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按照佛教的说法，本身是一种“业”。由上课来积累的业力，也叫业绩——我们学习的成绩。我们从小就熟悉一个词叫“作业”，从小就要留作业、写作业、完成作业。后来我们知道，不光学生有作业，工人干活也叫作业，比如工人有作业组、作业班、带电作业等等。

　　再后来我们知道：在佛教里，业也就是孽。这么一看，就有点不大好——原来作业就是作孽。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好事儿、应该做的事儿，原来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坏事儿。大家都孜孜努力的这个方向——从小做很多题、看很多书，都争取成为有出息的孩子，后来努力考上了好大学，被人羡慕，再后来要考研究生、考博士——这一套东西里边其实都有孽。可是难道我们就不写作业了，不上课了，不念书了?好像不那么简单。

　　如何既作业又不作孽，这个挺难的，恐怕也不止我一个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出于工作的需要，当然是鼓励同学们好好上课、好好读书、好好写作业。但是我心里也有另外一个声音：“这些不做也可以，这些不做也无所谓。”别人跟我说某学生很好，某学生写的论文很有分量，某博士生写的论文很像教授，在我看来都无所谓。焉知你不是正在作孽呢?当然我们不随便给人扣这个帽子。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标准评价自己的人生。我们往往为了一个很好的意愿，投向一个目标，又战胜了很多竞争者，获得成功，达成了这个目标。可是也许达成这个目标之后，就开始作孽。也许在你成为北大学生之后，也许在你读了博士的时候，也许在你留校任教之后，也许在你被评上了教授，或者被评上了长江学者之后，你就开始了作孽，或者开始新一轮的作孽。所以我评价人不以这个台阶来评价，而是以业和孽的关系来评价。

　　周作人不是讲胜业吗?周作人说的很多话都是很有道理的，或者说都是高级的漂亮话——不像新月派，那些人说的都是低级的漂亮话，很容易戳穿——所以周作人比新月派要高级。可是再高级，如果不能跟你的生命结合起来，那最终还是漂亮话。周作人自己的人生，它是个败业。不论多少人给周作人洗地，用多么冠冕堂皇的论文来讲周作人其实很了不起，好像几十年也没有翻过个儿来。周作人的人生其实是败业，他败业的人生反过来衬托他花了那么大力气故作轻松、故作有学问地写出来的那些胜业的文章，就使这个老头显得更可怜。努那么大的力干嘛呢?就不能老老实实地说一句“我就是汉奸”?还不如当下的许多人渣。当下的很多人渣倒是有担当——老子就是要毁掉中国，我就是看不起中国，老子就是汉奸怎么了?这种简单的人渣之言，里边好像反而有一种担当。而周作人拐弯抹角的，想说你们都是人渣，我才是最伟大的人;而且披上了这么多的学问，想把孽说成业。这里边包含着真正的可研究的学问。

　　有的时候我上课，我指导学生，除了要敷衍我们这个体制之外——因为我们和这个体制之间，还没有发展到需要进行革命的程度——除了敷衍这个体制之外，我们还要讲一点真正的学问是什么。真正的学问，在大家写的那些论文之外，在我们老师们写的那些论文之外。二者不是对立的——就像我们平时要吃饭，有病要吃药，这是必须的，但这些不是我们成为人之为人的东西。我们怎样做一个研究生?什么是做学问?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说清楚的，甚至不是言语能够表达的，是需要每个人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的。

　　相比来说，老舍的一生是胜业还是败业呢?我觉得老舍具有的独特研究价值，在于他不是这么简单地能评定的一个人。随着岁月的远去，我们的研究对象，逐渐凸显出来它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一个没见过的不认识的人，干嘛研究陶渊明、研究王阳明、研究鲁迅、研究老舍?这是我有时候喜欢唠叨的一些话题。关于老舍的话题我们展开得比较充分。我们谈论的一些话题，可能老舍自己也喜欢谈论、喜欢思考。比如上次我们谈的女性的问题。

　　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做了半天学问，还不如不做学问的人看得清楚?今天有两位同学要谈“老舍与洋人”的话题。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也是一百年来凸显的重要问题，而且在今天，这个问题好像更加重要了。你们怎么看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怎么看未来十几年的中国?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中国是还存在，更好了，更坏了，还是灭亡了?这跟我们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比我们这个专业更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每个人学了这个专业就能谈论这个问题，要看你是怎么学的。

　　2018年5月23日 于北京大学