作为一部现代小说，在不到10年间，共有三个版本的连环画出版发行，可能也十分少见了。

　　在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又有广播剧、电影、连环画等，让“大刀精神”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当然，苦难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光荣和伟大，它凝结为一种文化的品性积淀在民族心理结构中，外显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和内在的精神状态。因此，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大刀精神”将始终存在，它将以新的面貌和内涵在新时代重放异彩。

　　《大刀记》的作者郭澄清是带着美好憧憬而走上文学之路的，在郭澄清投身革命、投身文学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身心融入的热情。这种热情也是郭澄清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文学家的魅力所在。他以文化传承者的身份和使命担当，创作了大量反映山东鲁北地区革命历史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文学作品。重读《大刀记》其实是想研究小说中的那个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一代人的生活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