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一块国家一级文物铜质秤锤，上面刻有“苏维埃万岁”“壹佰斤”“公平交易”字样和五角星等图案。这块毫不起眼的秤锤，见证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实施“十大政策”的历史荣光，把人们带回80多年前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寨子湾简陋的窑洞里，被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作“娃娃主席”的习仲勋，创造性地制定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廉政、社会教育改造等“十大政策”。这些政策特色鲜明，实事求是，内容全面，措施完备，对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制定土地政策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规定：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分川地不分山地;田、青苗一齐分;红军家属分好地、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土地等。这些政策非常具体和实用，深受根据地人民的欢迎。比如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并且，参加劳动的地主家庭成员可以分地，这是对以往党的土地政策的一个很大突破。还规定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这和寺村塬时期红军打到那里，在政权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体现了习仲勋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以人民为天

　　始终以人民为天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局部执政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制定财政粮食政策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坚持以老百姓的心为心，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成立牧场，养猪放羊;设立集市，便利交易，保护小商人;发行苏币，流通金融。采取奖励农耕、经营红军公田、兴办机关农牧场、合作社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出现了“苏区与白区在军事上残酷较量、但经济上却互通有无”的特殊景象。

　　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勋等边区领导人十分注意商业贸易工作，与白区商人交朋友，通过开放搞活政策，吸引白区商人来南梁做生意。当时的边区干部蔡子伟回忆说，荔园堡集市设立后，群众非常欢迎。通过集市，红军和外地商人搞交易，用羊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物品。有一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到南梁做生意，见了一个站岗的红军战士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地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以为红军战士嫌钱给得少了。刘志丹和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去向这位白区商人道歉，说明红军的纪律，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战士不懂礼貌，商人连连说：“我不知道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这件事，迅速传遍了白区，起到了宣传红军的作用，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发展了，经济搞活了，物资广为交流，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

　　南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明确指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照金的绣房沟、南梁的荔园堡和洛河川的胡皮头，习仲勋都亲自抓兴办集市，搞活经济，极大地丰富了物产供应，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称赞。

　　坚持又斗争又联合

　　创造性探索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的重要原因。针对陕甘一带地方民团、土匪、哥老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的复杂状况，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敌人不搞一刀切，区别不同对象，坚持分化利用和争取改造相结合，对能为我所用的民团、土匪和哥老会等势力，积极予以争取，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和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予以消灭，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比如引导争取改造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农民武装走上革命道路;引导保安县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郑德明等200多个哥老会成员投身革命。最具影响的是争取黄龙山土匪梁占奎手下营长郭宝珊起义，成为党在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对于不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土匪武装，如赵老五、张廷芝、杨谋子等，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打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采取恰当的方法，做好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积极消除“红白对立”。在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第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先后停止剿共，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来，刘志丹在旧军队中培养的统战对象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都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其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党一笔宝贵的财富。

　　还是南梁政府好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制定了严格的廉政法规。比如：党政军干部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些法令，严明了党纪政纪和军纪，保护了群众根本利益，深受群众欢迎。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很重。为渡过难关，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当时每人每天供给小米一斤半，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袜自备。1934年11月7日举行阅兵式，大家张罗着要修个阅兵台，还要有彩门。刘志丹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结果只花了一点钱，群众来得多，还敲锣打鼓，十分热闹。

　　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有关廉政规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据时任陕甘游击队一班班长的王殿斌回忆说，在1935年4月，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占领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率党、政、军机关转移，那时天气已经热了，习仲勋还穿着三年前穿的旧棉袄、破棉裤。边区工作人员马仰西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南梁堡找习仲勋谈工作，晚上睡在一个破窑洞里，没有被褥毡席，他们就穿着衣服，枕着石头，睡在光溜溜的土炕上。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把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边区政府创办了列宁小学，把打土豪获得的财产拿出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划拨土地作为校田，补充办学条件的不足。习仲勋等边区领导人亲自到学校给学生上课。边区政府还创办了《红色西北报》，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凝聚了人心。

　　此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军事、民政劳资、知识分子、肃反与社会教育改造等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突出陕甘边区实际，保障和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独立自主解决和处理陕甘边区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成功探索。根据地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了红色政权是真正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非常感慨地说：“还是南梁政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