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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主观臆断,竟然被一个俘虏、国民党的一个营长张锡侯离间计所迷惑,从而掀起滔天巨浪,大张旗鼓变本加厉地发动“肃反”运动,把数千名红军指战员送上断头台,终于葬送了洪湖根据地。
1932年5月,襄北苏区天汉县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率领部队击溃国民党军张锡侯营,并且把他们包围于小里潭。当时,只要再发起一次冲锋,就可全部消灭敌人。张锡侯见形势危急,假称天色已晚,答应次日早晨投降。杨国茂认为敌人是瓮中之鳖,答应次日早晨接受投降。哪知次日清晨情况剧变,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突然赶来,不仅救出张锡侯营,而且打散天汉地方部队。战报送到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夏曦感觉事发蹊跷,怀疑是杨国茂故意纵敌,立即命令政治保卫局彻查。事情也是凑巧,几天以后红三军捕获了张锡侯。夏曦亲自提审,命令一阵猛打张锡侯,随即讯问:“回答,你和杨国茂是什么关系?”
张锡侯是湖北汉川著名大地主,在家乡恶贯满盈,被俘以后,自思没有生还的可能性,听见夏曦语气似乎怀疑他与杨国茂有什么勾结,于是横下心来,要拉几个红鬼垫背。他谎称杨国茂是老朋友,同谋于近日在红军和游击队里发动兵变。张锡侯拿起笔,写出了一个很长的黑名单。夏曦信以为真,认定杨国茂是国民党改组派,不许他本人申辩,立刻实行枪决,然后按照名单抓人,刑讯逼供,自己认罪不能算完,还要揭发同伙。这样,政治保卫局边抓边审,边审边抓,雪球越滚越大。不到两月,湘鄂西根据地一千多个党政军干部被牵连入狱。
大肃反开始的时候,贺龙正在前线指挥部队打仗。打着打着,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被抓走。先是军参谋长孙德清,接着是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然后第七师参谋长赵奇、第八师师长段玉林、第九师参谋长张应南、教导二师政委涂美中和大批团长相继被杀。早期柳直荀和夏曦是友好同学,夏曦照样毫不留情。而且,夏曦杀人像割草,一茬一茬地割,第七、八、九师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是换了三批,三批无一人幸免。贺龙忍不住了,他赶回洪湖瞿家湾中央分局驻地,走到夏曦面前,质问:“孙德清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非要杀?”夏曦回答:“他们是国民党改组派,是打进来的奸细。”贺龙不服:“红三军是我拉起来的队伍。敌人打进来了,我怎么没有发现呢?”夏曦回答:“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红军里建立了军委、师委、团委、支部,在地方上建立了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是与我们的组织相同。也就是说,我们的某级委员会,多半是他们的某级委员会。所以,他们隐藏得很深,不容易被我们发现。”贺龙气愤地说:“你抓的这些人都是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骨干人物。他们既然是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要千辛万苦地去发动革命呢?”夏曦翻着眼睛大声回答:“他们发动革命,就是为了变本加厉破坏革命啊。”贺龙万分苦恼自己没有几多文化知识,根本无法说服眼前这个巧舌如簧左得发狂的湘鄂西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
1932年洪湖苏区丢失以后,红三军绕道千里,返回了湘鄂边地区。原先二万人的雄师只剩下了九千人的病狮。“肃反”搞得部队军心涣散,人人自危。因此,行军途中战士们都不敢说话,睡觉时背靠背做哑巴。憋屈,大家心里实在憋屈。
贺龙认为这种异常情形必须改变,否则红三军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他首先找到军政委关向应,然后提出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关于开会,关向应没问题。在会议上面,贺龙主张集中力量恢复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立即停止“肃反”运动。
夏曦接连摇头,认定洪湖苏区之所以丧失,就是因为有大批反革命、改组派、国民党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暗藏在革命队伍里。关向应听罢劝夏曦,为了稳定军心还是停止“肃反”,贺龙准备接着表达暂停“肃反”,都被夏曦挥手斩钉截铁抵挡回去。这次,关向应也赞成了贺龙的正确观点,看来关向应稍微醒悟了,夏曦并非总是对的。
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只有三个委员,夏曦贺龙关向应。平日夏曦知道关向应支持自己,所以总是强调民主表决,经常以二比一的表决结果让贺龙闭口。这次关向应跟贺龙观点一致,夏曦怒不可遏,以中央分局书记名义宣布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肃反工作必须坚持到底。夏曦使出了杀手锏,强迫别人服从。
夜晚,贺龙悄悄找到关向应的住处。贺龙问党内是否讲道理,关向应也赞成党内民主。贺龙小声说,召开分局委员会议,由他提出,选举关向应为书记。关向应胆量小,赶紧拦住贺龙话头。关向应怕夏曦,那是发自内心的怕。贺龙无奈,从此不再提换分局书记的事情。夏曦可是分局书记,一手遮天。
夏曦很有气势,关向应望尘莫及。因此,关向应一如既往还是唯夏曦马首是瞻。
夏曦曾上过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能言善辩,党内难逢对手。即使以理论权威自称的王明也让他三分。在“肃反”问题上,夏曦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出发,紧随王明,坚决做纯而又纯的布尔什维克。夏曦“肃反”心似冰铁,疯狂至极。越是红军大祸临头时,他越要清除“内奸”。在他心里,越左就是越革命。由于严重思维定式,夏曦久而久之习惯了处决自己的同志。其中的一部分人,都是英勇善战让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